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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时，有三个难题，我意识到了，但没能很好解决：第一，前方战事与后方学术如何互相勾连；第二，是否公开谈论伪北京大学与伪中央大学；第三，怎样叙述存在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些都不是“禁区”，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写作方式、史料运用与学术立场之间，存在某些不太好弥合的裂缝，再加上时间紧迫，只好暂时搁置。
收到张在军《西北联大》书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此前读过他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最近几年，有感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日中天，与之相对应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则几乎默默无闻，相关“后人”很不服气，于是奋起直追，有了每年一届、相关学校轮流坐庄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前三届会议论文集已经刊行，那就是方光华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何宁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Ⅱ：纪念西北联大汉中办学75周年》（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以及刘仲奎主编的《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主办第四届（2015年）、第五届（2016年）论坛的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想来也会有成果推出。加上此前姚远主编的《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不久的将来，关于西北联大的功过得失，会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凡谈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都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地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至7月）；随着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同在陕西城固还好说，日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走兰州（1941年），“西北联大”更是成了遥远的记忆。
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的长远考虑；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多少也介入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并加速了政府要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心。”张著的以上论述从大处着眼，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单纯强调“防共控制”的偏颇，颇具眼光。至于怎么看待抗战胜利后各大学的“复员与留守”，张著采用文学性语言，描述“西北联大分立的五个院校像蒲公英一样播撒在西北大地，生根、开花”，结论是：“若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视角去审视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的丰功伟绩不亚于西南联大，甚或有超越的事功。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主體全部回迁。”这可就有点过了——处处以西南联大做比较，非压过对方一头不可，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我当然知道，这是近几年西北联大论坛的主调，并非张君的独创。在我看来，如此高调的论述，属于事后诸葛亮——因应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及各名校历史溯源的需要，过分夸大了国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更不要说执行力了。确实有开发大西北的言论，找到相关资料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落实，以及在抗战全局中的位置。漫天烽火中，各大学的分分合合，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硬要往好的方面说，历史就变得一片光明了。除了人事纠葛与利益纷争，还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是战事发展，二是所在地物质供应能力。这些都不是大学本身所能控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与胸襟。
张著序章“辞别燕都”的第二节“历史选择了西北”，以及第五节“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还有上篇“三校合一”里第二章“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的第五节“‘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以及第十节“解体分立：一石二鸟”，都写得很不错，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材料。下篇“五校分立”介绍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等，有点贪多求全，且不时旁枝逸出，过分排比校史资料，这样一来，可供作者驰骋才华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办教育的好处是，再糟糕的年代，也会有好学生（多少是一回事），以及值得追怀的人与事。关键看投入产出比，以及论述的参照系。对比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乃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困守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整体形象及办学水平并不占有优势。这里有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我们应尽可能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体谅先贤办事的艰辛，给予充分的表彰。大凡喜欢西北联大这个话题的，多少总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意味，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如何既具“理解之同情”，又避免刻意拔高，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因为，面对大量史料，长期浸淫其间，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系作者为《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一书所作序言，题目为编者拟。）
收到张在军《西北联大》书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此前读过他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最近几年，有感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日中天，与之相对应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则几乎默默无闻，相关“后人”很不服气，于是奋起直追，有了每年一届、相关学校轮流坐庄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前三届会议论文集已经刊行，那就是方光华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何宁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Ⅱ：纪念西北联大汉中办学75周年》（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以及刘仲奎主编的《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主办第四届（2015年）、第五届（2016年）论坛的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想来也会有成果推出。加上此前姚远主编的《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不久的将来，关于西北联大的功过得失，会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凡谈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都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地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至7月）；随着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同在陕西城固还好说，日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走兰州（1941年），“西北联大”更是成了遥远的记忆。
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的长远考虑；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多少也介入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并加速了政府要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心。”张著的以上论述从大处着眼，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单纯强调“防共控制”的偏颇，颇具眼光。至于怎么看待抗战胜利后各大学的“复员与留守”，张著采用文学性语言，描述“西北联大分立的五个院校像蒲公英一样播撒在西北大地，生根、开花”，结论是：“若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视角去审视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的丰功伟绩不亚于西南联大，甚或有超越的事功。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主體全部回迁。”这可就有点过了——处处以西南联大做比较，非压过对方一头不可，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我当然知道，这是近几年西北联大论坛的主调，并非张君的独创。在我看来，如此高调的论述，属于事后诸葛亮——因应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及各名校历史溯源的需要，过分夸大了国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更不要说执行力了。确实有开发大西北的言论，找到相关资料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落实，以及在抗战全局中的位置。漫天烽火中，各大学的分分合合，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硬要往好的方面说，历史就变得一片光明了。除了人事纠葛与利益纷争，还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是战事发展，二是所在地物质供应能力。这些都不是大学本身所能控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与胸襟。
张著序章“辞别燕都”的第二节“历史选择了西北”，以及第五节“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还有上篇“三校合一”里第二章“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的第五节“‘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以及第十节“解体分立：一石二鸟”，都写得很不错，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材料。下篇“五校分立”介绍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等，有点贪多求全，且不时旁枝逸出，过分排比校史资料，这样一来，可供作者驰骋才华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办教育的好处是，再糟糕的年代，也会有好学生（多少是一回事），以及值得追怀的人与事。关键看投入产出比，以及论述的参照系。对比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乃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困守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整体形象及办学水平并不占有优势。这里有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我们应尽可能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体谅先贤办事的艰辛，给予充分的表彰。大凡喜欢西北联大这个话题的，多少总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意味，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如何既具“理解之同情”，又避免刻意拔高，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因为，面对大量史料，长期浸淫其间，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系作者为《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一书所作序言，题目为编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