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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佩蓉简介】
出生于中国台湾，成长于加拿大，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供职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并成功创业。2003年定居北京，集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儿童成长力培训专家、国际商务礼仪培训专家等诸多称谓于一身。主要作品有《丰盈心态养孩子》《佩蓉谈商务礼仪》等。
从中国台湾到北美，再从北美到北京，蒋佩蓉跨越了大半个地球，跨越了中西两种文化；从麻省理工学院高才生到企业高管，从全职妈妈到“妈妈导师”，蒋佩蓉经历了多个角色转换，对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建设有深刻的感悟。日前，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她。
事业家庭二选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供职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并成功创业，在商界如鱼得水，却因为孩子的到来甘愿收敛职场精英的光芒，全心全意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请问，是什么动机促使您这样做？
蒋佩蓉（以下简称蒋）：刚结婚的时候，我和丈夫在美国洛杉矶做青少年辅导工作，接触到许多青少年，其中不乏心理创伤的孩子。我们发现，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当时我们就决定，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一定要有一个人辞职在家带孩子。孩子降临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狂倾向确实很容易使我忽略孩子。于是痛下决心，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转型，做全职妈妈，专心陪伴孩子成长。不过说实话，要放弃自己所擅长的一切回归家庭，确实有很多痛苦与心酸。
记：您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吗？
蒋：不，绝不后悔！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做了那样的选择。做全职妈妈，我收获了家庭的和睦和婚姻中的友谊，以及与孩子们最亲密的关系。我的心得是：家庭幸福是没有任何事业的成功能够代替的。
记：您不认为家庭和事业可以兼顾吗？
蒋：在我看来，女人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我的朋友中许多人相信了这个谎言，结果被折腾得焦头烂额。我比较喜欢用“季节”来比喻人生的不同时期，聪明人应该像农民那样，什么季节就做什么样的事，而做适合当下季节的事，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季节，这样，事业和家庭就获得了平衡。也就是说，人只有明白了生命每个季节的重点，才可以比较恰当地取舍。
记：在家里，您认为丈夫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蒋：丈夫和孩子都重要。如果您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那么婚姻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
记：在许多中国家庭里，只要孩子一出生，亲子关系便超过婚姻关系，家庭的所有活动都以孩子为中心。有的女性甚至变身“直升机妈妈”，只盘旋在孩子的头顶上。
蒋：这样的家庭关系迟早会出问題。我和丈夫一直坚持一项原则：亲子关系是婚姻关系的副产品，婚姻关系经营好了，亲子关系自然好经营，为了亲子关系而牺牲婚姻关系，到最后只会把所有都牺牲掉。所以，在家庭里，最重要的不是亲子关系，而是婚姻关系。
记：您对您现在的婚姻关系满意吗？
蒋：非常满意，因为我和丈夫都有足够的时间给予彼此。世上很少有天然融洽的家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需要尊重和体谅，需要接纳和理解。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幸福的家庭需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经营。我和丈夫在麻省理工学院相识相恋，毕业后结婚，感情一直很好，但婚姻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也曾陷入婚姻的困境：因为都处于事业高峰期，生活忙乱，精疲力竭，没有时间给予彼此，情绪很容易爆发，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吵架。2013年，我和丈夫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辞掉工作，变卖北京所有家产，带上小学刚毕业的小儿子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我把这一年称为“间隔年”。之所以选择休息一年，是为了自我修复，重建婚姻关系。我和丈夫最大的优点是会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旅行开始前，我们进行了40个小时的婚姻辅导，把婚姻生活中累积的问题都倒出来，敞开来处理。间隔年很有效，而孩子在旅行中的成长则是一个惊喜的副产品，也证实了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婚姻关系重于亲子关系。
记：您的三个儿子都蛮有出息的。家庭教育有何秘诀？
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最重视的不是培养他们的品质和才能，而是培养我与孩子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一生的友谊。如果没有情感的链接，他们就成了我的一个项目，不是我亲爱的孩子了，那多无趣！我认为，充满爱与信任的亲密关系永远是家庭教育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基础。
不要仅仅谈生存
记：您从小接受了东西方不同的教育，一定对东西方教育之间的差异有深刻认识，您认为最本质的差异是什么？
蒋：西方比较尊重人的个体，东方比较强调人要怎么样融入社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也就造成了教育的差异。另外，中国的教育历史是从科举而来的，所以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学生普遍抱有通过教育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所以才会有十年寒窗这一类的故事。在北美、欧美这些国家，教育纯粹就是为了学习，即为了追求知识，没有改变命运的包袱，这样更容易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力。所以，不同的历史背景、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自然就不一样。
记：有些家长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就业，所以，对就业有帮助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您对此有何看法？
蒋：就业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生活，我们还是要做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要孩子能生存还是能生活？想让孩子生存，就直接让他去打个工，能够吃得饱、住得好就可以了，但是，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享受他的生活呢？
记：享受生活，对很多家长来说是找到一份好工作。
蒋：那我们怎样定义好工作呢？我的三儿子想当厨师，这是一份好工作吗？恐怕许多家长不乐意，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顶级的厨师年薪几百万美元，难道不是好工作吗？我不是说薪水高就是好工作，但薪水高证明社会承认这个工作不错，如果孩子热爱这份工作，做这份工作时感觉快乐，也能够让周围的人受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们应该把教育的目标设得远一点，我们的视野要宽阔一点，不能仅仅谈生存，更不能有难民心态。 记：什么是难民心态？
蒋：我们的前辈那一代经历过战乱和饥荒，以及各种物质缺乏的时代，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不缺乏物质了，但是我们家长还会有像难民一样的心态。我举个例子：每一次上飞机，大家就抢着往前跑，飞机舱门还没有开就要抢到最前面。抢到最前面还不是要等待吗？每人都有座位，为什么要抢呢？其实，在战乱与饥荒的岁月里，争抢已经潜移默化成為我们骨子里的一种习惯，甚至都不再思考它有无必要。买房子、上学校，无论干什么都存在着盲目的、很不能理解的焦虑。每一次讲竞争、每一次讲就业，家长心中就会冒出无限的焦虑，甚至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蒋：对，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信条。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想过，我们要怎么样去享受目前这一刻？我们要怎样去读懂孩子，然后按照孩子的兴趣、性格来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
记：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您说中国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的确如此。本刊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都很高。以出国留学为例，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家长往往追求名校。您作为留学专家，对此有何看法？
蒋：我觉得名校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就像名牌衣服没有什么不好一样。但我认为，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一味追求名牌是一件愚蠢的事。有一次我去爬长城，看到一些女士穿着很贵的高跟鞋和满身名牌衣服，好像要去夜总会跳舞似的。我不懂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她们走在长城上一定很辛苦。追求名校同样如此。中国人在国内谈清华、北大，到了北美就谈哈佛、耶鲁；到了欧洲谈剑桥、牛津，换汤不换药。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对教育特别重视，这是优点，但也是包袱。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要是想让哈佛帮助你实现梦想，哈佛很可能会帮助你，但如果你的梦想就是要去哈佛上学，哈佛肯定不会要你，因为你的梦想不够大。此话颇有深意，值得家长们深思。
优秀是四商健全
记：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面试官，您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希望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蒋：我们的官方网站写得很清楚，学校的使命是要用科技来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所以，如果你喜欢理科，喜欢科技，那跟麻省理工学院很匹配。另外，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学生就像组建一个登山队，录取的学生不是一样一样的考试满分、数学全能的理科机器人，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对集体有所贡献，比如你的幽默感，你的创造力，你的坚韧毅力，等等。
记：对于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来说，怎样的学生才算优秀？
蒋：真正优秀的人要四商健全，即智商、情商、品商和逆商都要有，而且都要高。
记：智商和情商大家说得比较多，品商和逆商指的是什么呢？
蒋：品商指的是品格、人品。没有哪所学校希望看到自己的毕业生将来去坐牢。逆商就是抵抗挫折的能力。麻省理工学院特别注重这一点，因为你要做一个科学家，你要创新、你要发明，失败绝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恐惧失败，没有承受失败打击的能力，不能在失败中学习、成长，那是肯定不行的。所以，逆商高是成为科学家最基本的条件。
记：在清华和北大这样的国内顶尖大学，学生都是在中学里很优秀的学生，但是到了大学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因为大家的水平在伯仲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些学生会出现心理落差，出现厌学、消沉、迷茫，甚至心理畸变。这恐怕也是逆商不高的表现吧？麻省理工学院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
蒋：当然有。不过，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心理压抑的概率会比较高。
记：为什么会这样？
蒋：我们又绕回了最初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学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背负着沉重的改变命运的使命，必然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中学时学业优秀；第二，大学时不开心。这是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很容易识别。即使很早定居欧美的中国家长也是如此。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虎妈”，是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妈妈，但她的血液里仍然有中国人对教育的焦虑。因为不开心，中国学生更容易在逆商上出现问题。据美国官方统计，亚裔学生在大学自杀的概率是全美最高的，亚裔女性在全美自杀率也是最高的。
记：听了您的讲述，我觉得想要申请欧美名校的家长要考虑考虑了，至少要做好心理调试，不要给孩子增加负担。
蒋：没错，是要深入反思。我认为，孩子到了大学，已经不是在竞争能力跟实力了，而是在竞争动力。那些从小被父母逼着、哄着学习的孩子，多半会在大学遇到不适应环境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动力，不是来自外在，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内在的驱动力，是我要怎样，而不是我妈妈让我怎样，或者老师让我怎样。不得不承认，中国学生在这方面普遍落后于美国学生。这也是美国大学教育比中国更好的根本原因。
记：中国家庭对孩子有哪些正面的影响？
蒋：我的观察是，最优秀的学生都是来自比较民主的家庭，他们跟家长都有比较融洽的关系。另外，家长跟学校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其实，世界各地的家长都会抱怨学校的不足，但是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总是在想办法帮助孩子与学校融合得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强调团队的重要性，不仅是夫妻这个团队，我们跟孩子，跟长辈，跟学校，甚至跟保姆，都要讲团队合作，一起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编辑：陈彤】
出生于中国台湾，成长于加拿大，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供职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并成功创业。2003年定居北京，集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儿童成长力培训专家、国际商务礼仪培训专家等诸多称谓于一身。主要作品有《丰盈心态养孩子》《佩蓉谈商务礼仪》等。
从中国台湾到北美，再从北美到北京，蒋佩蓉跨越了大半个地球，跨越了中西两种文化；从麻省理工学院高才生到企业高管，从全职妈妈到“妈妈导师”，蒋佩蓉经历了多个角色转换，对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建设有深刻的感悟。日前，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她。
事业家庭二选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供职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并成功创业，在商界如鱼得水，却因为孩子的到来甘愿收敛职场精英的光芒，全心全意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请问，是什么动机促使您这样做？
蒋佩蓉（以下简称蒋）：刚结婚的时候，我和丈夫在美国洛杉矶做青少年辅导工作，接触到许多青少年，其中不乏心理创伤的孩子。我们发现，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当时我们就决定，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一定要有一个人辞职在家带孩子。孩子降临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狂倾向确实很容易使我忽略孩子。于是痛下决心，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转型，做全职妈妈，专心陪伴孩子成长。不过说实话，要放弃自己所擅长的一切回归家庭，确实有很多痛苦与心酸。
记：您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吗？
蒋：不，绝不后悔！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做了那样的选择。做全职妈妈，我收获了家庭的和睦和婚姻中的友谊，以及与孩子们最亲密的关系。我的心得是：家庭幸福是没有任何事业的成功能够代替的。
记：您不认为家庭和事业可以兼顾吗？
蒋：在我看来，女人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我的朋友中许多人相信了这个谎言，结果被折腾得焦头烂额。我比较喜欢用“季节”来比喻人生的不同时期，聪明人应该像农民那样，什么季节就做什么样的事，而做适合当下季节的事，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季节，这样，事业和家庭就获得了平衡。也就是说，人只有明白了生命每个季节的重点，才可以比较恰当地取舍。
记：在家里，您认为丈夫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蒋：丈夫和孩子都重要。如果您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那么婚姻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
记：在许多中国家庭里，只要孩子一出生，亲子关系便超过婚姻关系，家庭的所有活动都以孩子为中心。有的女性甚至变身“直升机妈妈”，只盘旋在孩子的头顶上。
蒋：这样的家庭关系迟早会出问題。我和丈夫一直坚持一项原则：亲子关系是婚姻关系的副产品，婚姻关系经营好了，亲子关系自然好经营，为了亲子关系而牺牲婚姻关系，到最后只会把所有都牺牲掉。所以，在家庭里，最重要的不是亲子关系，而是婚姻关系。
记：您对您现在的婚姻关系满意吗？
蒋：非常满意，因为我和丈夫都有足够的时间给予彼此。世上很少有天然融洽的家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需要尊重和体谅，需要接纳和理解。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幸福的家庭需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经营。我和丈夫在麻省理工学院相识相恋，毕业后结婚，感情一直很好，但婚姻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也曾陷入婚姻的困境：因为都处于事业高峰期，生活忙乱，精疲力竭，没有时间给予彼此，情绪很容易爆发，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吵架。2013年，我和丈夫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辞掉工作，变卖北京所有家产，带上小学刚毕业的小儿子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我把这一年称为“间隔年”。之所以选择休息一年，是为了自我修复，重建婚姻关系。我和丈夫最大的优点是会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旅行开始前，我们进行了40个小时的婚姻辅导，把婚姻生活中累积的问题都倒出来，敞开来处理。间隔年很有效，而孩子在旅行中的成长则是一个惊喜的副产品，也证实了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婚姻关系重于亲子关系。
记：您的三个儿子都蛮有出息的。家庭教育有何秘诀？
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最重视的不是培养他们的品质和才能，而是培养我与孩子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一生的友谊。如果没有情感的链接，他们就成了我的一个项目，不是我亲爱的孩子了，那多无趣！我认为，充满爱与信任的亲密关系永远是家庭教育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基础。
不要仅仅谈生存
记：您从小接受了东西方不同的教育，一定对东西方教育之间的差异有深刻认识，您认为最本质的差异是什么？
蒋：西方比较尊重人的个体，东方比较强调人要怎么样融入社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也就造成了教育的差异。另外，中国的教育历史是从科举而来的，所以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学生普遍抱有通过教育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所以才会有十年寒窗这一类的故事。在北美、欧美这些国家，教育纯粹就是为了学习，即为了追求知识，没有改变命运的包袱，这样更容易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力。所以，不同的历史背景、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自然就不一样。
记：有些家长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就业，所以，对就业有帮助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您对此有何看法？
蒋：就业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生活，我们还是要做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要孩子能生存还是能生活？想让孩子生存，就直接让他去打个工，能够吃得饱、住得好就可以了，但是，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享受他的生活呢？
记：享受生活，对很多家长来说是找到一份好工作。
蒋：那我们怎样定义好工作呢？我的三儿子想当厨师，这是一份好工作吗？恐怕许多家长不乐意，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顶级的厨师年薪几百万美元，难道不是好工作吗？我不是说薪水高就是好工作，但薪水高证明社会承认这个工作不错，如果孩子热爱这份工作，做这份工作时感觉快乐，也能够让周围的人受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们应该把教育的目标设得远一点，我们的视野要宽阔一点，不能仅仅谈生存，更不能有难民心态。 记：什么是难民心态？
蒋：我们的前辈那一代经历过战乱和饥荒，以及各种物质缺乏的时代，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不缺乏物质了，但是我们家长还会有像难民一样的心态。我举个例子：每一次上飞机，大家就抢着往前跑，飞机舱门还没有开就要抢到最前面。抢到最前面还不是要等待吗？每人都有座位，为什么要抢呢？其实，在战乱与饥荒的岁月里，争抢已经潜移默化成為我们骨子里的一种习惯，甚至都不再思考它有无必要。买房子、上学校，无论干什么都存在着盲目的、很不能理解的焦虑。每一次讲竞争、每一次讲就业，家长心中就会冒出无限的焦虑，甚至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蒋：对，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信条。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想过，我们要怎么样去享受目前这一刻？我们要怎样去读懂孩子，然后按照孩子的兴趣、性格来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
记：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您说中国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的确如此。本刊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都很高。以出国留学为例，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家长往往追求名校。您作为留学专家，对此有何看法？
蒋：我觉得名校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就像名牌衣服没有什么不好一样。但我认为，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一味追求名牌是一件愚蠢的事。有一次我去爬长城，看到一些女士穿着很贵的高跟鞋和满身名牌衣服，好像要去夜总会跳舞似的。我不懂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她们走在长城上一定很辛苦。追求名校同样如此。中国人在国内谈清华、北大，到了北美就谈哈佛、耶鲁；到了欧洲谈剑桥、牛津，换汤不换药。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对教育特别重视，这是优点，但也是包袱。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要是想让哈佛帮助你实现梦想，哈佛很可能会帮助你，但如果你的梦想就是要去哈佛上学，哈佛肯定不会要你，因为你的梦想不够大。此话颇有深意，值得家长们深思。
优秀是四商健全
记：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面试官，您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希望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蒋：我们的官方网站写得很清楚，学校的使命是要用科技来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所以，如果你喜欢理科，喜欢科技，那跟麻省理工学院很匹配。另外，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学生就像组建一个登山队，录取的学生不是一样一样的考试满分、数学全能的理科机器人，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对集体有所贡献，比如你的幽默感，你的创造力，你的坚韧毅力，等等。
记：对于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来说，怎样的学生才算优秀？
蒋：真正优秀的人要四商健全，即智商、情商、品商和逆商都要有，而且都要高。
记：智商和情商大家说得比较多，品商和逆商指的是什么呢？
蒋：品商指的是品格、人品。没有哪所学校希望看到自己的毕业生将来去坐牢。逆商就是抵抗挫折的能力。麻省理工学院特别注重这一点，因为你要做一个科学家，你要创新、你要发明，失败绝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恐惧失败，没有承受失败打击的能力，不能在失败中学习、成长，那是肯定不行的。所以，逆商高是成为科学家最基本的条件。
记：在清华和北大这样的国内顶尖大学，学生都是在中学里很优秀的学生，但是到了大学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因为大家的水平在伯仲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些学生会出现心理落差，出现厌学、消沉、迷茫，甚至心理畸变。这恐怕也是逆商不高的表现吧？麻省理工学院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
蒋：当然有。不过，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心理压抑的概率会比较高。
记：为什么会这样？
蒋：我们又绕回了最初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学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背负着沉重的改变命运的使命，必然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中学时学业优秀；第二，大学时不开心。这是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很容易识别。即使很早定居欧美的中国家长也是如此。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虎妈”，是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妈妈，但她的血液里仍然有中国人对教育的焦虑。因为不开心，中国学生更容易在逆商上出现问题。据美国官方统计，亚裔学生在大学自杀的概率是全美最高的，亚裔女性在全美自杀率也是最高的。
记：听了您的讲述，我觉得想要申请欧美名校的家长要考虑考虑了，至少要做好心理调试，不要给孩子增加负担。
蒋：没错，是要深入反思。我认为，孩子到了大学，已经不是在竞争能力跟实力了，而是在竞争动力。那些从小被父母逼着、哄着学习的孩子，多半会在大学遇到不适应环境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动力，不是来自外在，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内在的驱动力，是我要怎样，而不是我妈妈让我怎样，或者老师让我怎样。不得不承认，中国学生在这方面普遍落后于美国学生。这也是美国大学教育比中国更好的根本原因。
记：中国家庭对孩子有哪些正面的影响？
蒋：我的观察是，最优秀的学生都是来自比较民主的家庭，他们跟家长都有比较融洽的关系。另外，家长跟学校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其实，世界各地的家长都会抱怨学校的不足，但是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总是在想办法帮助孩子与学校融合得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强调团队的重要性，不仅是夫妻这个团队，我们跟孩子，跟长辈，跟学校，甚至跟保姆，都要讲团队合作，一起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编辑：陈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