自五月末以来，成千上万的欧洲民众走上街头，声援美国民众因黑人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而发起的抗议活动、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6月6日，德国慕尼黑的集会共有2.5万人参加，而同日在柏林和汉堡也发生了参加者过万的集会。到了6月第二个周末，欧洲的示威声浪依旧不减，从伦敦到华沙，从雅典到斯德哥尔摩，反歧视示威在全欧持续蔓延。

欧洲版“民权运动”？

　　本轮欧洲爆发示威的逐渐升级，不仅表现在范围与规模的扩大，更体现在抗议对象的转向与诉求的深化上。最初在伦敦、柏林等欧洲主要城市的示威活动多将矛头指向特朗普政府与美国警方，示威也以在美国大使馆、领事馆前举行为主。后来，当抗议向全欧蔓延时，其对象也日益对准欧洲本土的种族歧视与暴力行为。
　　警察的暴力执法、“结构性”的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历史成为欧洲示威者瞄准的对象。譬如，24岁黑人男子特拉奥雷2016年被警方拘留期间身亡的事件就成为巴黎民众示威的主题。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等被视作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代表政治人物的雕像则遭到涂鸦，以表达对殖民主义的“清算”。
　　放到当代史的范畴来看，围绕“反种族主义”为主题大规模且深入的游行示威在欧洲实属罕见。欧洲虽为殖民主义的先行者，但其本土之前却未发生过美国式的民权运动。一方面，欧洲本土并没有“种植园”式种族主义的社会结构，其种族主义更多输出到殖民地。而当代欧洲的少数族群，尤其是非洲后裔，则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后来到欧洲的移民及其后裔。欧洲种族主义对这些新移民少数族群的历史创伤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二战后欧洲的自我反思也极大压缩了种族主义的生存空间。由种族主义点燃的二战重创欧陆，战后欧洲也因此对种族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各国虽仍存有一小部分极右乃至新法西斯分子，但这一群体长期以来都是“过街老鼠”似的存在。
　　2015年夏的难民危机打开“潘多拉魔盒”，以部分极右势力为代表的种族主义声音回归欧洲政治的话语中，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针对有色族群的恐怖袭击事件。种族主义在欧洲的重新抬头，一定程度上也唤醒欧内部对于反种族歧视与暴力的重视，为此次绵延欧洲的示威埋下伏笔。鉴于此，虽然在示威中出现了不少破坏、暴力的行为，欧洲主流观点整体上仍然倾向于肯定示威的进步意义。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欧洲恰恰需要这样的“民权运动”，即使其难以复制当年美国民权运动的成果，至少将有助于欧洲内部对种族主义的反思和讨论。

疫情加剧欧洲结构性“种族主义”

　　无论欧美，此轮游行示威的鲜明特点是将抗议的焦点集中到各自内部结构性的种族主义之上，而不再满足于聚焦个案“就事论事”。
　　前文提到了近年来欧洲极端的种族主义与对少数族群的仇视，但与之相比，对少数族群伤害更深、波及更广的或许是是植根于日常观念、行为乃至制度之上的种族歧视与暴力。这种歧视也被称作“结构性”的种族主义。根据欧盟机构下属的欧盟基本权利机构2019年所做的第二次欧盟少数群体和歧视调查，在欧洲的非洲移民或其后裔在日常生活中均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种族歧视：遭遇种族骚扰与暴力;受到警方基于种族画像（racial profiling）的盘问;面临劳动市场以及职场上的不公平待遇;寻找住房过程中被拒绝;等等。
　　新冠疫情的暴发在事实上加剧了欧洲少数族群所受到的歧视与不公正。疫情期间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停滞以及对外出行的限制，有色族群失去工作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其不适宜居家隔离条件的生活环境劣势也被进一步放大。而来自警察的盘问与暴力、遭受到的种族暴力与言论攻击亦在不断增加。根据非政府组织欧洲反种族主义网络的统计与分析，在今年一到四月份，各国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报道了至少191起有色族群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事件。
　　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抗议虽行“反种族歧视”之名，但其实际上着眼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不平等。有色族群在政治上发声渠道受限、经济收入整体水平偏低、宗教文化上又被视为异类并遭到歧视。这些常年受到的多重压迫，再经过疫情以及弗洛伊德事件的催化，转化为示威中的怒火似乎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大量的白人也参与到游行示威中，表达他们对社会公平议题的关注与对政府举措的不满，揭示了当前欧洲社会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不平等。

欧洲亟需维护“团结”

　　相较于美国同僚对游行示威的态度，欧盟及欧洲各国政府更多表现出理解与直面问题的态度，采取相对温和的手段看待并回应示威者的诉求。默克尔等欧洲政要均谴责了种族主义，欧盟委员会负责保护“欧洲生活方式”的委员斯基纳斯在近期也表态，欧洲“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处理”。但他同时认为，“与美国相比，我们的问题较少，社会制度也更好。”
　　但在此次游行示威更多聚焦结构性种族主义的背景下，简单的表态与发声远不足够。欧洲社会期待欧盟及各国政府拿出更多的具体举措抚平民众情绪，真正维护欧洲不同族群、阶层之间的机会均等，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正如全欧151家非政府组织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公开信中所说，欧盟及成员国不应只将矛头指向美国，而对自身种族不平等的境况作“充耳不闻式的沉默”。欧洲反种族主义网络也呼吁，欧盟及各成员国应从确保警察公平、有效执法开始展现对于解决警察暴力以及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决心。
　　团结与平等始终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元素。欧洲查理曼奖获得者、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曾将团结形容为“今日欧洲最富特色的价值观”。加顿艾什强调，欧洲的团结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有社会公正、自由企业与社会安全相互平衡……在欧洲一定不能有美国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丛林，让穷人和弱者死在贫民区”。20年前，欧盟先后以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第13条和2000年6月《种族平等待遇指令》的形式对成员国打击种族主义的义务加以明确。如果说20年后的今天，种族歧视现象仍然在欧洲广泛存在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或许是让欧洲重温“初心”、进一步维护欧洲内部平等与团结的机会。
　　当然，对于示威民众而言，掌握好示威的方式和时机对于他们争取乃至实现自身合法权益亦至关重要。在疫情尚未彻底结束之际大规模游行上街——尤其是不加防护措施的人群聚集，一旦导致疫情的再度大规模暴发，恐怕將加剧不平等。而诉诸暴力的举动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都不受欢迎。不过，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精英，无论是国家、群体或是个人，是否能够率先让利而不再执着于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或许将是解决当前各国社会乃至全球化面临困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