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代孕合法化议题，了解、思考得越多，越不敢持有一个笃定的立场。
　　不少相关的讨论，多以“我的想法在改变”开始。有的曾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你情我愿，由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意识决定，但看到境况糟糕的代孕妈妈受到伤害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有的曾坚决反对代孕，当看到代孕庞大需求的真实存在，考虑到一味反对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起到反作用，与其将代孕彻底逼入地下，不如促使其合法化。
　　在郑爽代孕事件刺激了公众情绪之后，一方面是商业代孕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已然存在，一方面是在灰色和黑色地带大量存在的代孕产业，这些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智识难题就不是某种立场所能够全部回答得了。
　　本篇文章，不会单就某一观点或者立场作出辩护和论证，而是希望展现这个议题的复杂与多面。有关商业代孕中一些关键问题的争议，涉及人类之间终极价值观的分歧，这些分歧，可能因为信息差而产生，在充分讨论后能够有所弥合，也可能永远都无法达成一致。

人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吗？

　　大部分人的反对基于中国的国情，认为现实中不仅贫困的人数依然庞大，而且相关法律和保险、保障措施远没有到位。
　　一步步来，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抽离出中国语境，暂且设想一个一般化情境，从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出发：人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吗？
　　如果回答有，那么，是全有还是部分的有？这个权利的边界在哪里？
　　先从反对意见开始。反对方主要基于两种视角，自然主义的视角和道德主义的视角。
　　在自然主义的视野下，孕育是女性的天性，商业代孕以人为的方式，切割了人类生产的过程，违背了自然人伦和公序良俗，如果只是想逃避生育的痛苦，那就非常不应该了，人应该遵循自然之道，承担起自然为自己赋予的天职。
　　有哲学家引入古希腊斯多葛主义的观点来为之论证。延伸下去，代孕也只是背离自然的人类现代病症之一例，正是因为人类太过于自我中心的演化倾向，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割裂越来越深，导致了许多的问题产生。
　　这种自然主义视角有其支持者，但在代孕问题上，它的弱点是缺乏田野经验。现有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代孕需求来自无法自然生育的夫妻，而非为了逃避自然生育之苦的富人，郑爽的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以自然主义的观点为反对代孕作辩护，并不能解决广泛而真实存在的生育需求。
　　此外，理论上的反驳在于指出这种自然主义的，或者说本质主义的观点的偏见。它以女性主义视角为典型代表，质疑在于：什么是自然的？如何来判定？
　　在进入现代之前，古代人认为一夫多妻是自然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曾经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后来被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也可能是社会的建构，只是借着自然之名大行其道、压制异论。自然的观念没有确定的内涵，而是在一直发展变化之中。
　　顺此下去，有的论者进而认为，对自己身体的自由处置是人、也是女性应当享有的权利，母职身份并不是女性必须背负的职责，相反，代孕的存在，对于解绑女性和母亲，解绑女性和生育，从而解放女性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在纵向视野上，这也会带来女性群体内部不平等压迫的问题。这留待后文讨论。
　　除了自然主义的视野，更具批评力度的是道德主义的视野。

李在洲提出代孕妈妈并不会自然认为自己是孩子的母亲，而会在心理上作一个区分，一个人怀孕之前的想法很重要，“女性是选择成为母亲的，成为母亲是一种决定”。

　　道德主义设想了一个人类存在的理想状态，并基于某些道德原则对现实作出批评。以桑德尔为例。这位著名的社群主义思想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曾经在他的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中，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妇女的生育能力能否拿到市场上交易？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由使用和交易？代孕、卖淫、买卖精子和卵子是可以的吗？
　　他认为，金钱过度侵蚀了原本不该它进入的领地，这带来了种种恶性后果，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
　　“如果有钱的唯一优势是有能力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精英学校和教育），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
　　道德反驳是一种宝贵的直觉，在一般化批评社会现状时有其吸引力，但依然难以对反对意见作出有效的说服。
　　反对的意见认为，在视野上，道德主义视角有其局限性，它可以提出某種理想化的图景，但对已经发生的具体社会现实缺乏解释力，也不能提供更好的替代性方案；在证成上，道德主义批评有余，论述不足。对“为什么代孕会伤害人性尊严”“何为人性尊严”等问题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但桑德尔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透过道德主义的滤镜，桑德尔所举的例子范围很广，包括用金钱来激励孩子读书、VIP快速通道的设置、黄牛票贩子、买来的荣誉等等，可是，扩大了道德主义视野的后果却是使其在面对具体问题时的分析力度下降。

代孕是否会伤害人性尊严？

　　接续道德主义的视野，对“为什么代孕会伤害人性尊严”这个问题作出论证的努力搬出了康德哲学，以及自此之后的解放理论，认为出租子宫是对人的工具化和异化，背离了人应该作为目的而存在的理想。提供商业代孕服务的妈妈的生育行为，明显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而是将自己“手段化”地为他人提供服务。
　　循着这个思路，反对的意见又会认为，整个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语境就是认为人类已经在劳作中被异化，没有获得自由和解放。打工人每天向资本家出租自己的身体，投入996的工作，换来的却是近视、颈椎病、是对自己健康的破坏、对身体的伤害，而这一切，都非自己所愿。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其他器官的工具化，却无法接受子宫的工具化，当我们谈论子宫的时候，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姑且列出两种，子宫孕育生命和其他器官有天壤之别，其一是孕育生命会不可避免地和另一个生命产生情感的连结，无法斩断，其二，孕育生命的过程要投入大量的情感，这种情感劳作不能被市场化。
　　但是，针对这两种意见的相应反驳也依然存在。针对前者，从事生育和性别社会学问题研究的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李在洲基于田野调查给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提出代孕妈妈并不会自然认为自己是孩子的母亲，而会在心理上作一个区分，一个人怀孕之前的想法很重要，“女性是选择成为母亲的，成为母亲是一种决定”。她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中说。
　　针对后者，反对者认为情感劳作应该被市场价值来衡量，事实上它也的确在被市场价值衡量，典型的如种种演艺工作者，就是在进行情感劳作。
　　基于以上，这种视野把孕母放在了和普通打工者一样的位置上，把怀孕带来的身体伤害看作工伤，这种工伤，不见得都比打工人的一身病痛来得更严重，甚至，和打工人相比，孕母可能还拥有更为自由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还会被提供更好的营养与福利。
　　面对这些辩驳，人性尊严观念已经受到了不小的挑战。

怎么才算知情同意？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是在较为一般化的情境中，偏向理论的交锋。现在加入更现实的视野，对商业化代孕的批评，最强有力的，是看到了阶级分化的现实存在。
　　在关于代孕的公共讨论中，唤起人们普遍同情心的，也是对底层女性生存境况的担忧。如纪录片所展示的印度、乌克兰的代孕妈妈，她们对着镜头诉苦“没人愿意做这个”极具感染力。
　　不过，如果我们接触更多的例子，又会看到，孕母并不都是境况凄惨，在美国的代孕合法化区域，如加州，甚至有高管来做孕母，有些孕母是自愿，且以助人为乐的心态参与进来的。双方之间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而是和善、温馨的朋友关系。不相信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公益性质的无偿代孕的存在。
　　中国的情況，根据李在洲的调查，代孕者绝大部分是农村或城乡接合部出身，做代孕前往往是农民工或开小店，收入低，但并非最底层的绝对贫困人士。她们做代孕往往因为短时间内急需用钱，是临时性的选择而非一种确定职业。
　　除此之外，在中国有着代孕需求的，还有大量失独家庭。计划生育是在中国语境之中讨论代孕问题必须纳入的视角。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强力推行，对失独家庭来说，是无法弥补的隐痛，代孕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缓解个人痛苦的手段。

美国加州的代孕行业对代孕妈妈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有自己的孩子。

　　到这里，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代孕需求的合理性，也认同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代孕服务，而不致伤害到为人的根本尊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或许将转换为操作层面的法律问题，即，如何保证代孕合约双方的知情和自愿。也就是说，签订代孕合同的双方，是否都真的了解自己所处的境况，将获得的利益，以及付出的代价？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依然有技术化操作的空间。毕竟，基于完全自愿、绝对平等的合同并不存在，人类的各种合约，可以看作是一个从绝对平等到绝对不平等的光谱，对合约有效性的判定，可以由判断签订合约双方，处于光谱中的哪个位置入手。
　　而判定的过程，仅仅依据思想推演已不足够，还需要大量的人类学调查和实践经验。
　　当然，以上说法远没有覆盖整个代孕话题，种种问题仍待讨论。
　　比如，亲子关系该如何认定？是分娩的妈妈，还是提供基因的妈妈才能被称为“母亲”？美国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案例，1972年，新泽西州的一对夫妻和孕母签订了代孕合约，孕母产下小宝宝后反悔，与基因父母争夺抚养权，当时的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最后将孩子判给了代孕的妈妈。只是在后来的孕母与基因父亲争夺抚养权的官司中，父方获胜，代孕妈妈才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而只有探视权。颇令人意外的是，当孩子成人之后，主动选择了终止和代孕妈妈的关系。
　　也是考虑到相关问题，美国加州的代孕行业对代孕妈妈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有自己的孩子。
　　中国的民法典中对亲子关系尚没有一个一般规则指引，也即对何为亲子关系没有作出明确说明，所以在现实的审判中，审判员也会遇到此类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参考依据，连基本的诉讼关系都难以确立。
　　许多问题，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或许会得到解决，或许会慢慢变得不那么尖锐、激烈。代孕在如今具有巨大的需求量，还是因为目前人类还无法做到在非人体的环境中孕育孩子，没有更成熟、更少伤害、更廉价的生殖辅助技术。伴随技术难题的解决，代孕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小，当然，到时候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挑战人类的智识和伦理。
　　与问题相伴，或许是人类永远也摆不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