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的双重生活

　　他把车开到浦东或虹桥机场，利索地换好登山鞋和户外衣裤，背着齐肩的军用背包登上飞往成都的航班，像去完成一个神秘使命——确实很像，尤其是这个39岁的男子有着因攀岩而练就的结实身材和干练气质——出行通常发生在周五晚上，到了周一中午，一身正装的CEO把自己“空投”回上海的办公室。
　　在上海，他与媒体人和公司客户谈生意、谈创意。在成都西北的映秀镇，他找形形色色的人谈苦难、谈救赎。这两个角色反差巨大，不过它们的名字都叫张良。
　　2008年9月起，这样的移形换影平均每两周重复一次。由于总是一套固定而醒目的行装，加之去得太频繁，后来他一进入映秀，就会听到有人说一句：“呦，来啦。”
　　他选择了新闻人退场而废墟尚未大规模清理的时机进入映秀，他让那里的人们看到他书写历史的努力，他面对或是期许、或是感动、或是疑惑、或是漠然的神情，他偶尔也在身心俱疲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
　　张良原本只想承担更符合身份的角色——中间人。“5·12”之后，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担任CEO的他意识到，这是每个人一生中难得遭遇的大事件之一，应该产生与之相匹配的记录文本，他试图让急于向灾区献爱心的客户相信，资助一项非虚构写作将有更长久的价值，对方没有积极回应。连明确表达这种愿望的写作者，竟也没有出现。
　　地震7天后的全国哀悼日，张良带着刚买的《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四川公路里程图，站在上海人民广场肃穆的人群中，他已经被一种使命感攥紧了：既然没有人愿意，那就由我来完成吧。
　　他把两部巨作纳入他的参照系，一部是再现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一部是还原基地组织策划“9·11”内幕的《巨塔杀机》，前者采访历时10年，后者也花费了5年。对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信徒而言，仅就工作量，那也是两座望之弥高的山峰，现在，终于有人决心攀爬——按他的预想，他要花费至少5年时间，采访 300人以上。
　　在上海那家创办不久的公关公司，几个合伙人及下属约略知道张良在采集汶川地震的素材，将来可能会写一部书稿。他们能说什么呢？一个日常交往中不曾表现出丁点特异志趣的管理者，突然就冒出这样的念头……朋友们大多抱着共同的疑问：关于汶川地震已经有这么多的新闻报道了，你还要写什么呢？而后来发生的一切显示，朋友们的诧异出现得太早了。
　　“能感觉到，那些身处灾区的人虽然无法阻挡地震，但他们拒绝命运的完全安排。我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人们，这些平凡的人是如何做到的。”在一份寻求资助的项目说明中，张良这样阐述自己的动机，私人场合他会选择更自我的表达：他很想知道，当人类引以为傲的东西被一种更大的力量击败，他们会如何反应？他们会倚靠什么？地震报道浩如烟海，他却没有从中找到解答。
　　事实上，这个冲动对张良而言也毫无征兆。曾从《南风窗》记者一直做到副主编的他，彼时离开媒体采编已经四五年光景，与朋友联手进入公关行业也有一年了，这是媒体生涯的间歇还是进入商场的开端，他不确定，但是，非虚构写作？连这样的梦都未曾做过。
　　当时张良能做出的解释，就是不久前刚刚接触了基督教，在追寻信仰的过程中，自己内心的不知什么东西被拨动了。一些宗教界朋友的抉择也值得效仿——不去赶那些热闹，而是沉下心关注灾区民众更深层次的需求，张良觉得，写书无疑最适合自己。

笨功夫也是功夫

　　2010年7月，张良向几位合伙人提出，他的采访到了在全国各地搜寻映秀救援见证人的阶段，已经无法靠空闲时间来完成，而公司日益繁重的事务让他分身乏术，只能选择辞职。
　　开头描述的双重角色，确实辛苦到令人吃不消的程度，于是，奔波了几个月之后，登山鞋和采访计划都被搁置起来，它们沉寂了大半年之久，主人找到了公司业务繁多、前期采访需要消化这类借口——张良事后觉得，更深层原因可能缘于畏难情绪，堆积如山的信息多得让人沮丧。
　　为了退缩，连一个足以让其安心的“补偿”方式都在酝酿了，他准备发起一个叫作映秀会的公益组织。
　　或许，写作计划是一个逃不脱的使命，它最终要被唤醒。有一天，张良看到一篇文章，讲述卧龙管理局局长张和民在地震当天的雨夜独自跋涉，感受到了某种超自然力的召唤。他觉得被那段描述震撼了，他告诉自己应该继续向前。畏难情绪被踢到了路边。
　　辞职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之前一次次自费飞到四川采访，已经够理想主义了，现在，这个人居然要放弃几十万年薪及个人股权。那段时间，同为公司合伙人的李波以为张良只是为退出找了个托辞，真要写书，业余时间搞搞嘛，怎么可以耽误赚钱？
　　钱确实是个问题。张良也曾多次向企业、媒体集团和社会基金申请项目资金，都未能如愿，只能自己承担几十万元的预算了。不过，他不记得做出辞职决定有多艰难，按预先估算，五十多万元积蓄大体可以承受几年无工作。当然，他瞒过了家人，让他们以为他还停留在之前业余时间搜集资料的状态。
　　一个人真的认识自己吗？张良对此偶有怀疑。离开《南风窗》很久以后，他听到老同事如此描绘彼时的自己：穿着中山装，夹着公文包，“活像民国时的国民党委员”，这形象让他都觉得陌生。更陌生的是为了书稿不顾一切的决绝，它来自哪里，毫无迹象。
　　《南风窗》是张良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加上中山大学的4年本科和暨南大学的3年研究生，在广州生活长达20年，他却像笼中鸟一样封闭。《南风窗》一度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时政类刊物，后来又经历诸多内部变故，于是张良在2005年去了上海。张良绝少对命运表达不满，由内到外都弥散着绅士风度，具备一种人群中罕有的平静、温和而内敛。无论亲友还是他自身，都未曾感知平静之下的岩浆奔涌，直到它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