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俄罗斯杜马批准一项法律，规定两年后禁止本国公民数据存储于国外服务器。这一新规，被反对者看成是对脸谱网、推特等美国社交网站的排挤。此前的6月18日，俄杜马曾通过法案，规定今后将对传播极端主义内容的个人和机构进行惩罚，这种“传播”包括“转发”和“点赞”。
　　尽管普京总统承认管制互联网不应侵犯公民自由，但一方面，美政府主导的网络监听、控制手段，为俄祭出类似手段提供了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俄罗斯远未远离恐怖主义威胁，去年伏尔加格勒就曾两度遭到恐袭，这也为普京以反恐为由管制互联网提供了依据。只是，从近年逐步升级的管制措施的具体实践来看，俄当局借机收紧政治反对派的网络自由，也是不争的事实。

提防互联网巨头

　　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俄国家公园“梅肖拉”即将迎来6030棵树苗，它们是由总统普京在一家名为“鸡蛋果”的专门植树网站上购买的。普京用一次网购体现了对网络经济的支持，但那是一家政府背景的基金所支持的网站。
　　稍后在6月10日俄“互联网企业论坛”上，普京批评了那些希望网络经济可以免受一些新法律和官员约束的建议，并呼吁网络新贵们“从枯树根后爬出来与外界交流”。这让那些早年还感念政权不干预的俄网络公司首脑们脊背发凉。
　　更令他们心有余悸的是，今年4月，普京在参加其未来权力平台“全俄人民阵线”主办的媒体论坛时做出惊人表态：“互联网是美国中情局发明的，此后也以这一模式发展”、“‘YANDEX’（俄本土最大搜索网站）建立之初就被要求在公司内纳入一定数量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被迫同意了”、“‘YANDEX’于海外注册不仅仅是出于纳税的考虑，他们还有其他意图”。这些极为严厉的表态，使得俄互联网巨头们的股价集体下跌。第二天，“YANDEX”纳斯达克股价蒸发10.6%，俄最大门户网站公司“Mail.ru Group”在伦敦的股价下跌10.07%。二者皆跌破发行价。俄罗斯IT股集体蒸发了约10%市值。
　　普京放话致股价暴跌的事情并不鲜见，2008年他就曾公开批评俄炼钢集团“梅切尔”，致其股价暴跌。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婉转表示不应该总“吓唬”本国产业，但“表态加举措”的模式是普京当政以来从根本上逆转俄联邦立国基础所使用的手段，屡试不爽。在打击寡头、收紧新闻管控、取消州长直选等动作中，此种手法屡屡上演，而且均借某种事件形成的民意基础让管控措施借机闯关，比如借2004年总统大选获胜废掉州长直选，借“别斯兰人质事件”拿掉不听话的《消息报》主编沙基罗夫。

此番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普京成功将以其个人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树立为国家新意识形态，其针对互联网的一系列强硬表态、借机推动新的管制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选举民主中“得票率为王”的根本特征，让普京必须在民意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趋势后才顺应“潮流”推动管制措施。此番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普京成功将以其个人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树立为国家新意识形态，其针对互联网的一系列强硬表态、借机推动新的管制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这股爱国主义浪潮之外，美政府在网络空间的劣迹也为普京提供了攻击互联网的极佳理由。实际上，4月24日普京就是在被问及关于美国控制互联网的问题之后做出强硬表态的。一向以自由世界顶梁柱形象示人的美国，用自己在互联网世界不当的行为给普京提供舆论炮弹，形成绝妙的反讽。

强力管束博主

　　在一系列舆论发酵上演的同时，普京已着手用具体措施加强管控互联网。
　　5月5日，普京签署了《知名博主管理法案》，规定今后俄社交媒体上日访问量超过3000人次的博客，都将被按照媒体标准进行管理—其发布的内容必须真实，且不可含极端主义内容，否则将被课以巨额罚款。此外，新法还要求互联网公司将俄罗斯业务服务器放置在俄境内，并且保存6个月内的全部用户信息。
　　有趣的是，该法是作为俄最新反恐法案中的组成内容，通过议会审议后被提交给总统签署的。去年伏尔加格勒遇袭后这些法案即开始酝酿，如今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下该法案更是一路绿灯。借着这波爱国浪潮，普京已开始考虑重新将伏尔加格勒更名为斯大林格勒，这纸《知名博主管理法案》反倒成了小意思。
　　至此，在近些年俄先后祭出“网站黑名单”、《禁止极端主义网站法案》之后，又添网络控制新武器。一些网站本已可能以“包含有害儿童信息”、“包含极端信息”为由被列入2012年诞生的“网站黑名单”中，只不过那还需要通过法院裁量。今年2月1日以后它们已可能因包含“极端主义内容”而直接被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监管局根据《禁止极端主义网站法案》封掉，且无需通过法院。3月，已有6家网站被据此封掉，其中包括颇具影响力的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内的网站。
　　如果说上述手段集中于对网站的管制，那么普京新签署的法案则将矛头对准了在社会舆论形成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交媒体。俄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可谓愈发完备。今后俄博主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将更加谨小慎微，而网络公司们则须拿出大钱来保存用户信息。至于谷歌等外国网站，它们将面临服务器放置在俄境内的要求，完成这一要求同样花费不菲，且面临不小风险。
　　其实，普京对社会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自其上台后就没有停歇过。2011～2012年其权力体系遭遇大规模街头抗议时，已呈现一个明显的特征：普京对在俄覆盖面最大的电视媒体几乎可以做到全面掌控；纸媒虽仍在报道内容上体现出相当的独立性，但普京也已通过资本运作掌握了俄大多数纸媒，而且纸媒影响力相对有限，即使跑偏也搅不起太大风浪。相较而言，网络媒体几乎成了普京政权的“法外之地”，系列大示威均借社交媒体来组织，而传统纸媒发布的那些“不听话”的内容也通过其网络版及社交媒体扩大了影响。所以，普京必然要择机整顿互联网，而且同管制传统媒体一样，也将借助行政、资本等杠杆。

巧用资本杠杆

　　2006年是俄罗斯互联网一个关键的发展年头。这一年，“Odnoklassniki”、“Vkontakte”（简称VK）先后由阿尔伯特·波普科夫和巴维尔·杜罗夫创建起来，亚历山大·马木特则从美国人手里买来了“LiveJournal”俄版所有权。这3家社交媒体连同脸谱网和推特，一同撑起了俄罗斯社交媒体市场。
　　马木特买来的“LiveJournal”表现并不好，用户数量很快被另两家赶超。此时，《生意人报》老板阿里舍尔·乌斯曼诺夫买入了“Odnoklassniki”逾半股份。3年后，他又开始入手VK的股份，到了2014年已控制将近一半股份。这一过程中，这位涉足钢铁、网络经济、足球产业的大佬赚了个盆满钵满。
　　VK在经过几年发展后，成为俄语互联网上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媒体网站。与只为自己的网站当了两年CEO的阿尔伯特·波普科夫不同，巴维尔·杜罗夫不但掌握着VK大笔股份，还一直担任该公司CEO。偏偏此人又满脑子自由思想，对普京权力体系素来看不惯。2011～2012年大示威期间，VK同脸谱网一同扮演了反对派组织示威民众的主要平台。乌克兰危机期间，杜罗夫高调批评俄吞并克里米亚的做法。这些都注定了该网站日后的命运。

普京掌控这些媒体的手段，除撤销“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时所用的行政手段，其他操作都借助了资本杠杆。这恰恰成为观察俄媒体及互联网日后命运的一个重要角度。

　　乌斯曼诺夫逐步增持VK股份，而一家名为“联合资本伙伴”的公司也开始谋求购买这家网站的股份。到了2013年4月，乌斯曼诺夫拥有的股份已逾30%，“联合资本伙伴”则拥有48%的股份。但是，他们都在盯着杜罗夫手中那12%的股份。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明显。
　　2013年3月和12月，杜罗夫先后公开拒绝俄总检察院和俄安全局的不当干预—总检察院要求他关闭俄著名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内在VK开设的以反腐为主要内容的账户，安全局则要求他交出正在乌克兰基辅搞革命的示威分子们的账户信息。不过，俄当局一直用类似的手段向杜罗夫保持压力，最终迫使他卖出了自己的股份并卸下CEO职务。
　　他将自己那12%的股份卖了给一位友人，随后便离开了俄罗斯，声称再也不会回来。后来传来消息，他取得了加勒比海地区一小国的国籍。但是，他那12%的股份也在此后被转卖给了乌斯曼诺夫，让后者持股比例也接近50%。而俄舆论中则盛传，那个名为“联合资本伙伴”的公司事实上由普京头号心腹伊戈尔·谢钦控制。尽管这尚为传言，但俄舆论几乎将其视为事实。杜罗夫则在海外声称，VK已经被乌斯曼诺夫和谢钦控制。

寄望三方博弈

　　去年年末，普京签署法令撤销“俄新社”、“俄罗斯之声”，将它们重组为“今日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并由以反美、反同性恋著称的保守派新闻人德米特里·基谢廖夫领导。去年10月，在俄颇具影响力的《生意人报》报社主席换人，该报老板乌斯曼诺夫与普京关系密切众所周知，此次换人普遍被认为是为了让报纸更“听话”。更早之前，另一位寡头马木特则因为自己旗下的著名网媒“纽带网”发表了一篇对乌克兰“右区”组织领导人德米特里·亚罗什的访问而将其总编辑辞退，引发30多名高层领导和骨干记者的集体出走，让整个网站面貌大变。此外，普京麾下垄断性能源巨企“俄气公司”买下了知名媒体集团“职业媒体”全部股份；普京心腹、知名寡头罗滕伯格则买下了为俄最大电视台“第一频道”制作节目的“红方”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掌控这些媒体的手段，除撤销“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时所用的行政手段，其他操作都借助了资本杠杆。这恰恰成为观察俄媒体及互联网日后命运的一个重要角度。
　　在攫取VK的过程中，普京使用了行政手段来向杜罗夫施压，但最终帮助他管理这家社交媒体的还是寡头们的大资本。哪怕是从行政部门走出的权力大佬谢钦，如今的身份也有着诸多寡头元素。普京另一位心腹戈尔曼·格列夫在不久前进入了“YANDEX”的董事会，是又一明证。
　　而寡头们要的是利润，乌斯曼诺夫、马木特无不是为了利润才掌握一系列社交媒体。既然与寡头们合作，普京就不会妨碍他们追求利润。在“互联网企业论坛”上，他给出数字：网络经济贡献了8.5%的GDP，这一表态体现出他愿意发展互联网的姿态。只不过，他一定会为互联网戴上“嚼子”。
　　寡头们想赚钱，但政权要管控，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大众则希望保持网络世界的自由。三者之间能否找到立场重合点，非常关键。普京政权管控网络并非没有合理理由，只是其对这些理由进行扩大化使用的倾向，确实同希望保持网络自由的民众产生了对立，而大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显得异常重要，因为资本运转本身就可以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撑起空间，而这一空间的边界将取决于资本与权力的博弈。俄寡头群体本身便是政权组成部分，其较强的博弈能力将为社会所乐见。
　　外界多喜欢用谷歌的谢尔盖·布林和WhatsAPP的简·库姆，以及波普科夫、杜罗夫等，来证明俄IT人才的丰富。但布林和库姆都是在美国才取得成功，而乘上社交媒体东风异军突起的波普科夫和杜罗夫，要么早早离开领导岗位，要么远走国外。这其中蕴含的事实是苦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