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凤凰古城之后，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脑海中徘徊：在中国，为什么第一流人才总是斗不过下三烂的政客，这难道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离开张家界之后，我搭上西去的中巴车，向凤凰古城驶去。早就听说那里风光秀美，人杰地灵，是一座古老、宁静、颇有神秘色彩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没想到到达目的地之后，却发现被称为母亲河的沱江非常浑浊，独特的青石板路人满为患，重建的城墙就像假古董一样……于是，沈从文笔下的淳朴、黄永玉画里的奇特、路易·艾黎眼中的美丽，都大大打了折扣。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熊希龄故居，想看看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熊希龄字秉三，1870年出生于凤凰古城的一个军人世家。据说他自幼天资聪明，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本领，所以有“神童”之誉。他15岁考中秀才，20岁考中举人。中举时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随后，他又考取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湘西是苗族、土家族聚居之地，凤凰古城地处湘西最西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熊希龄在科场的成功，使他成了山区飞出来的金凤凰。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会有“熊凤凰”这样一个雅号的原因吧。
　　熊希龄故居坐落在凤凰古城北文星街的一个小巷里。那天一早，当我兴致勃勃来到这里时，看到一座典型的南方木结构小院。小院临街的部分是前厅，里面陈列着熊希龄照片和一些生活用具。当我正要抬腿进去的时候，却被门口两位漂亮的女孩拦住，原来参观故居要收门票。我才知道要参观这里的景点，必须购买148元或168元的套票。所谓套票，是把几个景点打包在一起的销售方式。这就像当年物质匮乏时，要买西红柿就必须搭大白菜一样，让我无法接受。于是我只好放弃参观的打算。
　　尽管在熊希龄故居吃了闭门羹，但我还是知道是故乡山水孕育了他刚直不阿、愤世嫉俗的个性，家庭教育养成了他正直善良、乐于施舍的秉性。正因为如此，熊希龄一生至少做了两件大事：前半生投身于政治改革，后半生献身于慈善事业。近年来熊希龄办香山慈幼院已经有口皆碑，但是他投身于政治改革却没有得到充分肯定。
　　熊希龄是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当时他虽然是功成名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痛苦地发现，在这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清政府不但不重视教育、加强战备，反而从国库中拿出大把银子为西太后搞什么“60大庆”。面对那丑陋的场面，熊希龄感到这简直是中国人无上的耻辱。正在这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要求率湘军北上抗日。于是熊希龄决定投笔从戎，随湘军入朝作战，没想到他的要求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拒绝。失望之余，他只好告老还乡，回到长沙。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熊希龄投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维新变法，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当时张之洞很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因此在社会上名声不错。由于思想接近，意气相投，张之洞任命熊希龄出任两湖营务处总办。
　　这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正在担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性格刚毅，为人正派，学识超群，有“海内奇才”（曾国藩语）之誉。他早年在湖南为官多年，并以“辰沅永靖后备道”的名义驻守凤凰城。因此如今的凤凰古城还有陈宝箴的故居。我注意到，这个百年老宅虽然还标有陈氏故居的字样，但已经是“主题博物馆”了。这种称谓，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陈宝箴上任后，首先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有人说情，他就予以弹劾，因而迅速改变了当地官员朋比为奸的混乱局面。1897年，陈宝箴在长沙成立时务学堂，任命熊希龄为校长。为此，熊专程赴上海，请来梁启超前来担任总教习。时务学堂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却培养出范源濂、蔡锷、杨树达等一大批优秀人才。难怪梁启超会感慨地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熊希龄受到革职处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又随团出行，并写下赞同宪政的考察报告。1912年，熊希龄担任热河都统，对当地的改革贡献很大。1913年，熊希龄以进步党名誉理事的名义担任内阁总理。在就职宣言中，他明确表示这一届政府要改革政治、发展实业、整顿财政、健全法制、实行地方自治。另外，他还提出“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组阁方针和“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治国理念。这一切，对于醉心于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都无法忍受。因此，袁世凯便利用所谓“热河盗宝案”的莫须有罪名迫使熊希龄辞职，从而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
　　离开凤凰古城之后，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脑海中徘徊：在中国，为什么第一流人才总是斗不过下三烂的政客，这难道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