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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之争由来已久,但单纯的“制度因素”或者“地理因素”并不能合理解释“浙江之谜”。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浙江最典型的就是产业集群。浙江经济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决定或者制度决定的。
关键词:制度;地理;新经济地理;浙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136-03
一、经济发展:地理还是制度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之后的近两个半世纪里,虽然经济理论汗牛充栋,但经济学家都没有放弃对国民财富增长问题的研究。是什么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存量(或者说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然而,这里又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资本存量(或者说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会导致资本存量(或者说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且加速技术进步。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会出现差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本和技术的使用效率?究竟是什么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呢?显然,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经济发展出现了“制度和地理之争”。
(一)制度决定论
Hall和Jones(1999)运用生产函数—生产率的分析,阐述了国家之间在物质的物质资本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只能部分的解释人均产出的不同。他们认为,制度和政府政策(即所谓的“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的差异造成资本积累、生产率的不同继而形成了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较大差异。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取决于制度和政府政策以及这些制度和政策直接影响的经济环境。Hall和Jones认为,社会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刺激经济发展。一方面,社会基础设施可以对经济个体提供激励,从而鼓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生产活动,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鼓励采用世界各地已发明的新技术和新思想,从而间接地推动经济发展。一个好的社会基础设施,会推动经济发展,而坏的社会基础设施则会导致寻租、腐败、盗窃等行为。
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2002)强调,政治和社会制度才是决定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关键因素,认为殖民者在死亡率低和非欧洲人口密度低的地方选择居住下来,同时移植了较好的制度;而在死亡率高和非欧洲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他们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因此,对殖民地采取了掠夺的政策。如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者定居下来,建立了法律规则和鼓励投资的制度;而在南美、非洲他们则实行了榨取政策,其意图是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正是这些早期建立制度的延续,构成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现行制度的基础。
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再次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16—19世纪中叶,西欧的兴起主要是欧洲国家被纳入到了大西洋贸易之中。但是,不同的产权安排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较快发展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从大西洋貿易中获得了好处并且成功建立了有利于私有产权和其商业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又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投资与贸易,从而不断刺激经济发展。而相反,没有建立这些制度并且之前相对富裕的西班牙、葡萄牙却相对衰落了。
Rodrik和Trebbi(2002)也认为,制度相对于地理因素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言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并且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观点,指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一旦考虑到制度的影响,地理因素对收入碎片的直接效应很弱。”
(二)地理决定论
制度学派的观点显然会引起“地理决定论”者的反驳。Accmoglu等人的研究一问世,马上遭到了McArthur和Sachs(2001)的质疑,后者使用同样的数据来源检验得出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同样重要。并且他们认为,地理因素是导致制度差异的原因。
Diamond(1997)从地理因素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欧亚大陆比非洲更富裕,他抛开了传统的种族主义解释,认为欧亚大陆在经济集聚和技术传播上具有长期优势。因为欧亚大陆东西跨度比南北跨度要大,相反非洲南北跨度较大,这样欧亚大陆就比非洲的生态区要少。生态区少则说明更大的区域可以从事相同农业,从而获得“规模报酬”。并且欧亚大陆比非洲大陆的气候条件要优越的多,更利于物种的生存。
Bloom和Sachs(1998、2000)认为,长期以来,世界上绝大部分热带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尽管可以用殖民主义的影响来解释。但是,20世纪后期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已经被瓦解,而其经济落后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改变。Sachs指出,热带地区经济长期落后主要是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土壤脆弱、贫瘠;农业病虫害严重;植物呼吸作用强,净光合作用比率较低;水源供应不稳定,蒸发率高;温度不适宜谷物生长;传染病容易爆发;缺少煤炭矿产;运输成本高。
制度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事实上都强调地理和制度两大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而其他因素如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地理和制度有关,甚至是由地理和制度因素决定的。
二、浙江经济发展: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近十年来,关于浙江经济(或者说“浙江现象”、“浙江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发展模式上,刘吉瑞(1996)提出了“小企业、大市场”的不均衡发展模式,他一方面承认了经济体制改革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认为,浙江经济是一种初级市场经济模式,有待于向现代市场模式演进。金祥荣(1999)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入手,认为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即浙江经济是在“中央—地方”制度博弈中确立的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陆立军、王祖强(2007)则认为,浙江模式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自发秩序,具有内生性、根植性和可扩展性特征。在发展机制上,方民生(1997)认为,浙江经济是由结构多元化的、贸易主导型的、诱致性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史晋川(2005)则认为,浙江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四个方面的互动。郑勇军(2003)和罗卫东等(2006)也强调了民间力量对浙江经济的推动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上,盛世豪、郑燕伟(2003)指出“小资本、大集聚”的“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并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机制。陆立军、王祖强(2008)则从专业市场形成、发展和演化的角度,进一步解析了浙江“产业集群+专业市场”的经济模式。
总结已有的文献中,人们通常把浙江的发展归于两种因素,即地理的和制度的。其中,有这样一些因素是被认为十分重要的:(1)浙江位于东南沿海,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理优势;(2)受到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放松管制政策,从而更好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并且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投资;(3)民营经济的不均衡发展;(4)偏向于东部的财政转移;(4)完善的基础设施;(5)根植于浙江的传统文化。
但实际上,中国东部发达省份中并非只有浙江一个省份具备上述地理和制度的优势,相反浙江只有相对劣势,其主要表现在:(1)虽然地处东南沿海,但除了渔业资源和港口资源外,浙江资源极其匮乏,尤其是矿产资源;(2)浙江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水平;(3)浙江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投资历来不足,而FDI也明显低于江苏、广东等省份。因此,浙江相对于东部其他省市,并不具有明显的地理或者制度优势。
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为什么上述影响经济发展“好的方面”并不能解释浙江经济的崛起,而“坏的方面”似乎也没有能阻止浙江经济前进的脚步?显然,正如North和Thomas(1973)指出的那样:“要素的增长是增长本身,而不是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制度或者地理等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被“黑箱化”了。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揭开这一“黑箱”。
三、浙江区域发展:从经济地理到新经济地理
在传统的理论中,我们总是很难解释这样的经济现象:相似的地理环境或者相似的制度背景,却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果;甚至近似的地理环境与制度环境也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前者如广东和广西,两广虽然地理条件相似,但由于开放政策等原因,就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而后者如浙江和福建,尽管两省地理和制度环境均相似,但发展还是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观察经济发展时忽略了经济的组织形式。为什么浙江区域经济会呈现出其独自的特征?简单的说,还在于其自身典型的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则为解释浙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产业集聚的初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产业集聚的自我强化,即“循环累积”,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新经济地理与传统经济理论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地理引入了报酬递增思想,从而解释了产业集群如何实现自我强化。产业集群的内涵在于报酬递增机制,这种机制事实上包含两个层面上的递增报酬: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经济、外部效应以及规模效应促进了集群内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即集群之间的分工协作效应,这种效应往往又是和资源禀赋等结合在一起的,它体现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两种层面上的报酬递增机制,促成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而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浙江最典型的就是产业集群。浙江经济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决定或者制度决定的。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视野里,一个地区企业数量、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交通条件、文化以及历史因素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政策也是产业集聚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下自我强化,促进经济不断发展。从这一视角来看,浙江位于長江三角洲南翼,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由于地处沿海,港口资源丰富,从而更加接近国际大市场,这是纯经济地理的因素。另一方面,FDI和国家转移支付的不足,给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资本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众多分工协作的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必备条件。浙江的文化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的政策,这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初始的产业集聚,然后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不断的出现递增报酬,从而产业集群充分发展,并通过集群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最终实现整个区域范围内报酬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关键词:制度;地理;新经济地理;浙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136-03
一、经济发展:地理还是制度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之后的近两个半世纪里,虽然经济理论汗牛充栋,但经济学家都没有放弃对国民财富增长问题的研究。是什么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存量(或者说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然而,这里又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资本存量(或者说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会导致资本存量(或者说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且加速技术进步。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会出现差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本和技术的使用效率?究竟是什么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呢?显然,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经济发展出现了“制度和地理之争”。
(一)制度决定论
Hall和Jones(1999)运用生产函数—生产率的分析,阐述了国家之间在物质的物质资本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只能部分的解释人均产出的不同。他们认为,制度和政府政策(即所谓的“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的差异造成资本积累、生产率的不同继而形成了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较大差异。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取决于制度和政府政策以及这些制度和政策直接影响的经济环境。Hall和Jones认为,社会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刺激经济发展。一方面,社会基础设施可以对经济个体提供激励,从而鼓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生产活动,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鼓励采用世界各地已发明的新技术和新思想,从而间接地推动经济发展。一个好的社会基础设施,会推动经济发展,而坏的社会基础设施则会导致寻租、腐败、盗窃等行为。
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2002)强调,政治和社会制度才是决定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关键因素,认为殖民者在死亡率低和非欧洲人口密度低的地方选择居住下来,同时移植了较好的制度;而在死亡率高和非欧洲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他们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因此,对殖民地采取了掠夺的政策。如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者定居下来,建立了法律规则和鼓励投资的制度;而在南美、非洲他们则实行了榨取政策,其意图是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正是这些早期建立制度的延续,构成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现行制度的基础。
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再次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16—19世纪中叶,西欧的兴起主要是欧洲国家被纳入到了大西洋贸易之中。但是,不同的产权安排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较快发展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从大西洋貿易中获得了好处并且成功建立了有利于私有产权和其商业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又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投资与贸易,从而不断刺激经济发展。而相反,没有建立这些制度并且之前相对富裕的西班牙、葡萄牙却相对衰落了。
Rodrik和Trebbi(2002)也认为,制度相对于地理因素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言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并且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观点,指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一旦考虑到制度的影响,地理因素对收入碎片的直接效应很弱。”
(二)地理决定论
制度学派的观点显然会引起“地理决定论”者的反驳。Accmoglu等人的研究一问世,马上遭到了McArthur和Sachs(2001)的质疑,后者使用同样的数据来源检验得出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同样重要。并且他们认为,地理因素是导致制度差异的原因。
Diamond(1997)从地理因素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欧亚大陆比非洲更富裕,他抛开了传统的种族主义解释,认为欧亚大陆在经济集聚和技术传播上具有长期优势。因为欧亚大陆东西跨度比南北跨度要大,相反非洲南北跨度较大,这样欧亚大陆就比非洲的生态区要少。生态区少则说明更大的区域可以从事相同农业,从而获得“规模报酬”。并且欧亚大陆比非洲大陆的气候条件要优越的多,更利于物种的生存。
Bloom和Sachs(1998、2000)认为,长期以来,世界上绝大部分热带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尽管可以用殖民主义的影响来解释。但是,20世纪后期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已经被瓦解,而其经济落后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改变。Sachs指出,热带地区经济长期落后主要是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土壤脆弱、贫瘠;农业病虫害严重;植物呼吸作用强,净光合作用比率较低;水源供应不稳定,蒸发率高;温度不适宜谷物生长;传染病容易爆发;缺少煤炭矿产;运输成本高。
制度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事实上都强调地理和制度两大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而其他因素如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地理和制度有关,甚至是由地理和制度因素决定的。
二、浙江经济发展: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近十年来,关于浙江经济(或者说“浙江现象”、“浙江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发展模式上,刘吉瑞(1996)提出了“小企业、大市场”的不均衡发展模式,他一方面承认了经济体制改革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认为,浙江经济是一种初级市场经济模式,有待于向现代市场模式演进。金祥荣(1999)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入手,认为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即浙江经济是在“中央—地方”制度博弈中确立的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陆立军、王祖强(2007)则认为,浙江模式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自发秩序,具有内生性、根植性和可扩展性特征。在发展机制上,方民生(1997)认为,浙江经济是由结构多元化的、贸易主导型的、诱致性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史晋川(2005)则认为,浙江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四个方面的互动。郑勇军(2003)和罗卫东等(2006)也强调了民间力量对浙江经济的推动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上,盛世豪、郑燕伟(2003)指出“小资本、大集聚”的“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并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机制。陆立军、王祖强(2008)则从专业市场形成、发展和演化的角度,进一步解析了浙江“产业集群+专业市场”的经济模式。
总结已有的文献中,人们通常把浙江的发展归于两种因素,即地理的和制度的。其中,有这样一些因素是被认为十分重要的:(1)浙江位于东南沿海,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理优势;(2)受到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放松管制政策,从而更好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并且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投资;(3)民营经济的不均衡发展;(4)偏向于东部的财政转移;(4)完善的基础设施;(5)根植于浙江的传统文化。
但实际上,中国东部发达省份中并非只有浙江一个省份具备上述地理和制度的优势,相反浙江只有相对劣势,其主要表现在:(1)虽然地处东南沿海,但除了渔业资源和港口资源外,浙江资源极其匮乏,尤其是矿产资源;(2)浙江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水平;(3)浙江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投资历来不足,而FDI也明显低于江苏、广东等省份。因此,浙江相对于东部其他省市,并不具有明显的地理或者制度优势。
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为什么上述影响经济发展“好的方面”并不能解释浙江经济的崛起,而“坏的方面”似乎也没有能阻止浙江经济前进的脚步?显然,正如North和Thomas(1973)指出的那样:“要素的增长是增长本身,而不是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制度或者地理等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被“黑箱化”了。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揭开这一“黑箱”。
三、浙江区域发展:从经济地理到新经济地理
在传统的理论中,我们总是很难解释这样的经济现象:相似的地理环境或者相似的制度背景,却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果;甚至近似的地理环境与制度环境也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前者如广东和广西,两广虽然地理条件相似,但由于开放政策等原因,就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而后者如浙江和福建,尽管两省地理和制度环境均相似,但发展还是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观察经济发展时忽略了经济的组织形式。为什么浙江区域经济会呈现出其独自的特征?简单的说,还在于其自身典型的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则为解释浙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产业集聚的初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产业集聚的自我强化,即“循环累积”,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新经济地理与传统经济理论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地理引入了报酬递增思想,从而解释了产业集群如何实现自我强化。产业集群的内涵在于报酬递增机制,这种机制事实上包含两个层面上的递增报酬: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经济、外部效应以及规模效应促进了集群内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即集群之间的分工协作效应,这种效应往往又是和资源禀赋等结合在一起的,它体现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两种层面上的报酬递增机制,促成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而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浙江最典型的就是产业集群。浙江经济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决定或者制度决定的。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视野里,一个地区企业数量、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交通条件、文化以及历史因素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政策也是产业集聚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下自我强化,促进经济不断发展。从这一视角来看,浙江位于長江三角洲南翼,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由于地处沿海,港口资源丰富,从而更加接近国际大市场,这是纯经济地理的因素。另一方面,FDI和国家转移支付的不足,给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资本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众多分工协作的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必备条件。浙江的文化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的政策,这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初始的产业集聚,然后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不断的出现递增报酬,从而产业集群充分发展,并通过集群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最终实现整个区域范围内报酬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