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性包容利己心，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必然冷酷，必然不和谐，因为在很多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交易实现互利。但有了不确定性，人就很难进行利益算计，也就无法保持其一贯性，于是就远离理性
　　
　　我相信理性的意义，相信理性对于人类历史的价值。但无数事件表明，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们，可以在或短或长的时间里陷入非理性状态。有记叙文学专门记录人的疯狂行为，也有经济学家批判理性假说，用严密推理说明非理性行为的现实性。
　　如果人类的行为全然无理可寻，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癫狂起来，人类还有什么希望？人类若真有这种劣根性，我们探寻文明、追求制度建设又有什么意义？我持有乐观主义的秉性，宁肯相信人类理性绝非虚幻，只是理性这东西并不总是与我们贴身而行。
　　现在我们把十年文革作为非理性的、癫狂的时代。我经历过那个时代，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除了高中那两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之外，其他时间都没有正经上过课。武斗开始以后，我们街道的各家各戶都用陕北人特有的毛毡覆盖了窗户，说是可以防止子弹射进家里。父亲被挂纸牌游街的“罪状”之一，是说他用《毛主席语录》的塑封皮装了钞票，后来听父亲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是同事捏造诬告，荒唐的事情数不胜数。
　　文革前的那场“大跃进”也很疯狂。据说不少名人在自家院子里也架起炉子、砍掉花木炼钢铁。
　　西方中世纪也有癫狂时期。人们可以随便指一女子说她是女巫，众人验定的办法是看她被抛进水里后会不会下沉，若下沉就是真女巫，淹不死也会被烧死。而上个世纪发生在德国的法西斯暴政也是一场践踏理性的集体疯狂，数千万无辜者因此死于非命。
　　血腥战争结束，冷战又开始，几个大国制造的核武器足以消灭全人类好多次。冷战也消停了，人类该告别疯狂了吧？还不是。有经济学家说，眼下还没有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和非理性有关。明明是低收入者没有购房支付能力，可是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另有学者说，监管部门也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其危害甚至远甚于市场体系中的牟利者。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当货币政策促成的恶果，而这次金融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局也脱不了干系。
　　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定义更具有语义上的可交流性。理性是被假设的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其主要特点有二。人会精心算计，凡事按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做，此其一；其二，人的行为选择有某种一致性，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人会有一样的行为方式，不会变幻无常。背离这两个原则的行为可视为非理性。
　　人的绝对理性没有能得到严格的证明，但人有理性倾向却是可以证明的。让理性包容利己心，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必然冷酷，必然不和谐，因为在很多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交易实现互利。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又似乎会干出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其极端情形被我们视为疯狂。但仔细想想，疯狂行为发生时，也不是完全无“理”可寻。
　　就在前几日，我读到秦晓先生的一篇文章，按他的说法，中国人的这场世纪大癫狂，是因为“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过程”。秦晓先生主张对文革做一个思想清算。可是，我还是疑惑，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多数时期总在压制自由，却未见得人类总处在癫狂状态，这里一定有更直接的原因在发生作用。
　　我经阅读、思考，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恐惧使人疯狂；小恐惧，小疯狂；大恐惧，大疯狂。社会心理学会对此有一套解释，这里不必细述。这还符合经济学家关于理性偏离的认识。
　　恐惧来自无所适从，或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来自不确定性。有了不确定性，人就很难进行利益算计，也就无法保持其一贯性，于是就远离理性。极端不确定导致极端恐惧的情形下，最合适的自保办法是把周围半径内的人都看作敌人，用乖戾、凶残的办法实现自保。生理学家曾做过一个著名实验，有两组实验鼠，实验者对其中一组反复进行无规则的电刺激，对另一组则进行有规则的刺激，很快前面那组实验鼠就集体发疯了。可以想象，实验鼠如此，人也差不了多少。
　　一位经历过文革的人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段时间，我深深地感到怕。我的怕，还有他们干了一辈子革命的人的怕，在我身上凝聚成了恐惧。这其实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心理写照。
　　疯狂时代的领袖是不是比普通人有坚定的意志？完全不是。做过北京红卫兵司令的蒯大富就写道：“文革”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只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想回头都回不来了。
　　这个话题一言难尽，留待以后再说吧。由这个思考，我充分领悟到联合国人权文件那句话的意义：让人类拥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