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讲述巴基斯坦移民在挪威的《人言可畏》让人想到土耳其电影《野马》，也联想到那部根据演员库梅尔·南贾尼真实经历改编的《大病》。只是，它没有后者的那种幽默、温情与和解，而更多地像是《野马》中呈现的一样，在无尽的冲突、囚禁、对抗之后，年轻的女孩只能逃离。
　　《人言可畏》的故事有关移民，但又绝不止于此。一个巴基斯坦的移民家庭在奥斯陆努力生活，家中的小女儿到了青春期，开始和当地男孩恋爱，在这个保守的家庭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父亲为了惩戒女儿，把她千里迢迢送回了巴基斯坦老家，在那里接受教育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女性。
　　很多人觉得这个故事有关于“文化冲突”，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遮蔽了很多更加重要的东西——很多类似的事情都被“文化”这样暧昧的、柔和的词汇稀释了。这故事里的核心绝不是文化，而是法律、权利与个人尊严。任何一个人、一个族群都不能以“文化”之名践踏现代法律，法律普遍地对于每一个人有效，它保护每个人也限制每个人，你不能以文化多元作为借口对自己的家人、子女和同文化圈的任何一个人私刑相向。
　　这个故事中的少女没有做错任何事，她唯一的“错误”就是被降生在一个保守的家庭，而又被这个家庭莫名其妙地带到了开放的挪威定居。她在两种标准之中挣扎，一方面是自由的、开放的、允许试错、充满无限可能的现代文明，另一方仍然是保守的、固执的、自我封闭的、一切皆有定数的落后文明，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小环境，对她而言都是真实。最初，她并没觉出冲突和困扰，直到恋爱降临，一切不可调和。
　　在虚伪的政治正确语境中，出于某种表演性的对于多元文明的保护，人们已经不敢说出某些明显的真相——文化与文明形态是有高低之分的，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别的。落后的、低级的文化形态内部有着强大的自保惯性，他们习惯于把落后、愚昧、残忍包裹上“独特文化形态”的衣装，声称自己所做的是保护和尊崇习俗，而实际上是在触犯现代法律和人类普遍文明。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人言可畏》中的父亲没有动用石刑，而是把女儿送回老家接受规训，在他们的标准看来，这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本质上是什么？是绑架。更何况，父亲还差一点逼迫自己的女儿跳崖谢罪。在刚性的法律面前，文化的借口是无效的。这是文明得以巩固的基础。
　　《人言可畏》也好，此前大热的那部《大病》也罢，所有这一类故事的切入口都是移民，而这其中就更加有趣地泄露出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困境，如果那些独特文化族群的人们真的那么热爱、尊重自己的所谓传统，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付出代价去往一个自己不认同、不理解、不喜欢的国家定居呢？这真令人费解。《人言可畏》中那個严酷的父亲对女儿说，“我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我甚至在德国蹲过监狱。”是的，他们面临可能的遣返、监禁，面对语言不通和孤独，面对完全不同的食物和需要重新适应的人际关系，可他们到底想要得到什么？这些移民更多的不过是想求一个地方安放旧的肉身，而并不想拓展新的精神，而他们的下一代，却想蜕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一个世界普遍文明之中的人，一个自由的人。这不是文明战争，而是正常人类总会本能地选择更自由、更文明、更尊重权利的生活方式。
　　《人言可畏》的结尾，女孩还是跳窗逃跑了——她的父亲皱着眉头与自己隔窗对望，一个人穿着背心在炎热的房间，一个人站在大雪纷飞的寒地，这是全片最好的象征，父亲的精神其实仍然留在溽热的巴基斯坦，而女儿却真的融入了冰冷的奥斯陆。人们都渴望亲情，但如果亲情成为了威胁与桎梏，在亲情与自由之中，不得不选择其一，自由终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