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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熙是江南望族——金陵甘氏后人，自幼深受家族勤于治学的文化熏陶与“友恭”家训的影响，勤勉务实，著有《白下琐言》《桐荫随笔》等方志笔记及其他金石、诗文著作。甘熙故居中津逮楼、友恭堂等古迹遗存及甘氏收藏辑录的大批文化专著为记录金陵地域风土、弘扬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金陵甘家 “友恭”家训 《白下琐言》
方志笔记是考察一方掌故风俗的重要笔记文献，作者在某一地域落户生根，对一方水土人情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而当著者家族为一代巨邦、自幼便接受家族优质教育而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世态见解时，其著书立学不仅能够展现作品本有的文学性，且浸润了家族的精神传统，具有多重文化价值。晚清甘氏一族的甘熙和所撰的地方志《白下琐言》便是对此极好的阐释和印证。
目前为止，对甘熙本人及其著作的研究并不多，因其家族从古至今名人辈出的缘故，对其考察往往从宏观整体上把握疏通，主要探究以甘家现存故居为基础的藏书楼、友恭堂及“友恭”家训的由来与流传，或是从建筑学、礼制学角度考察甘熙故居的建筑风格与文化特色，而对《白下琐言》与甘熙其人及其家族精神思想的关联的研究相对较少。正因如此，本文意欲从此角度由面到点、以点验面地考察介绍甘熙与晚清文献《白下琐言》。
选择甘熙作为研究对象还有一个个人原因。甘熙故居地处白下区升州路，即我的高中——南京市第一中学对面，中学时期即对甘熙有所耳闻，高一社团活动曾前往参观。彼时甘家大院还未修建成民俗博物馆，而故居二楼卧室等地均对外开放，此番二次考察时惜已封锁。但可喜的是甘家恢恢百余院落没有就此湮灭闲置，除修复原有宅第、建立甘家源流等版块之外，其余房间大多物尽其用，被修建成为南京民俗博物馆，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对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
此文参考文献主要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纸质及数字资源。《白下琐言》和其他甘氏辑录著述的书籍藏本位于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馆，不巧此馆数月以来一直在重建翻新而无法进入。此外，参观了位于升州路南捕厅的甘熙故居，本文所有图片资料均摄于故居内。
甘熙（1797-1852），字实庵，号石安居士，著名学者、方志学家。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曾任礼部仪制司及户部广东司兼云南司主稿、道员。他一生博学强记，知天文，识地理，精于风水堪舆之术；又勤事纂述，精研方志之学，著有《白下琐言》、《栖霞寺志》等地方志书和《金石題詠汇编》《金陵忠义孝悌祠传赞》《寿石轩诗文集》等文集，还与文友金鳌、朱绪曾等共同收集乡邦文献，撰写《灵谷寺志》十四卷、《桐荫随笔》十二卷，其中以《白下琐言》最为著名。因在家族中颇有名望，故其家族之宅被后人以“甘熙故居”命名至今。咸丰二年（1852），甘熙奉命复勘北京魏家峪、平安峪，为道光皇帝与睿皇后确定陵地。史书记载甘熙“以微疾三日，卒与邸舍，”而甘氏族人则认定甘熙是缘于“为帝造陵者无一生还”而死于非命。
江南大族，书香世家
金陵甘氏自两晋以来，始终以诗礼传家。其族谱云：“本支百世，或立功于战国纵横之际，或垂名于三方各据之时。赫赫芳声尚载前朝之信史，遥遥华胄犹存后裔以余风”。甘家自古皆为读书人家，世代书香由来已久，而家族名人甚多，官位不问大小，皆在族谱上有着光辉的一笔，如先秦时期的甘盘、甘茂、甘罗，以及东汉苍梧太守甘定、东吴西陵太守甘宁、吴尚书甘述、吴太子太傅甘昌、东晋刺史于湖侯甘卓。隋唐时期，又有青州刺史甘寿、濮州甄城县令甘显、青州刺史甘珍、房州刺史甘元琰、大唐鸿胪卿甘元柬、朝散大夫试司宾少卿甘昭、唐开元年间与魏包奉诏注《庄子》的赞善大夫甘晖等。有学者考证，炎帝神农第十子奔羊与十二子祝梨当年在甘肃一带掌管事物。为了表示兄弟共管之意，他们将“十”加上“十二”造出“甘”字，而甘字正是又廿二组成。甘氏源头，应出于此。
宅第南门
这样一个具有深固文化根基的大家望族，其文墨典籍之丰厚自不待言。清道光十二年（1832），甘熙之父甘福在宅之东南隅筑楼五楹用以藏书，由此津逮楼落成。津逮楼一名，出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二》：“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上罕有津逮者，因谓之积书岩。”后用以比喻为学的门径。津逮楼经甘家数代苦心经营终成“缥湘彝鼎，充栋皮藏，千顷五车，差可为匹”，蔚为大观（见陈作霖撰《金陵琐志》）。甘福还有诗记载：“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插架非徒供秘玩，擎经愿与企前修”，可见用心良苦。从建造者开始，甘氏族人就利用这些藏书著述、编辑、刊刻、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而道光二十九年刻甘熙辑成的《金陵忠义孝梯祠传赞》亦在其中。为了有效地保管书籍，甘福还亲自制定了一条家规：“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书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禁止将书移除阁内但允许人们前来翻阅听读，因而，津逮楼从建成起便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慕名拜阅观赏。据《甘福行述》载：“陆心兰方伯纂辑国朝理学名臣言行录，慕甘福之名，而至津逮楼访载籍。”《白下琐言》亦有记载：“陆心兰方伯，浙江仁和人，庚寅官江宁藩司。尝仿《宋名臣言行录》，纂辑《国朝名臣名儒嘉言行》，汇为一册，悉取予家津逮楼藏籍，以资搜讨”。族外人士尚且如此，作为甘氏子弟的甘熙从小深受家族治学风气的熏陶，嗜书好读，尤为勤勉。据说成年后，甘熙每天刻苦攻读至深夜，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曾在生生堂救生局楼上读书。楼高三楹，南窗之外，塔灯在望，颇称僻静。甘熙于此楼秉烛夜读，每下三更，青灯萤火，窗外后邻机杼之声悠扬相答，大有幽趣。1可见，父辈构建经营藏书楼的苦心和家族深厚蕴藉的文化陶冶，一丝一缕无不浸润锁扣在甘熙性格灵魂深处，这为其后来著书立学、排疑考证奠定了最初也是最为持久的基础。
津逮楼《津逮楼试草》
甘熙早年求学于大儒，其中就有胡心斋。师者“所作《古文制艺》及《十三经说》凡数十卷，闻其易箦时，犹反复勘订，未尽惬心者，以朱墨涂之，删削者大半，稿存于家。”也曾游学于桐城著名文学家姚鼐和阳湖著名学者孙星衍之门，“讲究根柢之学，非徒记诵吟读而已。”对于这样严谨治学，务求精约的态度，甘熙深以为然，并将此作为记言著书的一大原则。另外作为一名金石学家，甘熙与当时文坛名流邓廷桢、陈丰之、朱绪曾等都有交往，这为他精于金石之学、强于校刊编纂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就是甘熙作为著名学者和方志学家所拥有的文化修养、知识储备的来源和养成，对其日后撰写地方书志、评论碑刻字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是毋庸置疑的。
清嘉道时期，桐城派仍对中国文坛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学术思想领域，在政治高压政策的影响下，“考据”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被广大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的治学方式。②甘熙在这种风气的影响明显，不仅深谙考据之学，考证山川河流、街头巷尾，更将这种能力深化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实践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夏，金陵遭遇大水灾，据说“有妄议者，欲于神策门外沿城开河，放湖水西驶入江。此若行，为合城官民利害攸关，且恐江上诸艘，势可进逼钟山，直捣省城之背，于形势险阻尤大不便，安可轻举妄动？”甘熙时是在籍郎中，他遍考诸书，撰写《后湖水道考》，并将事例逐一陈述，力排众议全力阻止开河通江，终于使朝廷终止了这项工程计划。
秉承友恭，笃信佛学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俗称“九十九间半”，是南京现有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住宅。甘熙故居是以木结构为承重体系的横向组成的四落五进的大宅院。故居布局对称，中高边低，前低后高。每落位于主轴线上的明间较两侧的开间略大，而整个住宅的入口位于正落中间。正落是封建大家庭中长辈和统治整个家族的人物居住与生活用房，边落没有直接对外的入口，要进入这个大家庭，必须通过正落的入口，这种布局体现了封建家庭中不能另立门户的观念。③儒学的礼制观念则体现于甘熙故居的建筑中。绝大多数房屋的门窗都是格扇门、和合窗，裙板上的雕饰多为寓意吉祥的花草图案和宣扬儒家孝道的二十四孝图，如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等故事。
在甘家迁来南捕厅之前，其堂名为“施敬”，至甘国栋时家境逐渐殷实，于是在南捕厅买下一块宅基地，嘉庆四年正式入住南捕厅。在社会上行走打拼多年的经历使甘国栋深刻体会到政教无常，唯有兄弟手足相互扶持，恭敬友爱，方为可靠，于是为了训勉子孙后代，便在其堂原名“施敬”的基础上添加了“友恭”的主旨，作为南捕厅甘氏堂名和族人历代遵循的家训。
甘熙故居因有两块题为“江宁甘氏友恭堂记”的碑石，旧时也称“友恭堂”。“友恭”二字源于《三字经》：“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友恭”的意思是家族之中、兄弟之間应上友下恭，兄应爱其弟，弟则敬其兄，延及父子长幼之间同样如此，这样便能父慈子孝、兄弟和睦、从而产生家族凝聚力。友恭堂坐南朝北，这一方面源于风水学说，因为甘家来宁时靠经商起家，而在“图宅术”中说：“商家门不宜南向……商金，南方火也……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火克金为凶，而北方为水，金水相生则吉，所以“坐南朝北”是为了逢凶化吉。另一方面，在“百家姓”中，甘姓后注“渤海”，甘氏南迁后不愿背弃先祖，面朝北以感念先祖，以示“施敬”。
友恭堂外景、内景
甘氏家风儒雅，祖祖辈辈以“施敬”为家教，秉承“友恭”之旨，究其根本，乃是儒家的“孝”文化。“孝”的精神文化意涵深深根植于甘熙心灵之中，在他的方志著作《白下琐言》里，就有诸多关于孝行孝者的记载。如“郭孝子云川先生鸿……尝以平生孝行，绘为二十四图，名曰《庸行图》，系之以说行世”；“外曾祖母陈张氏，奉姑极孝”还有力行诸善，事继母极孝的杨衡斋：“‘相虽天定，果能修德，人亦可胜天。’母病笃，拜斗，祈以身代疾，顿瘳。”寥寥数语，夹带甘熙本人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在当时具有整饬风化的作用。
除了对孝行美德的推崇，兄友弟恭、家族和睦，在甘熙的生活经历中有着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体现。与堂兄甘灼手足情深，同窗共读。甘灼去世后，甘熙不但负责其殡葬诸事宜，且整理收录他的遗著，将书稿《静心轩文集》刊入《幽光集》，十分尽心尽力；表弟叶赓廷去世，甘熙甚为悲痛，遂十分详细地记录他生前读书为学、考试登科诸事，为其刻录著作并附挽诗代序。
甘家有着十分深厚的佛教知识信仰之风，兄弟叔父多有信教者，而家庭教育亦十分注重佛学造诣的培养，如《白下琐言》有言：“予四弟煜，乳名虎儿，嘉庆丙寅生……五岁入塾，读书过目不忘，甫月余，《诗经》全毕。达宗和尚教以《大悲咒》，半日即能熟诵……”；“叔父鹤筹公，艰于子嗣，誓愿行善，并日诵《准提神咒》以求之……甲戌七月，炘弟生，其时年正四十也，盖精诚固结，神其鉴之矣。”甘熙的母亲笃信佛教，常在家中佛堂诵经念佛，年幼的甘熙受此熏陶，也有极深的佛学信仰。嘉庆二十年（1815），甘熙身发高烧迟迟不退，病痛之中，他口诵《大悲咒》喃喃不休，“以故心无挂碍，差可抵御病魔”，后经名医悉心诊治调理和自身顽强意志的撑扶，终以治愈。
之所以如此笃信佛学，与甘氏家族的家业活动有关。自嘉道以来，甘家人或经商，或治学，每遇人生关节或是重大变故，往往通过求神拜佛祈求解难消灾、逢凶化吉。甘熙自幼受到家族成员求佛诵经的影响，故也常常在窘境病痛之时转向佛家奥义，以渡劫难。
儒家的纯孝守礼、佛家的宽恕悲悯和经世致用的民本思想三者相互融合与渗透，贯穿了甘熙一生的精神领域，也是其著作《白下琐言》所重点展现的一部分思想内核。有趣的是，当某件事涉及这三方面的碰撞甚至冲突之时，甘熙所显示出的情感倾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如书中记载的一例：高邮学篆卢氏在位期间地发水灾，他未及时尽职赈灾导致三百余人民流亡而死，于是天神震怒欲降其罪，但又在得知卢父奉佛多年、卢子纯孝的时候有所动摇，但在三百孤魂的愤怒抗议声中，神明最终严惩了卢氏。故事结尾作者总结道：“民命重大，无心之失且如此谴责，况有心哉！”为了警戒为官者、宣扬爱民精神，甘熙还特地补充，“此皆其自述共见共闻之事，绝无一字虚诞，因识之，以为凡有民责者共儆焉。”
方志笔记，闲语金陵
《白下琐言》是甘熙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追溯六朝以往旧事直至嘉道年间南京大街小巷历史沿革典故、山水脉络、人文地质、乡老轶事，千象百态无所不包，是清朝中晚期以来研究南京历史、民俗、地理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文献。 《白下琐言》清光绪初刻本
既为地方书志的笔记史料，《白下琐言》中记叙的世情故事保留了较多的客观记载，多是甘熙本人的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有极高历史价值。正如王多闻指出的：“笔记的价值在于它记录了许多真实的史料，不少是第一手材料”4但与其他笔记不同的是，《白下琐言》并非单纯的陈列事实，甘熙常对各种事件进行道德评价及善恶劝惩，这就使此书具有有裨于风化与传统教化意义。另外，书中细致生动地描写事件来龙去脉，细腻刻画人物言谈举止神态，细笔描摹字画神韵等，都为此书增添了几多文学价值。
统观《白下琐言》的主要内容与主体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饮食风俗文化
如卷一记载了自古六月赛会间，香火以蟒蛇仓、石观音为盛，然至嘉庆甲戌，民众皆往鸡鸣寺进香拜佛的变化；卷二写妇人以黑绉包头的古道旧俗以及现今敬尚繁华、小家妇女皆戴用花箍流行演变，又记叙了笪桥灯市与秦淮灯船的美景盛况。对此，书中并非简单叙述事实，而是三言两语将彩帛灯流行的具体街巷、旧式与新式灯船不同的建造材料和造型特征简洁又不失细致地勾勒道来，读之仿若目前有之。另有对走百病（又名踏太平）的描摹、新岁更易春联、清明扫墓以紫纸长条挂树枝而谓之“挑钱”的记叙、甚至对俗语中自成对偶的现象的列举等，皆做叙述，详略各异。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甘熙，对于嫁娶葬丧等礼制亦有记载与评议。如旧俗嫁娶遵循“迎亲”“谢亲”的风俗习惯，而今女方兄弟则向男家争索钱财，锱铢必较。作者将此斥为陋习之最，并感叹“两家至戚尚斤斤于此耶？”卷九则颇为详尽地记载了古人葬法中的三和土的质地特征与制作方法，段末强调“唯送死可以当大事”的礼法价值观。又言“丧服无论贵贱，凡斩衰一下，皆长领大袖，盖暂而非常，仍沿前代制耳。方勤襄公维甸居吴，太夫人丧，冠、履、袍、褂悉以粗白布为之，铭旌亦青布粉书，高仅及丈，一切时俗浮靡之物，概屏不用，诚有卓识。视世禄侈富鲜克由礼者，倜乎远矣”，可见其守礼克俭的理念。另外，卷九记述了中宪公生前嘱咐甘熙死后将其与二叔父合葬事宜，则是甘氏家族秉承友恭之旨的又一体现。而在婚庆习俗方面，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有关于南京“戏妇”旧俗的记载。“戏妇”俗称为“闹洞房”，延续至今，本是为了增添喜庆的氛围，但往往太过而引发各种矛盾，书中所举两例，时至今日依然非常具有典型性。
除此以外，晚清金陵饮食文化在书中亦有着墨。如文中提到出自孝陵卫的烧酒有堆花之目、村舍人家用糯米酿酒，味醇力足，饮者已醉、用炊饭后锅巴酿成的锅巴酒健脾理味等。又谈后湖鲫鱼、六合龙池大鲫鱼、京口石首鱼、城内黄鱼，产地不同，肉质各异，各俱风味。有趣的是，书中特别记载了一些饮食癖好，如六安阎鉴波先生其渊酷嗜豆腐、钱塘梁山舟先生嗜枇杷、阳湖孙伯渊先生嗜蟹、粤东冯晋渔刺史性嗜鸭等等，一方面人物食性刻画栩栩如生，另一方面也侧面衬托出金陵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
市井奇人异事
《白下琐言》作为一方史料笔记，对地方文人士绅、贞妇烈女、孝子贤孙以及诸多市民奇人的记载同样不可忽视。在此方面，首先是对甘氏祖先族人轶事的记述，如东晋初年先祖甘卓在湖北施政及拥帝平叛的史实；明清时期南京甘氏族人定居小丹阳，尔后迁居夫子庙东花园、南捕厅的往事；乾隆年间家族传奇人物甘凤池练武的事迹；奉直大夫甘国栋资助乡里的美德；至于自己与友人夜半作雅戏猜灯谜，集而录之，颇得意趣。
甘家既为书香世家，自然与当时诸多文士学者有所交契。例如书中写道潜山熊藕颐先生宝泰，隐居不仕，而与家大人友善。作者病时，他持札前来安慰，甚为关切。为此甘熙感慨，“噫！先生爱朋友之子若是，其敦挚真是今之古人矣。”隐士之高洁与金兰之情深，在此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与体现。再如名士唐陶山先生仲冤、学问家周幔亭先生与陈载堂先生灿勋、藏书家黄俞邰先生与上新河贺氏、书画家张大风和擅画麟毛、人物的王霖乃至精通梅氏天文算法、著有《勾股浅述》的抱村先生、作简平仪、中星盘、比例规、浑天球极精的云樵先生临泰这些天文数学家，都有极为细致的记载。
除了这些士大夫名人，《白下琐言》中的人物记载更不乏一些街头巷尾身怀奇技的市民人物。如手缩腹中、能用脚射箭且箭无虚发的江西人，以及两手软而无骨而能用脚趾拈绳串联钱币的丐妇、居报恩寺大悲殿擅予人测字的吴翰阁、年高体肥然矫健如飞的卖戏法者等。
此外，甘熙对于医药有特别的关注，书中记载着诸多行医用药之道。譬如嘉庆间有张姓五行者善用引导之法替人治病的故事；用针灸治好被女鬼附身的好友的方补德的口述故事，还有驻防城内王二喜为人治疾辄用刀针，应手即愈的事迹。但作者也提到他“有延至其家者，茶亦不受，后则渐渐受钱，而术亦不灵矣”，叙述与议论结合，很有教化之意。
地名沿革考证
《江宁县志》曾记载，鲁肃墓在金陵上新河。甘熙特意前往该地考证，发现那本应是鲁维肃墓，而好事者以讹传讹，说成了“吴鲁肃墓”。卷二又载，“学宫尊经阁后有土阜，上有敬一亭，或谓其下为明衡府纪善周公是修之墓。”而甘熙经推理考证，提出此乃臆说也。另有对秦桧墓的考证质疑。书中说道：“秦桧墓在木牛亭，出聚宝门七十里，又名牧牛亭。”《建康志》所记的“秦桧墓”在牛首山，距城十八里。甘熙为此提出疑问，“然牛首山去城三十里，何云十八？而近城之山，别无名牛首者，其误可知，且其第三十七卷《文籍志》引杨诚斋《木牛亭秦太师坟庵七律一首》，自相矛盾。桧墓在木牛亭，实有明证也。”可见甘熙秉承治学严谨的态度，考证地域源流上细密无分毫疏漏，并说，“志承为一方掌故，攸关一切。小说家言，焉可拦入？”是对袁简斋修《县志》而引小说记载不够严谨的批评。《县志》又载：“明英国公府在剪子巷内。”而甘熙提出“今门东小英府盖即其地。然剪子巷外又有大英府，岂当时有二宅耶？”《县志》又将大山讹为太冈，且对于“凤台门外”的定位错误，等等此类讹传谬误不胜枚举。因而作者有言：“可见古迹一门，土著人非经考订，犹失其真，况异乡人乎？甚矣！修志乘者之宜慎选也！”“故修志非土著人而留心掌故者，断不可以从事。”其审慎负责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最后，《白下琐言》中记载的清末金陵商业店肆运作情形，对地方经济史的研究亦有很大助益。如写绸缎折扇名店：“雾乡造作，折纸扇骨素有盛名，多聚居通济门外。三山街绸缎廊一带不下数十家，张氏庆云馆为最。”写街坊店鋪的变更：“书坊皆在状元境……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客观。廿余年来，为浙人开设绸庄，书坊悉变，市肆不过一二存者，可见世之逐末者多矣”，此又夹带了作者本人对贵利轻文风气的批判。
结语
历史学家李孝悌认为，与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相比，19世纪中叶问世的《白下琐言》距今不远，对南京的乡土论述，有更大的型塑作用，“这些作品从表面上看都是以笔记小说为体裁，但透过个人记忆，成为地方历史系谱的重要组成因素。”在《白下琐言》跋中，同里后学魏家骅所说“于金陵山水脉络，乡老遗闻轶事，暨善恶劝惩，有裨风化者，言之纂详，洵乡邦文献不可少之作也”，是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肯定，而“古之诗人忠厚悱恻，对于乡土草木，细微用情尚如此，而况先代著述有关乡邦文献之荤荤大者乎”则一语点明了甘熙深挚的桑梓之情。岁月悠悠，金陵甘氏一脉传承至今，世代散发着江南大族温柔敦厚的儒雅家风与务实勤学的书卷气质，甘熙谨遵以“友恭”为纲的家训，好学勤勉，轻利务实，以乡民安居、乡风温厚为己任。时至今日，《白下琐言》等著作的出版对弘扬南京地方历史文化不无裨益，而甘家历代累积流传的家训家规，更是滋养金陵水土，观照人文风情的可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甘櫯编著.金陵甘氏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②潘彬彬.甘熙与晚清文献《白下琐言》.人物志，2015.3.
③卢立菊，付启元.南京甘熙故居.
④王多闻.笔记杂谈.图书馆学刊，1980（1）：37-41.
参考文献：
[1][清]甘熙.白下琐言[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2]徐昕.津逮楼史话[J].新世纪图书馆，2003（3）.
[3]杨英.甘熙故居中的儒学礼制[J].江苏地方志，2000（4）.
[4]黎俊祥.史料笔记与地方史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为例[J].池州学院学报，2012（4）.
[5]金陵甘氏轶闻[J].江苏地方志，2003（1）.
关键词： 金陵甘家 “友恭”家训 《白下琐言》
方志笔记是考察一方掌故风俗的重要笔记文献，作者在某一地域落户生根，对一方水土人情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而当著者家族为一代巨邦、自幼便接受家族优质教育而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世态见解时，其著书立学不仅能够展现作品本有的文学性，且浸润了家族的精神传统，具有多重文化价值。晚清甘氏一族的甘熙和所撰的地方志《白下琐言》便是对此极好的阐释和印证。
目前为止，对甘熙本人及其著作的研究并不多，因其家族从古至今名人辈出的缘故，对其考察往往从宏观整体上把握疏通，主要探究以甘家现存故居为基础的藏书楼、友恭堂及“友恭”家训的由来与流传，或是从建筑学、礼制学角度考察甘熙故居的建筑风格与文化特色，而对《白下琐言》与甘熙其人及其家族精神思想的关联的研究相对较少。正因如此，本文意欲从此角度由面到点、以点验面地考察介绍甘熙与晚清文献《白下琐言》。
选择甘熙作为研究对象还有一个个人原因。甘熙故居地处白下区升州路，即我的高中——南京市第一中学对面，中学时期即对甘熙有所耳闻，高一社团活动曾前往参观。彼时甘家大院还未修建成民俗博物馆，而故居二楼卧室等地均对外开放，此番二次考察时惜已封锁。但可喜的是甘家恢恢百余院落没有就此湮灭闲置，除修复原有宅第、建立甘家源流等版块之外，其余房间大多物尽其用，被修建成为南京民俗博物馆，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对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
此文参考文献主要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纸质及数字资源。《白下琐言》和其他甘氏辑录著述的书籍藏本位于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馆，不巧此馆数月以来一直在重建翻新而无法进入。此外，参观了位于升州路南捕厅的甘熙故居，本文所有图片资料均摄于故居内。
甘熙（1797-1852），字实庵，号石安居士，著名学者、方志学家。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曾任礼部仪制司及户部广东司兼云南司主稿、道员。他一生博学强记，知天文，识地理，精于风水堪舆之术；又勤事纂述，精研方志之学，著有《白下琐言》、《栖霞寺志》等地方志书和《金石題詠汇编》《金陵忠义孝悌祠传赞》《寿石轩诗文集》等文集，还与文友金鳌、朱绪曾等共同收集乡邦文献，撰写《灵谷寺志》十四卷、《桐荫随笔》十二卷，其中以《白下琐言》最为著名。因在家族中颇有名望，故其家族之宅被后人以“甘熙故居”命名至今。咸丰二年（1852），甘熙奉命复勘北京魏家峪、平安峪，为道光皇帝与睿皇后确定陵地。史书记载甘熙“以微疾三日，卒与邸舍，”而甘氏族人则认定甘熙是缘于“为帝造陵者无一生还”而死于非命。
江南大族，书香世家
金陵甘氏自两晋以来，始终以诗礼传家。其族谱云：“本支百世，或立功于战国纵横之际，或垂名于三方各据之时。赫赫芳声尚载前朝之信史，遥遥华胄犹存后裔以余风”。甘家自古皆为读书人家，世代书香由来已久，而家族名人甚多，官位不问大小，皆在族谱上有着光辉的一笔，如先秦时期的甘盘、甘茂、甘罗，以及东汉苍梧太守甘定、东吴西陵太守甘宁、吴尚书甘述、吴太子太傅甘昌、东晋刺史于湖侯甘卓。隋唐时期，又有青州刺史甘寿、濮州甄城县令甘显、青州刺史甘珍、房州刺史甘元琰、大唐鸿胪卿甘元柬、朝散大夫试司宾少卿甘昭、唐开元年间与魏包奉诏注《庄子》的赞善大夫甘晖等。有学者考证，炎帝神农第十子奔羊与十二子祝梨当年在甘肃一带掌管事物。为了表示兄弟共管之意，他们将“十”加上“十二”造出“甘”字，而甘字正是又廿二组成。甘氏源头，应出于此。
宅第南门
这样一个具有深固文化根基的大家望族，其文墨典籍之丰厚自不待言。清道光十二年（1832），甘熙之父甘福在宅之东南隅筑楼五楹用以藏书，由此津逮楼落成。津逮楼一名，出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二》：“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上罕有津逮者，因谓之积书岩。”后用以比喻为学的门径。津逮楼经甘家数代苦心经营终成“缥湘彝鼎，充栋皮藏，千顷五车，差可为匹”，蔚为大观（见陈作霖撰《金陵琐志》）。甘福还有诗记载：“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插架非徒供秘玩，擎经愿与企前修”，可见用心良苦。从建造者开始，甘氏族人就利用这些藏书著述、编辑、刊刻、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而道光二十九年刻甘熙辑成的《金陵忠义孝梯祠传赞》亦在其中。为了有效地保管书籍，甘福还亲自制定了一条家规：“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书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禁止将书移除阁内但允许人们前来翻阅听读，因而，津逮楼从建成起便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慕名拜阅观赏。据《甘福行述》载：“陆心兰方伯纂辑国朝理学名臣言行录，慕甘福之名，而至津逮楼访载籍。”《白下琐言》亦有记载：“陆心兰方伯，浙江仁和人，庚寅官江宁藩司。尝仿《宋名臣言行录》，纂辑《国朝名臣名儒嘉言行》，汇为一册，悉取予家津逮楼藏籍，以资搜讨”。族外人士尚且如此，作为甘氏子弟的甘熙从小深受家族治学风气的熏陶，嗜书好读，尤为勤勉。据说成年后，甘熙每天刻苦攻读至深夜，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曾在生生堂救生局楼上读书。楼高三楹，南窗之外，塔灯在望，颇称僻静。甘熙于此楼秉烛夜读，每下三更，青灯萤火，窗外后邻机杼之声悠扬相答，大有幽趣。1可见，父辈构建经营藏书楼的苦心和家族深厚蕴藉的文化陶冶，一丝一缕无不浸润锁扣在甘熙性格灵魂深处，这为其后来著书立学、排疑考证奠定了最初也是最为持久的基础。
津逮楼《津逮楼试草》
甘熙早年求学于大儒，其中就有胡心斋。师者“所作《古文制艺》及《十三经说》凡数十卷，闻其易箦时，犹反复勘订，未尽惬心者，以朱墨涂之，删削者大半，稿存于家。”也曾游学于桐城著名文学家姚鼐和阳湖著名学者孙星衍之门，“讲究根柢之学，非徒记诵吟读而已。”对于这样严谨治学，务求精约的态度，甘熙深以为然，并将此作为记言著书的一大原则。另外作为一名金石学家，甘熙与当时文坛名流邓廷桢、陈丰之、朱绪曾等都有交往，这为他精于金石之学、强于校刊编纂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就是甘熙作为著名学者和方志学家所拥有的文化修养、知识储备的来源和养成，对其日后撰写地方书志、评论碑刻字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是毋庸置疑的。
清嘉道时期，桐城派仍对中国文坛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学术思想领域，在政治高压政策的影响下，“考据”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被广大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的治学方式。②甘熙在这种风气的影响明显，不仅深谙考据之学，考证山川河流、街头巷尾，更将这种能力深化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实践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夏，金陵遭遇大水灾，据说“有妄议者，欲于神策门外沿城开河，放湖水西驶入江。此若行，为合城官民利害攸关，且恐江上诸艘，势可进逼钟山，直捣省城之背，于形势险阻尤大不便，安可轻举妄动？”甘熙时是在籍郎中，他遍考诸书，撰写《后湖水道考》，并将事例逐一陈述，力排众议全力阻止开河通江，终于使朝廷终止了这项工程计划。
秉承友恭，笃信佛学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俗称“九十九间半”，是南京现有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住宅。甘熙故居是以木结构为承重体系的横向组成的四落五进的大宅院。故居布局对称，中高边低，前低后高。每落位于主轴线上的明间较两侧的开间略大，而整个住宅的入口位于正落中间。正落是封建大家庭中长辈和统治整个家族的人物居住与生活用房，边落没有直接对外的入口，要进入这个大家庭，必须通过正落的入口，这种布局体现了封建家庭中不能另立门户的观念。③儒学的礼制观念则体现于甘熙故居的建筑中。绝大多数房屋的门窗都是格扇门、和合窗，裙板上的雕饰多为寓意吉祥的花草图案和宣扬儒家孝道的二十四孝图，如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等故事。
在甘家迁来南捕厅之前，其堂名为“施敬”，至甘国栋时家境逐渐殷实，于是在南捕厅买下一块宅基地，嘉庆四年正式入住南捕厅。在社会上行走打拼多年的经历使甘国栋深刻体会到政教无常，唯有兄弟手足相互扶持，恭敬友爱，方为可靠，于是为了训勉子孙后代，便在其堂原名“施敬”的基础上添加了“友恭”的主旨，作为南捕厅甘氏堂名和族人历代遵循的家训。
甘熙故居因有两块题为“江宁甘氏友恭堂记”的碑石，旧时也称“友恭堂”。“友恭”二字源于《三字经》：“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友恭”的意思是家族之中、兄弟之間应上友下恭，兄应爱其弟，弟则敬其兄，延及父子长幼之间同样如此，这样便能父慈子孝、兄弟和睦、从而产生家族凝聚力。友恭堂坐南朝北，这一方面源于风水学说，因为甘家来宁时靠经商起家，而在“图宅术”中说：“商家门不宜南向……商金，南方火也……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火克金为凶，而北方为水，金水相生则吉，所以“坐南朝北”是为了逢凶化吉。另一方面，在“百家姓”中，甘姓后注“渤海”，甘氏南迁后不愿背弃先祖，面朝北以感念先祖，以示“施敬”。
友恭堂外景、内景
甘氏家风儒雅，祖祖辈辈以“施敬”为家教，秉承“友恭”之旨，究其根本，乃是儒家的“孝”文化。“孝”的精神文化意涵深深根植于甘熙心灵之中，在他的方志著作《白下琐言》里，就有诸多关于孝行孝者的记载。如“郭孝子云川先生鸿……尝以平生孝行，绘为二十四图，名曰《庸行图》，系之以说行世”；“外曾祖母陈张氏，奉姑极孝”还有力行诸善，事继母极孝的杨衡斋：“‘相虽天定，果能修德，人亦可胜天。’母病笃，拜斗，祈以身代疾，顿瘳。”寥寥数语，夹带甘熙本人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在当时具有整饬风化的作用。
除了对孝行美德的推崇，兄友弟恭、家族和睦，在甘熙的生活经历中有着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体现。与堂兄甘灼手足情深，同窗共读。甘灼去世后，甘熙不但负责其殡葬诸事宜，且整理收录他的遗著，将书稿《静心轩文集》刊入《幽光集》，十分尽心尽力；表弟叶赓廷去世，甘熙甚为悲痛，遂十分详细地记录他生前读书为学、考试登科诸事，为其刻录著作并附挽诗代序。
甘家有着十分深厚的佛教知识信仰之风，兄弟叔父多有信教者，而家庭教育亦十分注重佛学造诣的培养，如《白下琐言》有言：“予四弟煜，乳名虎儿，嘉庆丙寅生……五岁入塾，读书过目不忘，甫月余，《诗经》全毕。达宗和尚教以《大悲咒》，半日即能熟诵……”；“叔父鹤筹公，艰于子嗣，誓愿行善，并日诵《准提神咒》以求之……甲戌七月，炘弟生，其时年正四十也，盖精诚固结，神其鉴之矣。”甘熙的母亲笃信佛教，常在家中佛堂诵经念佛，年幼的甘熙受此熏陶，也有极深的佛学信仰。嘉庆二十年（1815），甘熙身发高烧迟迟不退，病痛之中，他口诵《大悲咒》喃喃不休，“以故心无挂碍，差可抵御病魔”，后经名医悉心诊治调理和自身顽强意志的撑扶，终以治愈。
之所以如此笃信佛学，与甘氏家族的家业活动有关。自嘉道以来，甘家人或经商，或治学，每遇人生关节或是重大变故，往往通过求神拜佛祈求解难消灾、逢凶化吉。甘熙自幼受到家族成员求佛诵经的影响，故也常常在窘境病痛之时转向佛家奥义，以渡劫难。
儒家的纯孝守礼、佛家的宽恕悲悯和经世致用的民本思想三者相互融合与渗透，贯穿了甘熙一生的精神领域，也是其著作《白下琐言》所重点展现的一部分思想内核。有趣的是，当某件事涉及这三方面的碰撞甚至冲突之时，甘熙所显示出的情感倾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如书中记载的一例：高邮学篆卢氏在位期间地发水灾，他未及时尽职赈灾导致三百余人民流亡而死，于是天神震怒欲降其罪，但又在得知卢父奉佛多年、卢子纯孝的时候有所动摇，但在三百孤魂的愤怒抗议声中，神明最终严惩了卢氏。故事结尾作者总结道：“民命重大，无心之失且如此谴责，况有心哉！”为了警戒为官者、宣扬爱民精神，甘熙还特地补充，“此皆其自述共见共闻之事，绝无一字虚诞，因识之，以为凡有民责者共儆焉。”
方志笔记，闲语金陵
《白下琐言》是甘熙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追溯六朝以往旧事直至嘉道年间南京大街小巷历史沿革典故、山水脉络、人文地质、乡老轶事，千象百态无所不包，是清朝中晚期以来研究南京历史、民俗、地理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文献。 《白下琐言》清光绪初刻本
既为地方书志的笔记史料，《白下琐言》中记叙的世情故事保留了较多的客观记载，多是甘熙本人的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有极高历史价值。正如王多闻指出的：“笔记的价值在于它记录了许多真实的史料，不少是第一手材料”4但与其他笔记不同的是，《白下琐言》并非单纯的陈列事实，甘熙常对各种事件进行道德评价及善恶劝惩，这就使此书具有有裨于风化与传统教化意义。另外，书中细致生动地描写事件来龙去脉，细腻刻画人物言谈举止神态，细笔描摹字画神韵等，都为此书增添了几多文学价值。
统观《白下琐言》的主要内容与主体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饮食风俗文化
如卷一记载了自古六月赛会间，香火以蟒蛇仓、石观音为盛，然至嘉庆甲戌，民众皆往鸡鸣寺进香拜佛的变化；卷二写妇人以黑绉包头的古道旧俗以及现今敬尚繁华、小家妇女皆戴用花箍流行演变，又记叙了笪桥灯市与秦淮灯船的美景盛况。对此，书中并非简单叙述事实，而是三言两语将彩帛灯流行的具体街巷、旧式与新式灯船不同的建造材料和造型特征简洁又不失细致地勾勒道来，读之仿若目前有之。另有对走百病（又名踏太平）的描摹、新岁更易春联、清明扫墓以紫纸长条挂树枝而谓之“挑钱”的记叙、甚至对俗语中自成对偶的现象的列举等，皆做叙述，详略各异。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甘熙，对于嫁娶葬丧等礼制亦有记载与评议。如旧俗嫁娶遵循“迎亲”“谢亲”的风俗习惯，而今女方兄弟则向男家争索钱财，锱铢必较。作者将此斥为陋习之最，并感叹“两家至戚尚斤斤于此耶？”卷九则颇为详尽地记载了古人葬法中的三和土的质地特征与制作方法，段末强调“唯送死可以当大事”的礼法价值观。又言“丧服无论贵贱，凡斩衰一下，皆长领大袖，盖暂而非常，仍沿前代制耳。方勤襄公维甸居吴，太夫人丧，冠、履、袍、褂悉以粗白布为之，铭旌亦青布粉书，高仅及丈，一切时俗浮靡之物，概屏不用，诚有卓识。视世禄侈富鲜克由礼者，倜乎远矣”，可见其守礼克俭的理念。另外，卷九记述了中宪公生前嘱咐甘熙死后将其与二叔父合葬事宜，则是甘氏家族秉承友恭之旨的又一体现。而在婚庆习俗方面，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有关于南京“戏妇”旧俗的记载。“戏妇”俗称为“闹洞房”，延续至今，本是为了增添喜庆的氛围，但往往太过而引发各种矛盾，书中所举两例，时至今日依然非常具有典型性。
除此以外，晚清金陵饮食文化在书中亦有着墨。如文中提到出自孝陵卫的烧酒有堆花之目、村舍人家用糯米酿酒，味醇力足，饮者已醉、用炊饭后锅巴酿成的锅巴酒健脾理味等。又谈后湖鲫鱼、六合龙池大鲫鱼、京口石首鱼、城内黄鱼，产地不同，肉质各异，各俱风味。有趣的是，书中特别记载了一些饮食癖好，如六安阎鉴波先生其渊酷嗜豆腐、钱塘梁山舟先生嗜枇杷、阳湖孙伯渊先生嗜蟹、粤东冯晋渔刺史性嗜鸭等等，一方面人物食性刻画栩栩如生，另一方面也侧面衬托出金陵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
市井奇人异事
《白下琐言》作为一方史料笔记，对地方文人士绅、贞妇烈女、孝子贤孙以及诸多市民奇人的记载同样不可忽视。在此方面，首先是对甘氏祖先族人轶事的记述，如东晋初年先祖甘卓在湖北施政及拥帝平叛的史实；明清时期南京甘氏族人定居小丹阳，尔后迁居夫子庙东花园、南捕厅的往事；乾隆年间家族传奇人物甘凤池练武的事迹；奉直大夫甘国栋资助乡里的美德；至于自己与友人夜半作雅戏猜灯谜，集而录之，颇得意趣。
甘家既为书香世家，自然与当时诸多文士学者有所交契。例如书中写道潜山熊藕颐先生宝泰，隐居不仕，而与家大人友善。作者病时，他持札前来安慰，甚为关切。为此甘熙感慨，“噫！先生爱朋友之子若是，其敦挚真是今之古人矣。”隐士之高洁与金兰之情深，在此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与体现。再如名士唐陶山先生仲冤、学问家周幔亭先生与陈载堂先生灿勋、藏书家黄俞邰先生与上新河贺氏、书画家张大风和擅画麟毛、人物的王霖乃至精通梅氏天文算法、著有《勾股浅述》的抱村先生、作简平仪、中星盘、比例规、浑天球极精的云樵先生临泰这些天文数学家，都有极为细致的记载。
除了这些士大夫名人，《白下琐言》中的人物记载更不乏一些街头巷尾身怀奇技的市民人物。如手缩腹中、能用脚射箭且箭无虚发的江西人，以及两手软而无骨而能用脚趾拈绳串联钱币的丐妇、居报恩寺大悲殿擅予人测字的吴翰阁、年高体肥然矫健如飞的卖戏法者等。
此外，甘熙对于医药有特别的关注，书中记载着诸多行医用药之道。譬如嘉庆间有张姓五行者善用引导之法替人治病的故事；用针灸治好被女鬼附身的好友的方补德的口述故事，还有驻防城内王二喜为人治疾辄用刀针，应手即愈的事迹。但作者也提到他“有延至其家者，茶亦不受，后则渐渐受钱，而术亦不灵矣”，叙述与议论结合，很有教化之意。
地名沿革考证
《江宁县志》曾记载，鲁肃墓在金陵上新河。甘熙特意前往该地考证，发现那本应是鲁维肃墓，而好事者以讹传讹，说成了“吴鲁肃墓”。卷二又载，“学宫尊经阁后有土阜，上有敬一亭，或谓其下为明衡府纪善周公是修之墓。”而甘熙经推理考证，提出此乃臆说也。另有对秦桧墓的考证质疑。书中说道：“秦桧墓在木牛亭，出聚宝门七十里，又名牧牛亭。”《建康志》所记的“秦桧墓”在牛首山，距城十八里。甘熙为此提出疑问，“然牛首山去城三十里，何云十八？而近城之山，别无名牛首者，其误可知，且其第三十七卷《文籍志》引杨诚斋《木牛亭秦太师坟庵七律一首》，自相矛盾。桧墓在木牛亭，实有明证也。”可见甘熙秉承治学严谨的态度，考证地域源流上细密无分毫疏漏，并说，“志承为一方掌故，攸关一切。小说家言，焉可拦入？”是对袁简斋修《县志》而引小说记载不够严谨的批评。《县志》又载：“明英国公府在剪子巷内。”而甘熙提出“今门东小英府盖即其地。然剪子巷外又有大英府，岂当时有二宅耶？”《县志》又将大山讹为太冈，且对于“凤台门外”的定位错误，等等此类讹传谬误不胜枚举。因而作者有言：“可见古迹一门，土著人非经考订，犹失其真，况异乡人乎？甚矣！修志乘者之宜慎选也！”“故修志非土著人而留心掌故者，断不可以从事。”其审慎负责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最后，《白下琐言》中记载的清末金陵商业店肆运作情形，对地方经济史的研究亦有很大助益。如写绸缎折扇名店：“雾乡造作，折纸扇骨素有盛名，多聚居通济门外。三山街绸缎廊一带不下数十家，张氏庆云馆为最。”写街坊店鋪的变更：“书坊皆在状元境……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客观。廿余年来，为浙人开设绸庄，书坊悉变，市肆不过一二存者，可见世之逐末者多矣”，此又夹带了作者本人对贵利轻文风气的批判。
结语
历史学家李孝悌认为，与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相比，19世纪中叶问世的《白下琐言》距今不远，对南京的乡土论述，有更大的型塑作用，“这些作品从表面上看都是以笔记小说为体裁，但透过个人记忆，成为地方历史系谱的重要组成因素。”在《白下琐言》跋中，同里后学魏家骅所说“于金陵山水脉络，乡老遗闻轶事，暨善恶劝惩，有裨风化者，言之纂详，洵乡邦文献不可少之作也”，是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肯定，而“古之诗人忠厚悱恻，对于乡土草木，细微用情尚如此，而况先代著述有关乡邦文献之荤荤大者乎”则一语点明了甘熙深挚的桑梓之情。岁月悠悠，金陵甘氏一脉传承至今，世代散发着江南大族温柔敦厚的儒雅家风与务实勤学的书卷气质，甘熙谨遵以“友恭”为纲的家训，好学勤勉，轻利务实，以乡民安居、乡风温厚为己任。时至今日，《白下琐言》等著作的出版对弘扬南京地方历史文化不无裨益，而甘家历代累积流传的家训家规，更是滋养金陵水土，观照人文风情的可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甘櫯编著.金陵甘氏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②潘彬彬.甘熙与晚清文献《白下琐言》.人物志，2015.3.
③卢立菊，付启元.南京甘熙故居.
④王多闻.笔记杂谈.图书馆学刊，1980（1）：37-4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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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昕.津逮楼史话[J].新世纪图书馆，2003（3）.
[3]杨英.甘熙故居中的儒学礼制[J].江苏地方志，2000（4）.
[4]黎俊祥.史料笔记与地方史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为例[J].池州学院学报，2012（4）.
[5]金陵甘氏轶闻[J].江苏地方志，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