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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最早出现的以绝句论诗的新形式，元好问继承了这一新形式，创作了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论诗三十首》。本文将从创作背景、继承与发展关系、历史地位与影响三方面来比较《戏为六绝句》和《论诗三十首》，以分析这两组论诗绝句的关联。
关键词：《戏为六绝句》；《论诗三十首》；关系
作者简介：姚雅芳（1991.8-），女，山西临汾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02
论诗诗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诗的形式专论诗的相关问题。而论诗绝句作为论诗诗的一支，是指以绝句形式创作的论诗谈艺之作。杜甫是我国集大成的伟大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戏为六绝句》是其对于诗歌理论探索的最系统总结。元好问是金元时期优秀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论诗诗以七绝居多，《论诗三十首》是其诗歌理论的杰出代表。元好问在继承杜甫以绝句论诗这一体式的同时，又扩大了该体的影响。
一、创作背景
初唐诗坛弥漫着齐梁遗风，陈子昂率先举起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提出“兴寄论”与“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李白继承并发扬了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崇尚清新自然的诗歌理论，反对六朝柔靡轻艳之风。杜甫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在陈子昂、李白诗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他对齐梁文风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充分肯定其积极影响，主张舍弃其淫靡轻艳的一面。当时这种反对齐梁文风和跌宕起伏的复古思潮，是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时所依托的主要背景。《戏为六绝句》写于肃宗上元二年（761），是时五十岁的杜甫生计艰窘，在成都草堂寓居。这组论诗绝句批评当时后进之辈盲目复古、对前人任意嗤点轻薄的行为，为庾信和初唐四杰进行辩护，表达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的见解，同时也是杜甫自身创作经验和文学批评观的系统性总结。
《论诗三十首》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为“丁丑岁三乡”，即1217年元好问因躲避战乱而逃至福昌（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镇期间而作。虽处于避乱期间，他仍与一批优秀的诗人常在此地举行诗会，他们互相交流诗艺，集体酬唱，《论诗三十首》是在此大背景下创作的。当时二十八岁的元好问，饱受战祸带来的苦难，科场中的多次受挫也令他沮丧。在三乡镇与名人权要的交遊使得元好问受到指点与启发，诗文大为进步。他善于向前辈与时人学习，不断思考总结前人得失和当下诗坛的利弊，这三十首论诗绝句是元好问切磋诗艺、自我提升的产物。
可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发表自己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见解，向他人介绍创作经验和体会，以批判和教导时人。元好问作《论诗三十首》意在通过品评自汉魏以降迄于宋代的一系列重要诗人的创作得失，重在告诫自己，以提高诗歌水平。
二、《论诗三十首》对《戏为六绝句》的继承
（一）提倡诗歌的“风雅”传统，推崇刚健壮美的建安风骨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提出自己的论诗宗旨为“别裁伪体亲风雅”，主张继承中国的风雅传统，认为诗歌创作要典雅纯正，内容富有比兴，提倡刚健风格。《戏为六绝句》第一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指出庾信后期的诗文思想内容丰富，艺术风格更加成熟，肯定了他高超雄健的笔力。第三首赞扬“初唐四杰”的文辞为“龙文虎脊”，光彩焕发，壮阔豪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足见杜甫是一个推崇风雅、追求雄健之美、讲究诗歌之风神气骨的诗人。
元好问继承杜甫“亲风雅”的传统和“别裁伪体”的精神，他在《论诗三十首》中开宗明义地道出自己的疏凿标准“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元好问主张风雅传统在《论诗三十首》中有多处体现，如，其八：“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肯定陈子昂独开新途、恢复汉魏风骨、提倡“风雅”正体的功劳。元好问所要大力发扬的是继承了风雅正体的刚健壮美、慷慨豪放的诗风。其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作为一位北方诗人，元好问不满于纤弱柔靡的诗风，推崇曹植、刘桢雄壮似虎的诗风，对雅壮多风的刘琨也赏识有加，评价颇高。
（二）追求清新自然
杜甫既讲究“凌云健笔”般雄浑诗笔，又追求清新秀丽的诗风，这反映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风格所持有的兼容并蓄的态度。《戏为六绝句》第五首：“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清词丽句”指清新骈俪的诗句，杜甫崇尚清新、绮丽，以清丽之美为诗歌的重要风格，主张向屈原、宋玉学习借鉴，继承风骚传统，而不应步入齐梁文学淫丽柔靡文风的后尘。
元好问继承前贤优良传统，反对雕章琢句、晦涩浮靡，崇尚清新、质朴、自然。他在《论诗三十首》中，以“清新自然”作为诗歌艺术审美的衡量标尺，如，第七首：“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元好问赞赏北朝文学的自然天成之美，在诗歌创作上主张浑然天成而无人工雕琢痕迹。
（三）灵活运用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
论诗绝句受绝句体制的限制，在阐发理论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杜甫在探索这一新体裁时，通过运用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来增加议论的形象性，扩大绝句的容量。《戏为六绝句》中多次运用了比喻和对比，如，其四：“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以“翡翠兰苕”比喻空有形色、纤弱娇小的风格，以“鲸鱼碧海”比喻雄健笔力与壮美意境。形象生动的明确了杜甫所推崇的雄健风格。其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将“尔曹”与“四杰”进行了尖锐的对比，在岁月的长河中，嘲笑四杰的“尔曹”身名俱灭被世人遗忘，“四杰”的诗作却是万古长流。通过对比来肯定四杰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更有说服力。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对比，如，第十首：“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遗山使用了“连城璧”、“碔砆”两个比喻，把杜诗比成珍贵的价值连城之玉，兼具众美，可惜他人见识短浅只识其中似玉之石。第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诗囚”一词一针见血，准确揭示出孟郊喜以穷困愁苦作为诗歌题材的特点，把孟郊比喻为诗中囚徒，可谓造语奇警，令人耳目一新。同时，韩愈和孟郊相比，孟郊不过是一位苦吟的诗囚，而韩愈高卧百尺楼上，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在对比中形成巨大反差，启人深思。 三、《论诗三十首》对《戏为六绝句》的发展与突破
（一）强调真情实感
元好问推崇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且更加强调诗歌的真情实感，认为关注现实，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出好诗。《论诗三十首》第十一首：“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杜甫对长安有真切的了解，眼目所及，随物赋形，才能真实传神地描写出秦川的自然景色和社会面貌。这种直书即目所见的观点价值重大，张少康先生评价说：“这是对钟嵘‘直寻’说和皎然、司空图这方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和杨万里的效法自然思想一致，直接启发了王夫之‘现量’说之提出。”[1]
（二）内容更加具体丰富
杜甫所作《戏为六绝句》属于探步阶段，是针对当时诗坛上出现的“后生”辈轻薄嗤点前人等一些问题而发出的议论。莫砺锋先生认为：“《戏为六绝句》的前面三首是杜甫的作家论，后面三首是杜甫的创作论，是杜甫对诗歌创作的一些观点，表达了杜甫关于诗歌美学风格的态度，以及如何在创作中学习前人的方法。在总的主体倾向和价值判断上，后面三首和前面三首是密切相关的，这同样体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眼光。”[2]总的来说，这六首论诗绝句所包涵的内容偏于宏观抽象。
元好问所作《论诗三十首》则重在衡量作家作品，内容更加具体。他没有空谈诗学理论，而是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及诗派诗风的品评，由具体见一般，把论诗宗旨贯穿于一个个具体形象的个案之中，既独立又一脉相承，有效地越过绝句篇幅短小的局限。《论诗三十首》所涉及的年代始自汉，贯穿魏、晋、刘宋、北魏、齐、梁、唐、宋八个朝代，所评论的诗人从曹植到陈师道共三十四位。评论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三十首诗自成一体，形成了严密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戏为六绝句》的突破。
（三）善于运用典故和成句
巧妙地运用典故和成句是元好问在发掘论诗绝句潜能方面的开拓，以《论诗三十首》第三首为例：“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尤见缺壶歌。”举王敦醉后用玉如意敲打唾壶为节拍，吟诵曹操乐府歌，壶边被敲成缺口的典故，证明汉魏风骨尚存在于晋朝文士之中。事例具体，同时丰富了诗歌内涵。元好问还大量化用、挪用前人的诗句，如，第十五首：“笔底银河落九天，枉著憔悴饭山前”，化用李白《望庐山瀑布水》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句，形容李白诗笔洒落，奇思纵横而真切自然。
四、地位与影响
杜甫发展了“论诗诗”这一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开创了论诗绝句的新体裁，《戏为六绝句》是后人“以诗论诗”的重要典范。在杜甫的影响下，历朝历代都不乏论诗绝句之作，使其成为古代文学理论及批评史上重要的一支。正如郭绍虞先生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序》中说：“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亦后世诗话所宗。论其体则创，语其义则精。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尔游戏视之也”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上承杜甫以绝句论诗的方式，并在继承前贤论诗之精华的基础上做了创造性的贡献，其论诗重在衡量评论作家作品，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之功。受元好问的影响，后世在以绝句品评作家作品方面有诸多效仿之作，如清代王士祯的《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谢启昆的《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与《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张晋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等。
五、结语
杜甫开创了论诗绝句的新体制，确立了论诗诗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地位，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对《戏为六绝句》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与突破，其在全面、系统、规模和发掘体制潜能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创作使论诗绝句成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体而为后世诗人竞相效仿。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到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论诗绝句这一批评方式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唐宋金元时期深化和扩展的一项重要表现。
注释：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95.
[2]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51.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郭毓.《戏为六绝句》综论[D].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关键词：《戏为六绝句》；《论诗三十首》；关系
作者简介：姚雅芳（1991.8-），女，山西临汾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02
论诗诗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诗的形式专论诗的相关问题。而论诗绝句作为论诗诗的一支，是指以绝句形式创作的论诗谈艺之作。杜甫是我国集大成的伟大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戏为六绝句》是其对于诗歌理论探索的最系统总结。元好问是金元时期优秀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论诗诗以七绝居多，《论诗三十首》是其诗歌理论的杰出代表。元好问在继承杜甫以绝句论诗这一体式的同时，又扩大了该体的影响。
一、创作背景
初唐诗坛弥漫着齐梁遗风，陈子昂率先举起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提出“兴寄论”与“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李白继承并发扬了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崇尚清新自然的诗歌理论，反对六朝柔靡轻艳之风。杜甫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在陈子昂、李白诗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他对齐梁文风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充分肯定其积极影响，主张舍弃其淫靡轻艳的一面。当时这种反对齐梁文风和跌宕起伏的复古思潮，是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时所依托的主要背景。《戏为六绝句》写于肃宗上元二年（761），是时五十岁的杜甫生计艰窘，在成都草堂寓居。这组论诗绝句批评当时后进之辈盲目复古、对前人任意嗤点轻薄的行为，为庾信和初唐四杰进行辩护，表达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的见解，同时也是杜甫自身创作经验和文学批评观的系统性总结。
《论诗三十首》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为“丁丑岁三乡”，即1217年元好问因躲避战乱而逃至福昌（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镇期间而作。虽处于避乱期间，他仍与一批优秀的诗人常在此地举行诗会，他们互相交流诗艺，集体酬唱，《论诗三十首》是在此大背景下创作的。当时二十八岁的元好问，饱受战祸带来的苦难，科场中的多次受挫也令他沮丧。在三乡镇与名人权要的交遊使得元好问受到指点与启发，诗文大为进步。他善于向前辈与时人学习，不断思考总结前人得失和当下诗坛的利弊，这三十首论诗绝句是元好问切磋诗艺、自我提升的产物。
可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发表自己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见解，向他人介绍创作经验和体会，以批判和教导时人。元好问作《论诗三十首》意在通过品评自汉魏以降迄于宋代的一系列重要诗人的创作得失，重在告诫自己，以提高诗歌水平。
二、《论诗三十首》对《戏为六绝句》的继承
（一）提倡诗歌的“风雅”传统，推崇刚健壮美的建安风骨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提出自己的论诗宗旨为“别裁伪体亲风雅”，主张继承中国的风雅传统，认为诗歌创作要典雅纯正，内容富有比兴，提倡刚健风格。《戏为六绝句》第一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指出庾信后期的诗文思想内容丰富，艺术风格更加成熟，肯定了他高超雄健的笔力。第三首赞扬“初唐四杰”的文辞为“龙文虎脊”，光彩焕发，壮阔豪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足见杜甫是一个推崇风雅、追求雄健之美、讲究诗歌之风神气骨的诗人。
元好问继承杜甫“亲风雅”的传统和“别裁伪体”的精神，他在《论诗三十首》中开宗明义地道出自己的疏凿标准“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元好问主张风雅传统在《论诗三十首》中有多处体现，如，其八：“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肯定陈子昂独开新途、恢复汉魏风骨、提倡“风雅”正体的功劳。元好问所要大力发扬的是继承了风雅正体的刚健壮美、慷慨豪放的诗风。其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作为一位北方诗人，元好问不满于纤弱柔靡的诗风，推崇曹植、刘桢雄壮似虎的诗风，对雅壮多风的刘琨也赏识有加，评价颇高。
（二）追求清新自然
杜甫既讲究“凌云健笔”般雄浑诗笔，又追求清新秀丽的诗风，这反映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风格所持有的兼容并蓄的态度。《戏为六绝句》第五首：“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清词丽句”指清新骈俪的诗句，杜甫崇尚清新、绮丽，以清丽之美为诗歌的重要风格，主张向屈原、宋玉学习借鉴，继承风骚传统，而不应步入齐梁文学淫丽柔靡文风的后尘。
元好问继承前贤优良传统，反对雕章琢句、晦涩浮靡，崇尚清新、质朴、自然。他在《论诗三十首》中，以“清新自然”作为诗歌艺术审美的衡量标尺，如，第七首：“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元好问赞赏北朝文学的自然天成之美，在诗歌创作上主张浑然天成而无人工雕琢痕迹。
（三）灵活运用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
论诗绝句受绝句体制的限制，在阐发理论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杜甫在探索这一新体裁时，通过运用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来增加议论的形象性，扩大绝句的容量。《戏为六绝句》中多次运用了比喻和对比，如，其四：“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以“翡翠兰苕”比喻空有形色、纤弱娇小的风格，以“鲸鱼碧海”比喻雄健笔力与壮美意境。形象生动的明确了杜甫所推崇的雄健风格。其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将“尔曹”与“四杰”进行了尖锐的对比，在岁月的长河中，嘲笑四杰的“尔曹”身名俱灭被世人遗忘，“四杰”的诗作却是万古长流。通过对比来肯定四杰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更有说服力。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对比，如，第十首：“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遗山使用了“连城璧”、“碔砆”两个比喻，把杜诗比成珍贵的价值连城之玉，兼具众美，可惜他人见识短浅只识其中似玉之石。第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诗囚”一词一针见血，准确揭示出孟郊喜以穷困愁苦作为诗歌题材的特点，把孟郊比喻为诗中囚徒，可谓造语奇警，令人耳目一新。同时，韩愈和孟郊相比，孟郊不过是一位苦吟的诗囚，而韩愈高卧百尺楼上，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在对比中形成巨大反差，启人深思。 三、《论诗三十首》对《戏为六绝句》的发展与突破
（一）强调真情实感
元好问推崇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且更加强调诗歌的真情实感，认为关注现实，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出好诗。《论诗三十首》第十一首：“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杜甫对长安有真切的了解，眼目所及，随物赋形，才能真实传神地描写出秦川的自然景色和社会面貌。这种直书即目所见的观点价值重大，张少康先生评价说：“这是对钟嵘‘直寻’说和皎然、司空图这方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和杨万里的效法自然思想一致，直接启发了王夫之‘现量’说之提出。”[1]
（二）内容更加具体丰富
杜甫所作《戏为六绝句》属于探步阶段，是针对当时诗坛上出现的“后生”辈轻薄嗤点前人等一些问题而发出的议论。莫砺锋先生认为：“《戏为六绝句》的前面三首是杜甫的作家论，后面三首是杜甫的创作论，是杜甫对诗歌创作的一些观点，表达了杜甫关于诗歌美学风格的态度，以及如何在创作中学习前人的方法。在总的主体倾向和价值判断上，后面三首和前面三首是密切相关的，这同样体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眼光。”[2]总的来说，这六首论诗绝句所包涵的内容偏于宏观抽象。
元好问所作《论诗三十首》则重在衡量作家作品，内容更加具体。他没有空谈诗学理论，而是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及诗派诗风的品评，由具体见一般，把论诗宗旨贯穿于一个个具体形象的个案之中，既独立又一脉相承，有效地越过绝句篇幅短小的局限。《论诗三十首》所涉及的年代始自汉，贯穿魏、晋、刘宋、北魏、齐、梁、唐、宋八个朝代，所评论的诗人从曹植到陈师道共三十四位。评论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三十首诗自成一体，形成了严密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戏为六绝句》的突破。
（三）善于运用典故和成句
巧妙地运用典故和成句是元好问在发掘论诗绝句潜能方面的开拓，以《论诗三十首》第三首为例：“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尤见缺壶歌。”举王敦醉后用玉如意敲打唾壶为节拍，吟诵曹操乐府歌，壶边被敲成缺口的典故，证明汉魏风骨尚存在于晋朝文士之中。事例具体，同时丰富了诗歌内涵。元好问还大量化用、挪用前人的诗句，如，第十五首：“笔底银河落九天，枉著憔悴饭山前”，化用李白《望庐山瀑布水》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句，形容李白诗笔洒落，奇思纵横而真切自然。
四、地位与影响
杜甫发展了“论诗诗”这一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开创了论诗绝句的新体裁，《戏为六绝句》是后人“以诗论诗”的重要典范。在杜甫的影响下，历朝历代都不乏论诗绝句之作，使其成为古代文学理论及批评史上重要的一支。正如郭绍虞先生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序》中说：“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亦后世诗话所宗。论其体则创，语其义则精。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尔游戏视之也”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上承杜甫以绝句论诗的方式，并在继承前贤论诗之精华的基础上做了创造性的贡献，其论诗重在衡量评论作家作品，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之功。受元好问的影响，后世在以绝句品评作家作品方面有诸多效仿之作，如清代王士祯的《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谢启昆的《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与《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张晋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等。
五、结语
杜甫开创了论诗绝句的新体制，确立了论诗诗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地位，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对《戏为六绝句》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与突破，其在全面、系统、规模和发掘体制潜能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创作使论诗绝句成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体而为后世诗人竞相效仿。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到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论诗绝句这一批评方式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唐宋金元时期深化和扩展的一项重要表现。
注释：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95.
[2]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51.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郭毓.《戏为六绝句》综论[D].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