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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国实施战略性包围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从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步发展到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破裂。邓小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们关系之所以搞坏，为什么搞坏，就是因为苏联要控制我们。”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性包围，试图压服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北面，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威胁。
1964年，苏联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总数达到54个师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1969年3月，中苏之间在两国边界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除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并于1978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
（二）在南面，试图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利用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1971年8月，苏联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涉及“第三国”的条款中约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11月，苏联又分别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同样条款的条约。上述条约都带有军事同盟性质，事实上形成对付中国的军事联盟。周恩来曾说过：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烂货再捡起来，就是‘包围圈’嘛！”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并迅速完成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这表明它的南进政策前进了一大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邓小平曾指出：“阿富汗问题更带全球战略性质。中国同阿富汗有共同边界，也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对中国的包围。”
毛泽东、邓小平等对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考
如何应对苏联对我国的包围态势呢？
毛泽东指出，苏联对中国实行的战略性包围看上去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的全球战略最本质的问题是苏美两霸的争夺。邓小平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目标是霸占所有的地方，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苏联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从你这个大胖子身上刮下一层油。”
根据这种判断，毛泽东、邓小平等认为，对付苏联，“中国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而要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战略上要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准备。对内，备战防御。对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等对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团结谁、打击谁，在战略思路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战略思路的调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个阶段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对“三个世界”理论，周恩来、邓小平都十分赞成。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战略步骤
在打破苏联包围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根据不同形势和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步骤。大体可分为以下阶段：
（一）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毛泽东等确定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亚非拉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支持；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同西欧及日本关系的改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分别多次与所有已建交的亚洲国家友好互访。中国还同朝鲜、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也门、印度尼西亚、蒙古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国积极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同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都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在继续发展同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关系的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同西欧、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1964年，中法建交，在世界引起震动，被西方媒体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与此同时，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开展了多层次的往来，发展同他们的贸易关系；中日关系也从过去的“民间先行”转入“半官半民”的阶段，为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外交成就，打击了苏联企图通过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包围中国的阴谋。
（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等确定“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将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积极改善中美、中日关系上。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中美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仅1972年一年，中国就先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
（三）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有利局面，中国根据毛泽东“一定要争取第二世界”的意见，重点开展对西欧的争取工作。当时，中国同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因此，做好西欧国家工作的关键是揭露苏联战略的真实意图。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西欧、美国、日本朋友时，有针对性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1975年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说：“我们不是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西方，但我们关切西方。我们观察了几年，感到苏联要闹事，首先在西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关切西方。”这期间，中国同西欧国家加强了高层互访。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同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们都表示认同中国的观点。
（四）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不再单独依靠美国，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于1974年和1975年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重提“亚安体系”，利用越南控制老挝、出兵占领柬埔寨，搞“印支联盟”，同时支持越南“挤入”东盟。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越南提出加入东盟，实际上是打入东盟，以此推行苏联亚安体系战略。”这样，这个时期做好团结东盟的工作成为打破苏联战略意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继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交往。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展工作。
这些工作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东盟国家不但没有加入苏联的“亚安体系”，而且坚决抵制了越南加入东盟的要求，由此阻遏了苏联通过越南控制东南亚、形成包围中国态势的战略。
1989年5月，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用邓小平的话说：中苏之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回顾中苏之间20多年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中国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国际战略，务实地去开展工作。这一思路至今对我们妥善处理国际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摘自《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B⑧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从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步发展到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破裂。邓小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们关系之所以搞坏，为什么搞坏，就是因为苏联要控制我们。”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性包围，试图压服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北面，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威胁。
1964年，苏联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总数达到54个师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1969年3月，中苏之间在两国边界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除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并于1978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
（二）在南面，试图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利用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1971年8月，苏联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涉及“第三国”的条款中约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11月，苏联又分别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同样条款的条约。上述条约都带有军事同盟性质，事实上形成对付中国的军事联盟。周恩来曾说过：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烂货再捡起来，就是‘包围圈’嘛！”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并迅速完成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这表明它的南进政策前进了一大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邓小平曾指出：“阿富汗问题更带全球战略性质。中国同阿富汗有共同边界，也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对中国的包围。”
毛泽东、邓小平等对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考
如何应对苏联对我国的包围态势呢？
毛泽东指出，苏联对中国实行的战略性包围看上去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的全球战略最本质的问题是苏美两霸的争夺。邓小平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目标是霸占所有的地方，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苏联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从你这个大胖子身上刮下一层油。”
根据这种判断，毛泽东、邓小平等认为，对付苏联，“中国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而要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战略上要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准备。对内，备战防御。对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等对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团结谁、打击谁，在战略思路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战略思路的调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个阶段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对“三个世界”理论，周恩来、邓小平都十分赞成。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战略步骤
在打破苏联包围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根据不同形势和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步骤。大体可分为以下阶段：
（一）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毛泽东等确定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亚非拉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支持；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同西欧及日本关系的改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分别多次与所有已建交的亚洲国家友好互访。中国还同朝鲜、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也门、印度尼西亚、蒙古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国积极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同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都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在继续发展同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关系的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同西欧、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1964年，中法建交，在世界引起震动，被西方媒体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与此同时，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开展了多层次的往来，发展同他们的贸易关系；中日关系也从过去的“民间先行”转入“半官半民”的阶段，为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外交成就，打击了苏联企图通过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包围中国的阴谋。
（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等确定“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将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积极改善中美、中日关系上。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中美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仅1972年一年，中国就先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
（三）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有利局面，中国根据毛泽东“一定要争取第二世界”的意见，重点开展对西欧的争取工作。当时，中国同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因此，做好西欧国家工作的关键是揭露苏联战略的真实意图。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西欧、美国、日本朋友时，有针对性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1975年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说：“我们不是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西方，但我们关切西方。我们观察了几年，感到苏联要闹事，首先在西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关切西方。”这期间，中国同西欧国家加强了高层互访。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同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们都表示认同中国的观点。
（四）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不再单独依靠美国，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于1974年和1975年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重提“亚安体系”，利用越南控制老挝、出兵占领柬埔寨，搞“印支联盟”，同时支持越南“挤入”东盟。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越南提出加入东盟，实际上是打入东盟，以此推行苏联亚安体系战略。”这样，这个时期做好团结东盟的工作成为打破苏联战略意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继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交往。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展工作。
这些工作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东盟国家不但没有加入苏联的“亚安体系”，而且坚决抵制了越南加入东盟的要求，由此阻遏了苏联通过越南控制东南亚、形成包围中国态势的战略。
1989年5月，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用邓小平的话说：中苏之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回顾中苏之间20多年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中国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国际战略，务实地去开展工作。这一思路至今对我们妥善处理国际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摘自《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