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委员，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约两百万字小说，著有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选十五本，曾获人民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學奖、南京文学艺术奖、梁斌小说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等奖项。现任教于南京外国语学校。
　　1978年是一个复兴年，除了恢复高考，教育部门还恢复了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那时，我的老家高淳隶属镇江地区，各校选派高中生去县里比赛，胜出者参加地区竞赛，再胜出者参加省里竞赛。我读高二，报名参加的是作文竞赛，我爸是语文老师，家里订了一本《人民文学》，有一篇文章写一个干部正在理发，一听说洪灾来了，顶着阴阳头就上了一线，我觉得那人物的发型一定挺逗，就把这个人物搬进了竞赛作文，一不小心得了奖，还是第三名。当时我们那小县把这当成了大事，喜报贴在县政府门口，街上拉着大红横幅，我内心膨胀，觉得我这辈子肯定是当作家的材料。
　　1980年，我高考达重点高校录取线，但若坚持读中文系，只够得上师范院校。我对作家梦矢志不渝，当时不知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最后如愿被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中文系的学生几乎人人都有文学梦，大家都在课后默默写小说，写散文诗歌，期望自己的字迹能变成铅字。我有幸成为全年级第一个发表小说的人，我的处女作《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收到了江苏省作协《雨花》杂志的录用通知。编辑告诉我，署名要用手写体，我将自己的姓名苦苦写了N遍，挑了一张满意的寄去，寄去的是竖排，登出来的是横排，丑得令人脸红。印象中只有上海的《收获》杂志坚持署名用手写体，后来我有幸发稿时，专门研究它的署名是横是竖，为的是吸取教训。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至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在乡下，我算是科班出身的教师，教学任务重，而且学习条件差，经常停电，晚上读书写作常用煤油灯。那几年，我跟教政治和历史的同事借来了他们大学用的课本，系统自学了中外通史和中西哲学史，那时有种说法，文史哲不分家。
　　同时，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鱼湖》和一个电影剧本。可惜，投稿后杳无音信。那些日子，我的鼻孔常常是黑的，煤油烟钻进去了洗不净，学生常笑话我。接下来，文坛西风东渐，刮起了一阵阵西方文艺流行风，我在乡下，距文坛越来越远。
　　不过，我没有死心，还是不断搜罗那些流派代表作家的作品阅读，尽管学不来，但眼界打开了。过了2000年，我调入南京外国语学校教书，与省城的作家走得近了，当初在起跑线上共同起步的文学青年，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家。我几乎不写小说了，我在乡下娶妻生女，奋斗了十八年才进了城，才有资格在城里的茶馆有个座位。我首先得将妻女安顿好，才有资格做自己喜欢的事。偶尔，我在拜读大家们的经典作品时，也会对那些一窝蜂的吹捧不以为然。有朋友说，有本事，你写一个给我们看看。我憋着劲儿，渐渐地，我在这个城市扎下根，女儿也读大学了，我捡起了小说。这十年来，我不止写了一个小说给朋友们看，我发表了一二百万字的小说。做一个作家应该有尊严，作品就是作家的脸面。
　　虽然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写得越多，越是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现在，看到别人的好作品，我会衷心赞叹，责问自己，你为什么写不出？罚做二十个伏卧撑。看到别人的次品，也心有戚戚，我也写过这样差的稿子，罚吧，罚自己做二十个俯卧撑。
　　作家首先应该有豁达的胸襟，有自如的心态，有踏实的态度，才有做人的尊严。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