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生产队长通知我们，决定派我、马金生、高文学三名知青和社员李锁柱等五人出民工。简单准备后我们拉着装行李的架子车上路了，一路向北，走了差不多一天才到达目的地。具体地点和名字都忘了，反正是远离村庄的大山里，住的临时工棚是由先到的工程兵盖好的。我们干的具体工作是为铺设通讯电缆挖沟打洞。这个活儿流动性很大，住的地方换了好几次。因此，我们住过工棚、生产队场房，还有老乡家的窑洞。平地挖沟时只有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公社的民工干，需要打隧道时，就配合工程兵干，他们负责打眼放炮。
　　我这次出民工前后有六七个月，转了好几个地方。但现在记忆深刻的是在瓦子街，因为那是当年宜瓦战役的旧址。我们在施工拓宽公路时，还挖出过可能是当年草草掩埋的阵亡的国民党士兵的的尸骨，他们的上级死后尸首被运回了家，可这些士兵却成了永远的弧魂野鬼。周未休息时我们去山上玩时，经常能看到当年战后留下的弹壳和残损的武器。真正让我难忘的是位于瓦子街镇边的烈士陵园，我和同伴们去过几次，那些烈士的名字几乎都忘了，但级别最高的团长任世鸿的名字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一个红军的高级干部，还能身先士卒，并战死沙场，这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只有解放军才能做到。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忘记他们就是背叛。
　　临时出民工，再加上流动性大，居住条件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保暖性更差了。夏天还好对付，冬天就不行。我们知青好孬带了被子和褥子，老乡大多只带一条被子。他们的办法是两个人合作，两床被子铺一床盖一床，这是不是最早的“抱团取暖”呢！
　　我们这次出民工的伙食，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可以吃饱，顿顿有菜。当然菜很简单，没有炒菜，吃的较多的是拌黄瓜，肉基本上见不到。我记得直到春节才包了一回肉馅包子开了荤。有一次也是过节吃饺子，灶上和好面和剁好馅，然后分班去领，每个班包完再拿到灶上去煮。和好的面好拿，可馅没有容器就不行了，我们三个知青有三个盆，平时用两个盆洗脸，另外一个破盆用来洗脚。这次我们用两个洗脸盆一个装面一个装馅，洗脚盆放在了一边。社员出民工基本都不带盆，洗脸洗脚有河水时用河水洗，没有就想办法凑合。我们三个知青在包饺子的时候，有个社员跑来借盆子，我们跟他说只剩下洗脚盆了，恐怕不卫生。那个社员说没事没事，脸是身上的肉，脚也是身上的肉，没道理脸就比脚尊贵，更何况脸是用来看的，腳才是出力流汗的，所以脚比脸的思想觉悟高。说完他拿起洗脚盆就走了。这个社员的话让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感觉好像存在一定的大道理，但似乎又有点怪怪的。
　　说到民工吃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和大家分享。我们那时的早餐是细玉米糁粥，一人一碗。可以想象，一百多人，或蹲或站，头也不抬大口小口地吸喝着刚出锅的滚烫稠粥，呲哈、吸溜声此起彼伏，有的人喝着喝着就对着这有趣的场景大笑起来，明白过来的民工们也笑成了一片。虽然规定粥是每人一碗，但不可能限制得那么严格，有些人为了能多喝一碗，取到第一碗后，边喝边到队尾去排队，为了能在排到第二次的时候把碗里的粥喝完，就顾不得滚烫了，有的嘴上都烫出了大包，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往往失望而归，因为人数是明确的，所以，粥的供应也不可能多出来多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玉米粥真香啊！
　　张福刚，北京市门头沟大台中学67届初中毕业。1969年元月到黄龙县城关镇后街生产队插队。1972年到西安外国语学院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