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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窃听风暴》,英文为The Lives of Others,直译为《别样生活》、《别人的生活》,无疑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在素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它荣获十一项提名,一举囊括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等七个重要奖项,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部影片由弗洛里安·多纳斯马克导演、编剧,讲述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秘密警察大规模侦听、监视普通民众生活的故事。当时东德一千七百万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男主角维斯勒上尉(乌尔利希·穆厄饰)是一个冷酷的秘密警察,奉命窃听剧作家德莱曼(塞巴斯蒂安·考奇饰)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马蒂娜·戈黛特饰)的对话,但却在不经意间进入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慢慢喜欢上西兰德,意外成为他们生活中“隐身”的一员,甚至为了保护他们而不惜铤而走险……
看完《窃听风暴》,感觉影片的元素很丰富,可供分析的角度很多,但最直觉的感受是它用光和影的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或精神意义上柏林墙“倒塌”的整个过程。柏林墙倒塌,无疑是东西方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这在《窃听风暴》中也有反映,其时维斯勒上尉因被怀疑帮助德莱曼而被连降数级,从事收发信件的工作,他正是在阴暗潮湿的分拣室听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消息。其实,从心理或精神的意义上讲,他心中的那座“柏林墙”早已先于物理意义上的轰然倒塌。
二
柏林墙,东德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柏林墙约一百六十九点五公里长,约三至四米高,建成于1961年8月13日。其直接原因是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二百五十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军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柏林墙可谓戒备森严,第零层防线:三百零二座瞭望台;第一层防线:约三点五米高、光滑、淡色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栏和警报器;第二层防线:钢制拒马;第三层防线:两米高的铁丝围栏;第四层防线:音响警报缆;第五层防线:电铁丝网;第六层防线:碉堡(共二十二个);第七层防线:用来引导(滑)警犬的缆线(共六百只警犬);第八层防线:六至十五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埋有地雷;第九层防线:三至五米深的反车辆壕沟;第十层防线:五米高的路灯;第十一层防线:武装警卫(共一万四千人);第十二层防线:两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第十三层防线:空地;第十四层防线:第二道水泥墙,高三点五至四点二米、厚十五厘米,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第十五层防线: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Spree)。即使是这样的几乎无懈可击的防线,还是阻挡不住逃亡的浪潮。据悉,柏林墙建成后,大约有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三千二百二十一人被逮捕,二百三十九人死亡,二百六十人受伤。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1962年8月17日,十八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当时,有西方记者在场,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但没有人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轰动一时,他成为第一个因试图攀墙而被射杀的人。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发表著名的“推倒这堵墙”演说,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
1961年8月15日,柏林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十九岁的东德士兵康拉德·舒曼头戴钢盔、肩背长枪大步跃过铁蒺藜樊篱,这个瞬间被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彼得·雷宾拍了下来,震惊了世界。1962年8月17日,十八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1979年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花了数年的时间手工制成,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二千八百米以上的高空,二十多分钟的飞行后,他们安全落在西德领土。
三
从物理意义上,柏林墙的倒塌发生在1989年11月9日;而从心理意义上,这种“倒塌”早已开始。除了以上所述的逃亡之外,在1989年之前,BND(西德联邦情报局缩写)曾派出大量情报员,假扮成记者、保险推销员、游客,他们上火车,进酒吧,与东德人搭话,然后慢慢地切入正题,询问东德人对德国统一的态度。这一举措大获成功,在收回的近六百份调查表中,绝大多数受访的民众表明对德国统一怀着强烈愿望。也就是说,在物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倒塌之前,心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已经倒塌。
《窃听风暴》以窃听者维斯勒上尉为典型,用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的“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之所以说维斯勒上尉是“典型”,是因为他是有坚定信仰的秘密警察,是东德“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的一员。他十分“敬业”,忠于职守,他有着深陷的眼窝,脸部线条总是那样僵硬,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个世界,除了“工作”——监听他人的生活——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和乐趣。围绕着他的世界是灰色调的,看不到任何“活”的生命迹象,呆板、单调、乏味、无趣,这反映在他周围的陈设十分简单,色彩总是那样暗淡,就连他吃的饭食也是那样单调而“朴素”。但是他有坚定的“理想”,即“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强盾与利剑”,他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换言之,他心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柏林墙”。而这堵“柏林墙”恰恰是在他“执行任务”的监听过程中缓缓倒塌了。
由于监听的权力和便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窃听者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私人生活空间中去:那是一个与他的世界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温馨世界,在表现手法上,电影运用了暖色调处理。窃听者维斯勒上尉看到了,在那里,有音乐、有艺术品、有丰富的书籍,有各种各样的纸张,有打字机,有剧本,有布莱希特纳优美的诗句。当然,还有令他销魂补充他自己单调乏味生活的女人的似水柔情和令人着迷温馨的肉体……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事物,对窃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却是那样陌生——因为此前他经历了一次次的“异化”程序,这些程序已经把他身上这些自然正常人性的东西删除殆尽。而“监听”、“窥视”恰恰给他提供了“补课”、“恢复人性”的“复活”和“再生”的机会,慢慢地,他逐步进入并喜欢上了被监视对象的生活内容,喜欢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尤其对德莱曼的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十分着迷。他偷偷拿走德莱曼所藏的诗歌作品,在喃喃诵读之中体味到另一种精神乐趣;他默默地在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的私人生活空间中踱步,慢慢体味另一种生活情调,甚至在德莱曼和女友经常做爱的床前默然肃立,久久无语……而这些,又反衬出自己生活的无趣、可怜与乏味。可以说,“监听”过程对于监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使得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虽然共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和人的生活竟然如此不同。这种“看”是一次对他“可怜”灵魂的全面拯救,使得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环境,进入一种有生命感觉的境界。于是,从心理意义上,他内心花费多年建构的“柏林墙”,开始出现裂缝,开始发生动摇,直至最后坍塌。本来,窃听者被要求掌握作家德莱曼及其女友犯罪的相关证据,但在不断进行的窃听活动中,窃听者了解并接受了被窃听者的思想。于是,他有意无意地在帮助他的“监听”对象,或隐瞒,或开脱,或视而不见,或援手相助,他还把克里斯塔·西兰德被文化部长所掌控的信息巧妙地传达给德莱曼。
被窃听者是一个国家级文艺工作者,因为激进的思想被政府质疑。他本身不是激进者,但却是对人性的保护者,因而妨碍了政治。在言论丧失自由的情况中,文人蕴藏的自由力量被政府视为异端。作家周边的朋友都在形势中或激进或压抑,作家的妻子是国家级演员,为了保护丈夫被文化部长所掌控,而这一信息被窃听者巧妙的传达给了作家,作家与妻子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卷起了层层波澜。而窃听者通过与作家妻子间的谈话,使得作家夫妻重归于好,并且在之后的一次窃听中隐瞒保护作家犯罪的事实。在政治高压下,作家逐渐不堪忍受政局的压迫,将新闻秘密投递到西德,引起巨大的反响。事件发生后,安全局用尽手段,严密搜查和层层打压,作家妻子终于忍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出卖了关键的证据信息。关键证物被发现的一刻,作家将怀疑指向了妻子,妻子也因为心中愧疚而自杀,窃听者则巧妙的帮助作家避开了劫难。最终作家得以生存而得到了最终的言论自由,而窃听者则因为不能获取信任被放逐到信房拆信,以此终老。影片结尾处,作家通过尘封的档案,找到了窃听者。咫尺之摇却不便相认,他写了一部小说来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而窃听者,从最初站在讲台上的阴狠挺拔,到最终街头上的佝偻萎靡,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的变迁。剧尾,他回答年轻的售货员时说:这本书我不送人,是送给自己的。因为,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HGWXX/7”。
……最后他竟然不惜铤而走险,在事关生死的结局面前取走打字机,救下德莱曼,这一幕,与德莱曼的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告密竟然形成一种令人扼腕、心中在流血的鲜明对照。至此,我们可以说,在窃听者维斯勒上尉心中耸立多年的“柏林墙”已经轰然倒塌。
柏林墙的倒塌对我们这些远离其现实语境的读者来说,这种“心理”倒塌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还缺乏感性认识,感谢《窃听风暴》,感谢维斯勒上尉这一形象,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心理“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
维斯勒心中的“柏林墙”是被什么力量推到的,当然是人性的力量、人文的力量。文艺、艺术、人性这种东西战胜对手主要靠一种弱德之美,以柔克刚,最后,它终于摧毁了表面上坚不可摧、冰冷坚硬的“柏林墙”。
去年的冬天很冷,还好,可以在电影中取暖,这是人性的温暖,我们都需要这种温暖。
《窃听风暴》,英文为The Lives of Others,直译为《别样生活》、《别人的生活》,无疑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在素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它荣获十一项提名,一举囊括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等七个重要奖项,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部影片由弗洛里安·多纳斯马克导演、编剧,讲述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秘密警察大规模侦听、监视普通民众生活的故事。当时东德一千七百万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男主角维斯勒上尉(乌尔利希·穆厄饰)是一个冷酷的秘密警察,奉命窃听剧作家德莱曼(塞巴斯蒂安·考奇饰)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马蒂娜·戈黛特饰)的对话,但却在不经意间进入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慢慢喜欢上西兰德,意外成为他们生活中“隐身”的一员,甚至为了保护他们而不惜铤而走险……
看完《窃听风暴》,感觉影片的元素很丰富,可供分析的角度很多,但最直觉的感受是它用光和影的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或精神意义上柏林墙“倒塌”的整个过程。柏林墙倒塌,无疑是东西方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这在《窃听风暴》中也有反映,其时维斯勒上尉因被怀疑帮助德莱曼而被连降数级,从事收发信件的工作,他正是在阴暗潮湿的分拣室听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消息。其实,从心理或精神的意义上讲,他心中的那座“柏林墙”早已先于物理意义上的轰然倒塌。
二
柏林墙,东德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柏林墙约一百六十九点五公里长,约三至四米高,建成于1961年8月13日。其直接原因是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二百五十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军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柏林墙可谓戒备森严,第零层防线:三百零二座瞭望台;第一层防线:约三点五米高、光滑、淡色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栏和警报器;第二层防线:钢制拒马;第三层防线:两米高的铁丝围栏;第四层防线:音响警报缆;第五层防线:电铁丝网;第六层防线:碉堡(共二十二个);第七层防线:用来引导(滑)警犬的缆线(共六百只警犬);第八层防线:六至十五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埋有地雷;第九层防线:三至五米深的反车辆壕沟;第十层防线:五米高的路灯;第十一层防线:武装警卫(共一万四千人);第十二层防线:两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第十三层防线:空地;第十四层防线:第二道水泥墙,高三点五至四点二米、厚十五厘米,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第十五层防线: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Spree)。即使是这样的几乎无懈可击的防线,还是阻挡不住逃亡的浪潮。据悉,柏林墙建成后,大约有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三千二百二十一人被逮捕,二百三十九人死亡,二百六十人受伤。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1962年8月17日,十八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当时,有西方记者在场,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但没有人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轰动一时,他成为第一个因试图攀墙而被射杀的人。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发表著名的“推倒这堵墙”演说,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
1961年8月15日,柏林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十九岁的东德士兵康拉德·舒曼头戴钢盔、肩背长枪大步跃过铁蒺藜樊篱,这个瞬间被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彼得·雷宾拍了下来,震惊了世界。1962年8月17日,十八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1979年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花了数年的时间手工制成,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二千八百米以上的高空,二十多分钟的飞行后,他们安全落在西德领土。
三
从物理意义上,柏林墙的倒塌发生在1989年11月9日;而从心理意义上,这种“倒塌”早已开始。除了以上所述的逃亡之外,在1989年之前,BND(西德联邦情报局缩写)曾派出大量情报员,假扮成记者、保险推销员、游客,他们上火车,进酒吧,与东德人搭话,然后慢慢地切入正题,询问东德人对德国统一的态度。这一举措大获成功,在收回的近六百份调查表中,绝大多数受访的民众表明对德国统一怀着强烈愿望。也就是说,在物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倒塌之前,心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已经倒塌。
《窃听风暴》以窃听者维斯勒上尉为典型,用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的“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之所以说维斯勒上尉是“典型”,是因为他是有坚定信仰的秘密警察,是东德“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的一员。他十分“敬业”,忠于职守,他有着深陷的眼窝,脸部线条总是那样僵硬,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个世界,除了“工作”——监听他人的生活——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和乐趣。围绕着他的世界是灰色调的,看不到任何“活”的生命迹象,呆板、单调、乏味、无趣,这反映在他周围的陈设十分简单,色彩总是那样暗淡,就连他吃的饭食也是那样单调而“朴素”。但是他有坚定的“理想”,即“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强盾与利剑”,他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换言之,他心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柏林墙”。而这堵“柏林墙”恰恰是在他“执行任务”的监听过程中缓缓倒塌了。
由于监听的权力和便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窃听者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私人生活空间中去:那是一个与他的世界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温馨世界,在表现手法上,电影运用了暖色调处理。窃听者维斯勒上尉看到了,在那里,有音乐、有艺术品、有丰富的书籍,有各种各样的纸张,有打字机,有剧本,有布莱希特纳优美的诗句。当然,还有令他销魂补充他自己单调乏味生活的女人的似水柔情和令人着迷温馨的肉体……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事物,对窃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却是那样陌生——因为此前他经历了一次次的“异化”程序,这些程序已经把他身上这些自然正常人性的东西删除殆尽。而“监听”、“窥视”恰恰给他提供了“补课”、“恢复人性”的“复活”和“再生”的机会,慢慢地,他逐步进入并喜欢上了被监视对象的生活内容,喜欢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尤其对德莱曼的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十分着迷。他偷偷拿走德莱曼所藏的诗歌作品,在喃喃诵读之中体味到另一种精神乐趣;他默默地在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的私人生活空间中踱步,慢慢体味另一种生活情调,甚至在德莱曼和女友经常做爱的床前默然肃立,久久无语……而这些,又反衬出自己生活的无趣、可怜与乏味。可以说,“监听”过程对于监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使得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虽然共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和人的生活竟然如此不同。这种“看”是一次对他“可怜”灵魂的全面拯救,使得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环境,进入一种有生命感觉的境界。于是,从心理意义上,他内心花费多年建构的“柏林墙”,开始出现裂缝,开始发生动摇,直至最后坍塌。本来,窃听者被要求掌握作家德莱曼及其女友犯罪的相关证据,但在不断进行的窃听活动中,窃听者了解并接受了被窃听者的思想。于是,他有意无意地在帮助他的“监听”对象,或隐瞒,或开脱,或视而不见,或援手相助,他还把克里斯塔·西兰德被文化部长所掌控的信息巧妙地传达给德莱曼。
被窃听者是一个国家级文艺工作者,因为激进的思想被政府质疑。他本身不是激进者,但却是对人性的保护者,因而妨碍了政治。在言论丧失自由的情况中,文人蕴藏的自由力量被政府视为异端。作家周边的朋友都在形势中或激进或压抑,作家的妻子是国家级演员,为了保护丈夫被文化部长所掌控,而这一信息被窃听者巧妙的传达给了作家,作家与妻子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卷起了层层波澜。而窃听者通过与作家妻子间的谈话,使得作家夫妻重归于好,并且在之后的一次窃听中隐瞒保护作家犯罪的事实。在政治高压下,作家逐渐不堪忍受政局的压迫,将新闻秘密投递到西德,引起巨大的反响。事件发生后,安全局用尽手段,严密搜查和层层打压,作家妻子终于忍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出卖了关键的证据信息。关键证物被发现的一刻,作家将怀疑指向了妻子,妻子也因为心中愧疚而自杀,窃听者则巧妙的帮助作家避开了劫难。最终作家得以生存而得到了最终的言论自由,而窃听者则因为不能获取信任被放逐到信房拆信,以此终老。影片结尾处,作家通过尘封的档案,找到了窃听者。咫尺之摇却不便相认,他写了一部小说来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而窃听者,从最初站在讲台上的阴狠挺拔,到最终街头上的佝偻萎靡,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的变迁。剧尾,他回答年轻的售货员时说:这本书我不送人,是送给自己的。因为,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HGWXX/7”。
……最后他竟然不惜铤而走险,在事关生死的结局面前取走打字机,救下德莱曼,这一幕,与德莱曼的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告密竟然形成一种令人扼腕、心中在流血的鲜明对照。至此,我们可以说,在窃听者维斯勒上尉心中耸立多年的“柏林墙”已经轰然倒塌。
柏林墙的倒塌对我们这些远离其现实语境的读者来说,这种“心理”倒塌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还缺乏感性认识,感谢《窃听风暴》,感谢维斯勒上尉这一形象,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心理“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
维斯勒心中的“柏林墙”是被什么力量推到的,当然是人性的力量、人文的力量。文艺、艺术、人性这种东西战胜对手主要靠一种弱德之美,以柔克刚,最后,它终于摧毁了表面上坚不可摧、冰冷坚硬的“柏林墙”。
去年的冬天很冷,还好,可以在电影中取暖,这是人性的温暖,我们都需要这种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