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最高法院改判已被枪决的聂树斌无罪。对于无罪的结果，聂母张焕枝只说了两个字：满意。
　　21岁时，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被执行枪决的聂树斌，其冤情要用21年才能洗刷干净。2005年，即有真凶手王书金承认罪行。但直到2013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认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2014年12月12日，中国开启了异地复查的先河，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此后案件复查却是四度延期。
　　正义习惯了迟到，满意轻如鸿毛。
　　在聂树斌生前，父亲曾想让他接班进工厂。在被捕前，家里已经买了电视，正给他张罗一个媳妇。但是，一起冤案毁了一个人，也毁了一个家。他的父亲因此自杀未遂落下偏瘫。他的母亲，为了洗清整整奔波了11年。作为一个农妇，她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王书金详细供述了作案过程并准确记起了聂树斌都未曾供述的那串出现在作案现场的钥匙后，依然不能为儿子洗冤。更可笑的是，2013年王书金案二审中，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拿出被害人的衣服是件短袖衬衫，而当年公安机关出示的被害人的衣服是长袖花衬衫。
　　在这个世界上，她并不孤独，她认识了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进京告状路上的同路人越多，越让“满意”二字轻如鸿毛。这些年，内蒙“呼格案”、福建“念斌案”、海南“陈满案”等，相继翻盘。几乎每一次沉冤得雪，“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都会被一再陈述。
　　我们可能很难复盘聂案背后的权力博弈。但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可以窥见这样的官场生态。官员为什么叹息一声：一失，万无。为什么市长进京开两会之前，亲自给县长说了一句：拜托了。县长吐槽不想干了，法院院长却说：市长还想干呢，我还想干呢。县长去找厂长给李秀莲的丈夫做工作，为什么扔下一句：你干不了，换能干的人。
　　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楚；一级一级的官员，不是对事情负责，也不是对治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对头上的帽子负责。在这样的政治生态里，官官相护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国人基因里的沉疴。
　　在采访中，笔者曾遇到刑警吐槽。嫌疑人供述之前曾在某省杀人。而他们去核实时，却无法从正常途径得到卷宗。原来此案已结，凶手另有其人。同行透露的机宜是：那年不是搞积案会战吗？我们不能太落后啊。“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折射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但在一些知法者眼中，尚不及指标考核重要。服务员摆茶杯都要拿尺子量，关乎罪与非罪、生与死，一群公务人员却一本正经地扯淡。对于生命、对于真实、对于职业操守， “敬畏”何在？
　　张焕枝曾放言：我跑不动了，我女儿也会去跑，得把树斌的案子翻过来。”对于她而言，孩子的罪与非罪不是一个数据，是生与死、是黑与白。这是父母心与“父母官”的区别。
　　最高法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聂树斌案的改判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彰显对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视等。通过复盘旧案，看到制度设计失效的遗憾，探讨如何激活制度、，是更宏大的命题。
　　对于这个案件，聂树斌母亲虽然表示了“满意”，但，若是不能彻底追究在聂树斌一案中渎职、贪赃、勾连等等责任，让闻者足戒，还会有其他聂树斌的冤死、其他母亲的十年进京。在聂案中，哪些人一本正经地符合程序地参与了压低枪口一厘米的行为？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文化感染？对这些问题的深思，不应该被聂母的一个“满意”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