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千”者，系圈子中朋友们对作曲家张千一博士的亲切称呼。
　　许多人其实对张千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像《青藏高原》、《嫂子颂》、《在那东山顶上》等歌曲传遍神州大地；像交响音画《北方森林》、《A调弦乐四重奏》、《为四把大提琴而作的乐曲》等器乐作品鸣响在乐苑坊间；像舞剧《大梦敦煌》、《野斑马》、《霸王别姬》等也长久绽放在舞台之上；还有像《红色恋人》、《益西卓玛》、《大染坊》等令人难忘的影视音乐……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出自“老千”之手，也正是由于这些体裁形态各异的作品，铺就了“老千”不同于他人的“特殊”音乐创作履历。
　　细读“老千”的舞剧、舞蹈音乐创作成果，不难看出“老千”的舞剧、舞蹈音乐创作在总体结构观念上，基于历史、文化和情感来构思，从而做到会意于舞，让情节与音乐错落有致地铺陈，简繁相间。譬如，4月4日晚间在西安市人民剧院首演的乐舞诗《大唐赋》，就极为鲜明地体现了作曲家的这一观念。对于一部没有一个相对连贯情节，且时长达90分钟的作品，要想实现音乐上的统一无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然而，《大唐赋》却做到了。从内容上，这部乐舞诗由“礼宾”、“曲江”、“击鞠”、“玄奘”、“西市”、“梨园”、“祈年”和“唐颂”等8个章节精心布局而成，多角度、大视野地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艺术表现上，融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唐代诗、乐、歌、舞、百戏、杂技等众多艺术形式加以描绘，全面展现了唐都长安的风情画卷。具体而言，为了使形散的8个章节有机贯穿，作曲家巧妙构思，以“说唱俑”作为8个章节间的连接段，各“说唱俑”以吟诵唐诗为楔，或歌或吟，音乐别致，韵味隽永，其神不散。所咏之诗选取朗朗上口的唐人作品《静夜思》、《春晓》等，十分亲近，令人难忘。综观全剧，由“说唱俑”逐一牵引出盛唐的文化、经济、贸易、外交等方面的繁荣景象，依托其上的音乐则有如一幅幅画作点缀，或浓墨重彩的渲染，或轻描淡写的写意；或梵声袅袅的歌呗，或画鼓声声的咏唱，各种音乐手段皆得以充分调动。错落有致的音乐结构设计，使得全剧任何一个戏剧事件、任何一个场景和风俗画面的细微差异，都做到了妥帖得当的处理。
　　基于对历史的理解、对民族文化的感受，“老千”从创作观念上对《大唐赋》意欲表现的情节可谓心领神会。如若不然，譬如剧中各章的处理，以极具现代意识的创作手法去演绎历史，尤其是表现一段为人熟知的历史，将会面临重重困难。表面上看，像《大唐赋》一类的题材，似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仿古乐舞同出一源，又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民俗性乐舞疑似。的确，倘若创作上无以创新，着实难脱前述之窠臼。然而，老到的“老千”不仅注意到了推陈出新，更为巧妙大胆地将民俗文化、民族精神予以发扬，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其创作结构观念，领会历史，表现历史的文化品位。例如“礼宾”一章，万国遣唐，钟鼓铿锵，音响构筑的是一个多民族音乐文化元素的融合：打击乐器渐次进入而形成听觉上的“山呼”效果，随后奏响的波斯舞曲节奏洋溢着一派异域情调；江南丝竹乐风的旋律，显示出大唐款款礼仪。而“唐颂”一章，在“说唱俑”唱《登鹳雀楼》后，音乐为一个博爱的主题所贯穿。这里的一段合唱华美而又至诚，堪称现代人的圣咏，其间蕴涵着曲作者对唐代文化的讴歌与重新诠释，更积聚了曲作者对历史文化的向往与思念之情。再看“击鞠”一章，鼓声过后是琵琶的扫弦，接着是打击乐器和琵琶的对话，模仿复调织体，音乐活泼，动感十足。作品呈回旋结构，将唐人健体而击鞠这一活动中常有的你来我往的竞技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样属于风俗性场景描绘的章节还有“曲江”、“玄奘”、“西市”。特别是“西市”一章，展示的是唐时商贸活动，民族间的交流、民俗场景的表现在这一章融为一体。老腔打击乐的运用之于西市繁华景象的刻画、皮影碗碗腔的回荡可谓街巷百姓嬉闹生活的写照；再往后依次是弦乐器震音效果，烘托出楚楚胡乐入汉声；当听闻打击乐器闷击声起，一如佳美兰音乐骨干旋律之隐于手鼓节奏声中，又似长安古乐的鸭子拌嘴此起彼伏；煞尾处碗碗腔《人面桃花》中的“哎嗨咿呀嘿”韵曲开始，粗犷、委婉、诙谐、抒情，常见的各种民俗情调交织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此章之在全剧中，音乐反映出百姓自娱、自在的生活，暗合了唐时音乐生活盛况。这一构思依然反映出曲作者熟谙唐代音乐历史并赋予其新的理解。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唐代音乐发展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宫廷燕乐（如“礼宾”所表现的上层景象）与民间音乐（如“西市”所描绘的下层世情）的交相辉映。“老千”以其创作，利用音乐技术手段，充分考虑舞蹈语汇，以强烈的历史感既厚重地展示唐代宫廷的一面，又丰富地展示唐时民俗的一面。从而实现了多视角、全方位展示大唐繁盛、绚丽、和谐、太平的社会风情，表现大唐青春、浪漫、多元、包融的文化品格这一创作追求。
　　
　　除却会意于舞，而融情于曲，亦是“老千”创作的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众所周知，舞蹈音乐的情感表现，手段多样，仅在舞蹈演员那里，即可凭借人体动作的夸张、变形，运用动作组合和动作过程来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作为其艺术表情的核心是节奏、律动，以及鲜明和结构的立体化铺陈，势必要求音乐创作之情感要有入木三分之刻画。《大唐赋》中第四章“玄奘”，乐舞意在表现玄奘作为丝绸之路上万千过客中的一员，却贯通了汉代张骞当年没有走通的路途，彰显玄奘坚忍不拔的精神。音乐此时营造出空灵的意境，映照出一幅充满幻想的画面。这一段以男声音色为主体的混声合唱，歌词来自《心经》中16字梵呗的心咒，音乐反复咏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其状有如佛法所宣讲之轮回自在一般（变奏手法的使用），其情好似圣咏才有的纯净与空灵（和声织体的设计），其形之执拗（不断反复的花唱式旋律）恰如今人之至心持诵，景仰古人之精气神。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流露，伴随机械的舞蹈语汇，一种直观且浓烈的效果却冲击着满座观众的心灵。
　　“老千”生于沈阳，朝鲜族人，生就浓烈的民族情愫。除此，他的创作还总是充溢着一种生命体验的情怀，从交响音画《北方森林》到电视剧《茶马古道》的音乐创作，从舞蹈《千手观音》到七乐章交响采风《香格里拉》，他用“心”去感受地域风情，而融情于创作。正是这种生命情怀，我们听到了一位东北汉子唱出的极具西北风味的热耳酸心之曲。还是在“西市”一章中，音乐材料是传统的，手法却是现代的。开始是老腔起板，情绪欢腾，其后吼起老秦腔，更将音乐情绪推向一个小高潮；板式渐落，引出一段曲风诙谐的音乐，藏戏素材的运用，异域风情浓厚。其间折射出作曲家在创作上融合不同地域的文化表现和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再通过自己的音乐语言把它呈现出来，那就是原始风格加上时尚色彩，音乐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才会被现代人所接受。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会让处于快节奏、高强度生活节奏的当代人，体悟出某种文化或情感的心理暗合情结。
　　会意于舞，融情于曲，显示出了“老千”创作手法上的老到。前面说到，我们听闻到的乐舞诗《大唐赋》中，不乏秦地音乐的热耳酸心之风格，其核心就在于作曲家对陕西地方音乐调式的挖掘。音乐所用之老腔、碗碗腔、长安古乐本身就以极其鲜明的西北民间音乐调式特征化入其间。而作曲家还特别将秦地音乐中常见的哭音（微降si）、欢音（微升fa）加以提炼，从而使音乐地域特色鲜明。譬如“梨园”一章，箫声与秦筝的和鸣，于“繁音促节”的表现中，不仅使唐乐《霓裳羽衣舞》一曲产生了历史的回响，而且时尚意味十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贯穿《大唐赋》始终的“说唱俑”素材的设计，每一曲都蕴涵着作曲家对哭音、欢音的运用。笔者揣摩，“说唱俑”的安排，并非完全用之于贯通8个独立的单元，其意还在于，一、以今人之历史读解呼应唐代勃兴的诗乐文化所具有的吟诵风气；二、舞蹈语汇中着重“俑”的强调，且基于这一强调通过音乐来深化其已有的“诵”诗传统；三、利用创新手法创作音乐，使“俑”之“诵”有着清晰的调式感、语感和立体感。作曲家独具匠心的处理，使得全剧所设计的五段“说唱俑”音乐既有亲和力，又十分细腻和富有感染力。总体上，序幕音乐铺垫在《春江花月夜》的动机发展出来的主题之中，韵味典雅，宛如雍容华贵的宫廷文化写照。开场的“说唱俑”吟诵孟浩然之《春晓》，男声唱出，意境深邃。第三章曲终接“说唱俑”，男声吟唱李白的《静夜思》，起承转合式的音乐结构安排，每一乐句以顶真格手法发展，系曲作者匠心独运。“西市”一章曲毕是一首女声独唱《相思》，字音顿挫抑扬，以卡农手法发展，为随后的绵绵爱情做出了适度铺垫；音乐中对哭音的强调，曲意韵味悠长。而当“说唱俑”再度诵唱《春晓》之时，音乐在终曲与开场做出了呼应。合唱队以当代分节歌式的韵律吟诵般地轻盈唱出《红豆词》、《静夜思》、《登鹳雀楼》诸篇，逐渐将乐舞推向辉煌的高潮。此时，情感升华，歌乐阵阵，久久地回响、激荡在天地之际……
　　
　　作为一个有着严肃创作态度和强烈民族文化情结的作曲家，“老千”以其老到的舞剧音乐创作思维，走出了一条许多作曲家无法超越的道路，他率真乐观的性格和倚马可待的才华，使他在驾驭舞剧音乐创作时具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他挥洒自如地表现着他对历史文化的洞彻和理解，表现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把握和领悟，如果说会意于舞、融情于曲是“老千”创作舞剧音乐遵循的一个总的观念的话，那么，基于这一观念去理解他的舞剧音乐创作，诸如他对题材内容的解读、音乐与戏剧的结合、音乐形象抒情与宣叙的写作、乐器和音效的调配等，你一定会找到他心中的“香格里拉”①。由是一来，通过大型乐舞诗《大唐赋》，我们听到了张千一诠释的大唐“香格里拉”，大气、舒展。这就是“老千”的老到之“道”。
　　①2007年5月28日，为创作《大唐赋》，“老千”来陕采风。一次小酌间，“老千”动情地说到：“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香格里拉’，只要我们不懈地努力，不断地追求，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
　　夏滟洲博士，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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