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声音,唤你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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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资深心理咨询师汤朝千的“来访者”几乎都是女性。这个情形,跟我在法院民事庭了解到的情况颇有相似,因为离婚、遗产分割继承、自身权益受侵害等种种原因,到地方法院民事庭主张权利的原告方,女性占多数。一位从事法律援助多年的律师朋友告诉我,不到万不得已,这些女性压根儿不愿为了所谓“家丑”打官司。“新近施行的《民法典》,关于维护女性合法权益的新法条至少有八项,这是国家给予女性的巨大福利。”所以,他自掏腰包备了上百本,给每位上门求助的女性几乎都赠送了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明确翔实的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受到削弱、减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一、谁来保护她


  关联法条:
  1.《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2.《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出现在我面前的李珍(化名)长得很漂亮,脸庞圆润,眼睛大大的,青春时常。根据汤朝千对她的评估,她属于抑郁症已经好到90%的“來访者”。
  “我为什么愿意接受您的访谈?不是愿意,是主动。听汤老师说有作家想写抑郁救助方面的故事,我就自告奋勇,来讲讲自己的经历。”李珍说,很坦然的语气,这与我先前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异。
  李珍边说边抬手猛吸了一口电子烟。这时我才注意到,挂在她脖子上的U盘状物件,并非项链、护身符之类的装饰品,而是一支有着黑色外壳的电子烟。
  “啊,对,是电子烟。高中时心理压力太大,不知不觉便学会了抽烟。抽烟解压,能暂时忘掉很多不愉快的东西。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但一时半会儿又不能完全戒掉,就用这个来替代啦!”
  相比之下,她与曾帮助她摆脱困境的汤朝千聊得更热络。
  李珍告诉汤朝千,她最近很委屈,因为她认定的一个好朋友背地里四处“踩”她,甚至在校园论坛上含沙射影地说她坏话。据李珍描述,这个好朋友出身贫寒,在大学里被势利的女同学们排挤疏远,只有自己愿意亲近她,并且从经济上帮助她。据李珍推测,好友“反水”可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背叛和打击,向那些讨厌李珍的人示好。因为,身患抑郁症多年的李珍被认为是校园异类。她曾经当众自残过,作为反抗轻蔑、排斥的手段。
  李珍告诉汤朝千,为了出这口恶气,她会用“非常手段”对那个到处造谣、诽谤她人品的女孩子进行反击,让她得到教训。可是,她的这个想法,马上被汤朝千否决了。
  “你今年21岁,早已是成年人,你的同学也同样是成年人,成年人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如果她真的四处造谣中伤你,并且到了你无法忍受的程度,你完全可以诉诸法律,比如刚刚施行的《民法典》,里面就有关于名誉权的法律条款。”我对她说。
  “但是,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办法,让她知道错了。毕竟我的朋友不太多。”李珍听了我的建议,一脸惊讶。在这个女孩子看来,诉诸法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事情没那么严重……我的朋友不多。”这样的话我也说过,对着替我抱不平、愤怒不已的班主任。
  1997年,我念高二,因为头发突然斑秃,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开始深陷青春期的至暗时光。这样的外表,在同学当中尤其是男同学那里饱受嫌弃,还被取了很多绰号,比如秃子、黑瞎子之类。所幸,我唯一的优势是,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在班里还有那么一个算得上朋友的同学,那就是我的同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他经常在作业上得到我的帮助,所以待我还算友善。可是,这个男生转学之后,关于我暗恋原先同桌,人家被我的追求吓跑的谣言不胫而走——造谣者是一个18岁的留级女生,生得漂亮,人缘很好。很快,关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嘲笑在班里盛行,由我班男生开始,逐渐发展到整个年级的男生。他们见到我就吐口水、骂脏话,还有人悄悄在我背后贴纸条,诸如大霉星、怪胎之类。极富正义感的班主任是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孩儿,在目睹了我被一群男生叫骂的场景之后,很是愤慨。她把我叫过来问话,然后提出让那几个领头的男生请家长。我慌乱地拒绝了她的提议,以害怕失去友谊的名义。因为我担心,这件事一旦激化,我会彻底被同学们孤立,甚至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而这些,都是我无法承受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尤其害怕被孤立。有相关案例,某女生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大家一起游玩的照片,但其真正目的不是回味或记忆,而是想告诉那个没来的人——看,我们一起出来玩了。
  在火气正旺的年轻班主任看来,我的遭遇不算小事,而是一件差不多可以叫警察的校园欺凌事件。她把事情转告了母亲,母亲当时并未对我的遭遇表达太多的愤怒,而是把愤怒的矛头全部指向我——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的女孩子偏要欺负你?“说到底,还是你这丫头软弱可欺,你要是凶一点儿,哪会有这些事?”回家后,母亲狠狠地说了我一顿,她要我“泼辣一些”,然后又教育我:“根本不用理会他们,小孩儿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他们说你丑难道你能掉块肉?学生嘛,把学习搞好就行。再说了,你是女孩子,真要把那些破事闹大,反而对你不好。”   当下的年轻人喜欢“百度”。据调查,有93.2%的城市青年在身心出现异常后,都是第一时间通过百度搜索来比照症状,推测自己可能罹患的疾病。李珍打开电脑,在百度搜索框里键入“情绪低落”、“自卑”、“多疑”、“失眠”等关键词以后,搜索结果齐刷刷指向了“抑郁症”。李珍知道抑郁症,大明星张国荣因为抑郁症跳楼身亡。她一开始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家长,毕竟抑郁症这种心理精神疾病比较特殊。直到被各种身心症状折磨得实在苦不堪言,李珍才把自己可能罹患抑郁症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为此,母亲与父亲起了剧烈争执。母亲觉得,小孩子家家闹点儿情绪很正常,不用太在意。父亲却认为,应该立刻去医院看看。李珍也向父母表达了强烈希望去看病的想法。因为县城医院没有心理科,一家三口就去了重庆某三甲医院,在那里通过各种检查,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医生要求李珍立刻住院治疗。
  在医院,刚开始是和风细雨的药物和常规催眠治疗——许多抑郁症患者集中在一间屋子里,用轻音乐催眠,在规定的时间内入眠。“可是,我根本睡不着。”李珍说。一系列温和的治疗手段对李珍来说收效甚微,她甚至出现了“抑郁性木僵”症状:整个人像根木头,行为迟缓,不要说动一动,就连转个眼球都格外费力,如果大声叫她,老半天一点儿反应都没有,用她自己的话说,“能听到亲人的呼唤,可是身体就像不是自己的”。之后,因为无法有效控制病情,李珍只好又进行了传言中极为可怖的电休克治疗。这相当于对大脑的一次重启。
  “刚刚结束电休克治疗的那两天,我意识不清,甚至连家人都认不出来。”李珍回忆说。电休克治疗进行了好几个疗程后,李珍的重度抑郁症状渐渐减轻,可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意识障碍、记忆力减退等众多副作用悉数出现。同时,因为服用药物的缘故,她的胃口大开,体重又增长了30多斤。
  虽然没有痊愈,但对于一个初三的学生来说,学习依然是首要任务。复学在际,为了保护女儿,李珍的父母为她转了学,还特意叮嘱刚刚见面的班主任老师:请多多关照,千万不要跟其他人(包括任课老师和同学)再提起李珍的病。在中国,心理疾病常常被人们当作神经病看待。换句话说,心理疾病与神经病一般,天生自带污名化效应。在日常生活中,神经病是最常见的侮辱性名词。自带污名化效应的,还有与男女关系密切相关的艾滋病、性病,与传统认知中“天罚”相关的麻风病,以及致病性强、传播迅速、能在人群中造成恐慌效应的重大传染病,比如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关于是否应为像艾滋病这样的病患保留隐私,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如果只谈保护个人隐私权,就可能侵犯到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比如,一个男人在婚检中发现感染,为了保护这一隐私,医院不告知他的伴侣,那么就等于將另一个无辜者置于无预警的高度危险状态。所以,不断有人呼吁: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安全,应该把这些患者的病情暴露在阳光之下。有的网民甚至建议,直接在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身份信息中添加相应标记来提醒人们注意,以免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害。同理还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隐私问题。由于新冠病毒存在高度传染性,在溯源过程中患者个人信息可能被暴露。从成都那位因为在酒吧串场而饱受网暴的年轻姑娘,再到生前各种被人肉、已于2021年1月30日去世的沈阳“一号病例”尹老太——从个人信息被公开的当天夜里,“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每天要接到上百个电话以及信息,许多都是恶意攻击,这给全家人造成了莫大的压力,精神状态几近崩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和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可能破坏他人隐私和隐私权的行为。至于“人肉”、直接曝光等行为,不仅与我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等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明文规定相背离,也与国家深化平安中国创建活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
  但可以探讨的是,哪些个人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应该受到保护?
  有法学专家认为,在发生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的特殊时期,有关部门基于公共利益和安全的目的,需要依法公开一些信息。这就涉及如何在公布个人信息与保护公共利益、公众健康权、知情权之间做好平衡。可以公开的信息包括:当事人或患者、密切接触者的个人行动轨迹,逗留过的小区和场所,接触的人群等。但对患者信息的公布应该慎重,在此前提下,可以公开患者或疑似感染者的年龄、性别、职业、与既往病例关系、患病情况、部分行动轨迹、密切接触者数量等。但是,未经当事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披露个人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日记、相册、储蓄及财产状况、生活习惯、通讯秘密以及亲属关系等。当然,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
  而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不像身体疾病那样直接给他人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可以说,饱受煎熬的只是患者自己,但其与精神病混淆一体的污名化效应却极易招致社会或团体排斥。在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进编制的人员正式报到前要先做心理测试,如果有问题,就不能被正式录用。
  李珍父母在恳求校方及班主任保守秘密的同时,也向学校保证,经过治疗,女儿病情趋于稳定,不会干任何出格的事情。
  重新回到学校的李珍,生活并没有完全回归宁静。她需要经常请假去校外看病开药,每次出去心头都结着疙瘩,担心周围人看出点儿什么。同学们起先只是知道胖嘟嘟的李珍生着慢性病,但不知她究竟得了什么病。某次缺席体育课,恰逢长跑考核,有同学提到李珍未来可能面临补考,体育老师无意中说:“不跑更好,我担心她撑不下来。”周围同学顿生好奇,纷纷打听是怎么回事。凭着一时的激情,这位体育老师竟将她听来的关于李珍的秘密和盘托出,包括她曾经的自残行为。李珍归来后,一个平时与她十分熟络的同学和她匆忙打过招呼后便斜着身子快速溜走,仿佛她身上附着什么吓人的东西。那一整天,同学们对她的态度都异于往常,大家看她有点儿像看怪物,这放在之前不可想象——肉肉的李珍平素内向少话,极易亲和。后来,李珍才从一个同学那里得知体育老师当众说的话。   “法院判了。但房子什么时候拿到、房产证怎么去办,还是未知数。二哥已经把我拉黑了,同样也有遗产继承权的大哥和妹妹们一直保持沉默。”陈小华在微信里告诉我,“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女儿应当享有的权利。”
  赶去汤朝千工作室的时候,小桂已经提前到了。不像李珍那么活跃,1992年出生的小桂显得安静、沉稳。跟她打招呼,她的回复极简洁;试图给她讲我的采访意图以引起她的兴趣,也并不奏效。当她听说陈小华的事情——因为我想把这一段陷入抑郁焦虑的陈小华推荐给汤朝千,小桂突然来了兴趣,不仅仔细听着,脸上还带着一丝感同身受的表情。
  “如果换成我和我弟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妈妈肯定会站在弟弟那边。农村有句老话,儿子是一整个,骨肉血亲,养老送终;女儿是半个,养大就是别人屋里的,于娘家只剩点儿骨肉亲缘,所以人道‘一儿半女’。”小桂感叹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陈小华的境遇打开了小桂的话匣。
  小桂记得,那个占据家庭全部宠爱的小男孩,是在她四岁的时候,由母亲抱在怀里,出现在她面前的。“这个奶娃娃是你的弟弟。”母亲说。父母已经很久不见了,他们在小桂一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逢年过节都不怎么回家。同小桂一起生活的,只有上了年纪的祖父、祖母。稍大一些后,小桂才知道,父母外出打工,不只是养家糊口的需要,还有一个隐秘而重大的任务,躲到外面去生个儿子。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農村的计划生育同样抓得很紧,小桂父母到了城里便是边缘人,没有人盯着他们是否偷生、超生。这次父母带弟弟回来的目的,就是用多年打工挣来的钱缴足罚款,给弟弟上户口来的。
  弟弟的到来,使得小桂的生活有了许多变化。祖父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对待孙儿和孙女,就像他们对待田间地头的稻穗和稗草。祖母给小桂在锅边炕馍馍,油盐全无,而给弟弟做的馍馍,油煎且有肉馅。小桂咬一口,又干又硬不好吃,撇撇嘴,祖母就叫她好生惜福,说是身为女子,苦的日子还在后头。祖母常常说起,她小的时候,能活着长大就已经很幸运,当年她上头已经有两个姐姐,父亲差点儿把她扔在林子里,幸亏母亲拼死阻拦才留下她这条命。
  那时村子里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在外打工的父母每次打来电话,话题都只有一个,弟弟怎么样了?末了,再专门对着小桂一番叮嘱,做姐姐的一定要多多关心、照顾弟弟。
  几年后,父母把小桂姐弟俩接到城里共同生活。小桂是家务活儿的主力,全家人的衣服她都要洗。而弟弟,想帮着做点儿什么都会被母亲阻拦。每天母亲总是教育她要让着弟弟,好东西都要拿给弟弟。同样是考试没考好,对弟弟是和风细雨安慰,对她却极尽讽刺。所以,小桂一直过得很压抑。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待到小桂千方百计熬到大学毕业,一个观念已经在她头脑中根深蒂固:在什么单位上班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挣到钱,然后把钱交给母亲。于是,小桂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重庆创业打拼。她与朋友合伙承包工地食堂,因经营不善,身上背了许多债务,每天早上醒来,她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钱的问题怎么解决。为了减少人手、节省开支,小桂每天早上5点就到菜市场去买菜。而母亲那边,要钱的电话如影随形,小桂哭诉自己也要生存,别的不说,在大城市租房每个月都要花上千把块钱。所以,连续几年,与母亲几乎一通电话就会争吵,彼此都用最伤人的言语。为了缓和与母亲的关系,小桂请母亲到食堂帮忙,“可是她为人处事斤斤计较且说话刻薄,又喜欢贪小便宜,并且自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无奈,她只能辞退母亲,母女关系进一步恶化,几乎完全不能沟通。小桂的一系列心理精神症状正是这时出现的。有时她独自开车,会突然发觉前方白茫茫一片,找不到方向。和李珍一样,小桂也是按照自己身上的症状进行“百度”,发觉可能是抑郁症,最终到医院得到确诊。医生给她开了药,但小桂总是喜欢看事物坏的一面,当看到那些药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又害怕得不敢吃。于是,小桂开始尝试在线上做心理咨询。与心理咨询工作室比,线上咨询价格相对便宜,几十块钱一个小时,但小桂感觉效果并不明显。因为你明明隔着屏幕向他倾诉了大半天,可那个不知长什么样的心理咨询师却只有几句话的建议,最核心的无非是“你要想开些”。这样的建议,小桂显然做不到。
  2016年,小桂开车行驶在过江大桥上,突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她直接把车开到桥底下,冲进江里,想一了百了,告别一切烦恼。
  “小桂的创伤,来自传统农村家庭对女性的轻视与欺凌。要用心理干预治疗创伤,面对面交流会更有温度。”汤朝千说。
  2020年9月,小桂成为汤朝千的一名来访者。几个月时间里,汤朝千给她做了三次催眠。
  “其实,三次催眠我就做了一个工作,让潜意识中的小桂与现实中的小桂顺利衔接,自己与自己和解,勇敢面对生活的不完美,敢于对不合情理的东西说‘不’。这样一来,心理问题自然能够迎刃而解。”汤朝千告诉我。确实,在接受第一次心理咨询的当晚,小桂就睡得很踏实。
  烦恼依然在当下。小桂的弟弟虽然已经工作并且交了女朋友,但母亲依然想让小桂照顾弟弟并负担他的一切。小时候要让着弟弟,长大后,还要帮衬弟弟。她的人生被原生家庭利用,但她也是人,她也拥有自己的人生,有享受被爱的权利。
  “我与母亲的沟通已经比较顺畅。以前母亲一句话就能带给我各种负面情绪,现在我已经不会再去反复琢磨母亲的话,再从中生出各种委屈。”小桂说。
  如今的小桂不会像过去那样憋屈着一力承担,她已懂得量力而行。她说:“自己已经可以理解‘百姓爱幺儿’的心态。我是女儿,但我不比任何人低下,所以,我自己首先要过得好。”

三、远远看着你


  关联法条:
  1.《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2.《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3.《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4.《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法庭上,男人苍白憔悴,瘦得只剩一层皮。哪怕初秋季节,余热未消的山城遍街短袖薄裙,男人却于一件纯棉衬衫之外,套着厚厚的夹克。层层包裹也遮掩不住身体的颤抖。从2020年秋到2021年春,男人不止一次地站在法庭上,却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又不乏诚恳的态度。
  “对于我的妻子,以及和我患着同样一种病的儿子,我只能说声抱歉。我实在没有能力,包括身体和经济上的,所以,作为丈夫,我只能远远看着你。咱们离婚,我一贫如洗,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你需要的补偿我拿不出来。如果你不介意我现在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过下去……”
  陪审员谢乐曦给我讲述这起离婚案子时,特意突出了“远远看着你”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极其恳切且深情地从那个病怏怏的男人口中徐徐吐出。如果忽略这个真实故事的上下文,你可以凭“远远看着你”脑补一部甜宠偶像剧——男子因为某种迫不得已的理由,只好远离自己的爱人。离开她,是因为爱她……但现实绝非偶像剧,与“远远看着你”相关的,是被隐瞒的严重遗传病,是长达近三年的“消失”和找寻,是一个女人带着小孩儿四处求医的疲于奔命……关于妻子在听到丈夫法庭上这番恳切的话会是怎样的反应,谢乐曦最初并没有告诉我。在我后来的“复盘”中,才知道妻子听到“远远看着你”的反应是一个过程。伴随一次次调解与开庭,最初是抓狂,然后是愤怒地反驳,再然后情绪淡化……最终,冷冷地看着男人自说自话,她所提交的一大沓证据由律师呈送法官。
热心公益的谢乐曦(右一)

  一般来说,离婚案件司法实践中,多以不公开审理为主。因为离婚案件即使不涉及个人隐私,也会涉及夫妻关系,若公开审理,将夫妻间的矛盾暴露在公众面前,势必会加深双方的对立情绪,不利于案件的审理。然而,这对男女从始至终均未提出“不公开审理”的申请,所以,他们的一切都呈现在了庭审现场。这恰恰是两人想要的:男方想要公开表明他的诚恳、无奈和无助,以及挽回婚姻的“初心”;女方则想要社会上更多的人看清这个男人的真面目,彻底地与这个男人做个了结。
  新年伊始,又一次法庭辩论即将开启,结局可想而知——这次,婚是一定离得成的。按照刚刚施行的《民法典》,这桩原本可以被申请撤销的婚姻延续至今,许多后果已经难以挽回,对于一个年轻女性的伤害也将伴随终身。先讲几句题外话,当下中国,法院判决的民事案子,执行仍是难题。有律师朋友告诉我,他曾帮助一位法院判决离婚的家庭主妇“拦截”正从外地飞回来的前夫的财产,这位前夫因没有落实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且长期拒付孩子抚养费,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也就是社会上常说的“老赖”。我当时对“飞回”这个词也很感兴趣:“不是说对‘失信人’要进行高消费限制吗?他怎么还能继续坐飞机呢?”那个律师闻言笑了,说我太天真。这些人自有他们的渠道和方法,不少失信人住着别墅、开着豪车、喝着顶级红酒,但是别墅不在他的名下,车是别人的,银行卡也是别人的名字。坐飞机,并不算少见。他资源、人脉、钱财一样不少,只是成心拒绝他应当承担的责任而已。这大概也是国家重拳出击治理“老赖”的重要原因。
  “远远看着你,哼!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个男人在法庭上是如何地淡定,尽管女方所遭遇的现实是那样惊人。他一度让法官都觉得他是一个为生活所迫的好人。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希望你去深入采访,并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以此警示更多的年轻女孩,择偶一定要谨慎,绝对不能头脑发热就盲目作出决定。”谢乐曦跟我说。
  其实,我写这篇报告文学,最初的动因就是“远远看着你”,但没想到,又由此牵扯到更多。为了“复盘”这个真实故事,我走访了许多人、许多地方,采访了社会学教授和心理咨询师,因为我更愿意从深层次来剖析事件的因果。
  那个被远远看着的女人,且叫她小雨。小雨生长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生得漂亮白净,端庄大方。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某政府机关,是一名公务员。一次朋友聚会,她结识了某高校博士后傅泽(化名)。两人一见倾心,几个月内便迅速完成了暧昧、恋爱、结婚等几个过程,算得上货真价实的闪婚。
  我曾咨询过一位深谙婚姻家庭问题的女性心理咨询师,女孩子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好好考察一下自己的恋爱对象,为何这样着急?还有,男人身患遗传性恶疾,平日里肯定是有迹象的,为什么觉察不了?
  这位心理咨询师认为,女孩子选择“闪婚”,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是因为她们本身的思想不够成熟,或者说是叛逆的结果。
  女性比男性更易情绪化,容易被激情牵着鼻子走,尤其是那些被父母捧在掌心里的城市女孩。当她们遇到恋爱就容易头脑发昏,只要喜欢那个人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进去,将现实生活和童话故事融为一體,着急地认定那个对她好的男人就是她一辈子的依靠,哪怕旁人能把这个“白马王子”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别人为了劝她把嘴皮子磨烂,但她还是一心一意坚持己见,马上就要和他结婚。而在管教严厉的家庭,长大后的女孩儿则更容易叛逆。有一个女孩儿,父母都是机关干部,从小家里就定立了许多“家规”,诸如吃饭的动作、走路的姿势、平日的仪态都有讲究。可就是这样被极度管控的乖乖女,从“网恋”到“奔现”,与一个有文身、爱吸烟、留着络腮胡的个性帅哥纠缠在一起,两人仅仅见面两个月就私奔到云南边境结婚了。后来才知道,帅哥是个毒贩,女孩儿从起初的不乐意到后来跟着他吸毒、贩毒,最终被双双抓获。在看守所里,女孩儿对前来救助她的心理咨询师说,即使坐牢,也强过待在家里天天被母亲指责。   结婚、离婚可不是儿戏,到底该怎么办,还得把前因后果弄清楚再说。生孩子的事情嘛,小雨自己得考虑好。这是小雨母亲的观点。
  小雨赞同母亲的看法。毕竟,她得先找到丈夫,解开这个谜团。孩子是无辜的,她还是决定要生下来。她试着在微信上告知傅澤孩子的事情,以及,她在他的原单位听说的那些事情。这次,傅泽竟然很快回复了:“知悉,谢谢。有些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之后,小雨又联系不上傅泽了。
  六个多月后,小雨生下了孩子,是个胖乎乎的男孩。初时一切尚好,可孩子长到三个月后,便频繁出现感冒、发热等症状,小便有难闻的气味,吸收也不好,还营养不良,甚至间歇性抽搐痉挛。小雨带着孩子跑遍了国内多家医院,最终在北京的一家专科医院那里,得知孩子患的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这种病来自父系,遗传概率高达60%。本来,患有这种遗传病的男性,在医学上并不鼓励生育。而且,这种疾病很棘手,不能完全治愈,可以用药物控制。但当病人进入中年后,病情也可能进一步恶化。
  这是小雨在这桩婚姻中遭遇的第二个突如其来的黑洞。而这个巨大的黑洞,足以吞噬她未来的人生,同时还牵连着一个无辜的小生命。
  “看,这属于典型的骗婚。一开始这个男人就没有吐露实情,甚至隐瞒了严重的遗传病。其实,这样的婚姻本应是无效的。”谢乐曦感叹道。
  刚刚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明确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女性的“慕强心理”,在社会关系中表现为特别容易信任“高价值者”,这使得女性在婚姻、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相对容易受骗。比如,有统计数据表明,女性更易陷入“黑网贷”。有的女孩儿大学刚毕业,每月只有五千元的工资,却轻信社会上所谓的消费主义、轻奢主张,舍得花大价钱购买最新款的品牌手机、名牌墨镜,以及堪称天价的国际品牌包包。这样,日复一日,便只能找到“小贷公司”,然后深深陷入利滚利、以贷养贷甚至裸贷的泥淖之中。在一起电信诈骗案件的审理现场,无辜的女大学生们作为刑庭被告,低着头站成一排,脸上是何表情不得而知。从情感上说,她们是无辜的,因为她们事先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职业属于犯罪。这些年轻女孩被犯罪集团用“高薪诚聘”骗进来,所从事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含金量,无非是打电话发信息招揽客户“投资”。至于客户究竟投了多少钱给公司,她们一无所知,她们只是按月领取自己的薪水以及提成,却因此成为共犯。一笔笔被骗到的钱从APP中直接流入主犯账户,主犯把钱取出来转移给妻子,然后办理离婚。这样一来,主犯哪怕落网,赃款依然很难追回。一位律师告诉我,电信诈骗比其他诈骗量刑更重,根据涉案金额,可判三至十年。也有一位母亲向我哭诉,说她才二十岁的女儿执意给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做“小三”,那个男人开着一家小公司,算不上多有钱,就是嘴上会说。那个男人曾向她女儿承诺:只要生下小孩,他就立刻离婚。如若不行,他还可以给女儿找个男人做名义上的丈夫,让他们的孩子光明正大地生活。
  好好的婚姻,却遭遇天大的骗局和欺诈,知情的亲友们纷纷给小雨支招。
  有人劝小雨,你还年轻,如今找不到他的人,只能先尽力止损,索性就把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当成夫妻分居,用分居来达成自动离婚。事实上,分居多久都不存在自动离婚。我国没有自动离婚之说,离婚只有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两种方式。分居满两年,只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志,而不等于自动离婚。刚实施的《民法典》规定,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
  也有人建议,可以按照“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来起诉离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起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也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用本节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在法院规定的开庭时间内,被告不出庭、不应诉的,法院即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决。
  从2019年夏开始,小雨选择采取一边继续探查傅泽的行踪,一边起诉离婚的方式。她决定,鉴于自己惨痛的经历,离婚的同时,男方还必须给予经济赔偿。
  “这场失败的婚姻当中,傅泽有重大过错。这两年,我四处奔波给孩子看病治病,出力出钱,独自承担。听说孩子患着跟他父亲一样的病,他的家人甚至连面都不愿露。所有美好的一切都化为无边黑暗。我要讨回自己的损失,孩子今后需要长期求医问药,这些都要用钱。事到如今,我也绝不相信傅泽真的一贫如洗,他过去的每一句话,我都要打个问号。”
  虽然傅泽一直不肯出现,但小雨的多方打探也渐渐有了回音。有人在南方某海滨城市看见过他,并且证实他一年前已经在这个城市买房定居。后来又有人在重庆城区里看见了他,他出现在一个水果店里,购买的都是光鲜亮丽的时令水果,并且,距离小雨的寓所仅仅隔了两条街。最终,傅泽被找了出来。
  民事法庭上,女方痛斥男方的欺骗和伤害,拿出厚厚一沓证明材料,提出了财产分割和数十万元的经济赔偿,男方却始终一脸淡定:我有病,我没钱,我之所以住在温暖的海滨城市,是因为我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需要长期居住在暖和的地方养病。房子不是我的,那是我亲戚买的。我的名下也没有一张银行卡。至于之前的许多事情,我很抱歉,但这都是很私人的东西,不方便让你知道。至于孩子的病,我之前确实不知道那会遗传。我爱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但是,对不起,我没有能力和你一起抚养孩子,一起共渡危难,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远远看着你……
  2021年再度开庭,这起处处皆是黑洞的离婚案,最终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以小雨的胜诉告终,两人被法院判决离婚。傅泽被判决支付小雨五万元赔偿费,后续还要承担孩子的抚养费和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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