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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春光教授于2001年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群体保持着足够多的关注。这既是缘于现实的需求,也缘于政府的强力引导。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1亿人,在我国2.3亿农民工群体中占将近一半比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而从党中央、国务院在2010年发布的1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正式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词来看,就更说明这一群体备受我国党政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实,据中国知网已收录的8000余篇研究论文看,涉及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经济学等领域。尽管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不一,但是学者们普遍赞成,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市民化,将新生代农民工彻底转变成城市市民。要达到此目的,需要外部政策的改变与城市的接纳,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素质的提升,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最近路径在于对其进行教育。在众多的研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与城市融入、社会适应结合起来考察。而事实上,如果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分析忽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趋势,则无法把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实质,其所提出的对策也会严重缺乏操作性。
从公开发表的成果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分别为社会取向和教育取向。以下将分别对这两种取向进行综述。
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社会取向研究
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持社会取向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在城市融合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该怎么进行社会适应。他们所提出的观点是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度,需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其研究主题涉及要不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对他们进行何种教育以及该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当然,这类取向的学者所提出的教育都是大教育概念。
在为什么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大社会教育的原因上,谢建社与黎明泽(2007)从历史角度给予了积极回答,在《农民工教育研究综述》一文中通过综述我国自2003年制定的各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与学术界的研究历史,认为我国既有的农民工培训制度不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也不适合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两位学者呼吁改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制度具有迫切性,要加强对政府、社会在农民工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杨琦与姚钧(2011)通过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乡土情结、职业期望、生活方式、心理特征、权利诉求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采取正视和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通过制度完善和创新来满足其所享受的教育权,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教育内容方面,彭国胜与陈成文二人首先从社会化的角度提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的基本内容,认为应具有中国特色,这些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国特色的职业价值观培训、中国特色的社会规范培训、中国特色的角色模式培训四个方面,四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姚俊采取比较的方法,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变化,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在于他们所处的新时代、新青年、新的务农经历、新的家庭负担共同作用下产生对城市生活的迷恋。因此,未来的关键在于,要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的新特征积极引导到新能力的建设上来。新生代的新能力建构不但要包括户籍、福利等制度层面的配套改革,更要注重学历再教育、职业技能、就业培训等内在能力的建设。内在能力的提升应是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只有将新取向与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的城乡统筹和社会和谐发展。
如果说,社会化视角和比较视角较为宏观的话,那么孟凡华与彭茂清二人的研究成果则将研究方向引向了微观。孟凡华(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性在于生存心态,因此需要按照培训内容和时间列出不同的培训菜单。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应该放在核心地位,同时增加政策法规、公共知识、心理辅导、思维转变、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等职业素质教育,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所需技能,提高劳动素养和精神素养。显然,精神素养的教育(如思维转变、心理辅导等)完全是社会适应的视角。彭茂清(2010)则从社会学视角解读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内容的新需求,他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期望课程内容层次出现高移化趋势,尤其表现在对教育层次高移的期望上。为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内容应放在提高教育层次、技能层次的水平上和改善生活质量上。
比较以上研究可见,微观视角更容易抓住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诉求,所提出的培训内容更具有操作性。而宏观视角对于我们拓展和完善培训内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培训措施与路径方面,研究者主要想回答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培训该如何进行这一问题。有些成果给出的只是一个大致思路,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性。例如关颖(2011)认为憧憬美好生活与追求进步是青年农民工生存心态的主流,压力与困惑来自变化中的外部条件和自身需求的双重作用。为此,他引入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认为通过接纳与增权方法能激发青年农民工的潜能,促进其良好生存心态的形成和自我价值实现。还如周葆华与吕舒宁(2011)的研究,他们从新生代农民工使用新媒体的状况得出,对其能力提升路径,应加强培训和分享,以便促进自我表达、群体展示和社会参与,并运用新媒体渠道进行合理、合法的维权行动。可见,这种措施是一种社会化的传播措施,它突出了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所给出的措施非常具体,可行性也较强。例如杨琦与姚钧(2011)通过明确政府职责来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高素质的城市市民。他们认为,政府应前瞻性地培训农民工,要加大培训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职业与技能培训机制,并采用多元化、菜单式的培训方式,让农民工自由选择。
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教育取向研究 与社会取向的学者不同,持教育取向的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教育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教育过程出发,围绕教育的实质、要素与过程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该取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存在问题、教育方式创新三方面。
在教育需求方面,不少学者通过自己的实证调查明确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教育的各要素的需求。最早进行该方面研究的要数以姜长云为首的农民培训需求与培训研究课题组。他们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发现其需求较高的是指向劳动强度低而又较体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如计算机知识在所有选项中居首位,占总人数的39.8%(北京数据)和53.6%(宁波数据);其余依次是管理、营销、驾驶、裁剪和法律知识等。另外,在问卷所涉及的农民工培训需求的15个选项中,选择电工、钳工、装修、厨师以及车工等传统技术和一般技术的比例较低。由此他们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能提高职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的专业培训具有较强需求,而对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较差的传统技术培训需求较弱。吕莉与马建富(2011)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有如下四方面特征:1.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强烈,能够提升职业竞争力的培训更受青睐,如高达78.48%的农民工主观想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他们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求;2.能够提升职业地位的培训内容更受欢迎,可持续发展意愿极为强烈;3.希望培训时间安排灵活,“循环—菜单式”培训更加期待;4.低廉的或免费的培训更能调动参与的积极性。这些特征涵盖了新生代群体对教育内容、教育时间、教育方式、教育成本等方面的要求。另外,粟平(2009)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详细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满足的各项因素,分别为仍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教育需求与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内容存在一定的错位、参加教育的时间和费用不足。以上三个因素均是围绕教育过程来谈,而没有分析外部社会(如社会环境、社会评价体系)因素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持反思性视角,通过对实践反思问题。刘宪俊(2010)指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是,忽视农民工子女教育,忽视农民工教育但却关注农民工素质状态,忽视对农民工社会教育工作者素质要求,忽视农民工生活质量改善,忽视农民工可持续发展,忽视系统、全面有效体制的构建,忽视农民工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李彦(2011)通过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一些成功模式(如富平模式)的调研,得出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学习内容实用化等特点,这些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张佳、郑洁(2010)等人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发现,现阶段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城市就业的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无论理论课还是实践课,都缺少品质教育方面的内容,使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的技能和心理上都很难与现实“合拍”,同时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反思性视角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但研究者在研究的预设上,他们事先坚定了一个理想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模式,然后拿现实经验与其预设对比,以发现当前的不足。事实上,这个预设的科学性是需要检验的。
在教育的路径与方式上,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创见。刘宪俊(2011)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出发,提出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模式,该种模式可凭借理念整合、形象公关、宏观调控、地方灵活等连锁手段,具有与传统农民工社会教育相比最根本的优势——和谐,进而通过自身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刘寿堂(2009)借用教育学引导性教育的概念,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应以引导性教育为主,引导性教育则旨在保障他们以城市人的定位更好地发展下去。当新生代农民工自己主宰学习内容而不再是被安排时,他们就更应当从有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角度,将引导性教育作为继续学习的重要范畴。任天鸣(2011)从教育结果即就业的角度提出,认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培训应在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两个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引导性培训主要体现在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当前的培训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另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倡教育组织方式的创新。例如孙正林(2011)认为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中,社区应发挥巨大的作用。有条件的社区应当成立农民工工会,由工会组织农民工进行夜校学习。此外还可创建工地文化,在工地上开办农民夜校等把农民工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创新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提升。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研究于2010年才兴起,有关社会适应、城市融入的来研究成果并不是特别丰富。有学者提出的教育内容与改进措施虽然非常具有针对性,但是由于教育取向的研究基本上不对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趋势进行分析,使得其所提出的措施和操作性虽然较强,但是在措施的普世性和推广性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因此,未来应加强两类视角的整合研究。◆(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本文系江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体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YB272
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实,据中国知网已收录的8000余篇研究论文看,涉及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经济学等领域。尽管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不一,但是学者们普遍赞成,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市民化,将新生代农民工彻底转变成城市市民。要达到此目的,需要外部政策的改变与城市的接纳,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素质的提升,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最近路径在于对其进行教育。在众多的研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与城市融入、社会适应结合起来考察。而事实上,如果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分析忽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趋势,则无法把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实质,其所提出的对策也会严重缺乏操作性。
从公开发表的成果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分别为社会取向和教育取向。以下将分别对这两种取向进行综述。
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社会取向研究
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持社会取向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在城市融合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该怎么进行社会适应。他们所提出的观点是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度,需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其研究主题涉及要不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对他们进行何种教育以及该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当然,这类取向的学者所提出的教育都是大教育概念。
在为什么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大社会教育的原因上,谢建社与黎明泽(2007)从历史角度给予了积极回答,在《农民工教育研究综述》一文中通过综述我国自2003年制定的各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与学术界的研究历史,认为我国既有的农民工培训制度不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也不适合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两位学者呼吁改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制度具有迫切性,要加强对政府、社会在农民工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杨琦与姚钧(2011)通过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乡土情结、职业期望、生活方式、心理特征、权利诉求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采取正视和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通过制度完善和创新来满足其所享受的教育权,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教育内容方面,彭国胜与陈成文二人首先从社会化的角度提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的基本内容,认为应具有中国特色,这些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国特色的职业价值观培训、中国特色的社会规范培训、中国特色的角色模式培训四个方面,四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姚俊采取比较的方法,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变化,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在于他们所处的新时代、新青年、新的务农经历、新的家庭负担共同作用下产生对城市生活的迷恋。因此,未来的关键在于,要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的新特征积极引导到新能力的建设上来。新生代的新能力建构不但要包括户籍、福利等制度层面的配套改革,更要注重学历再教育、职业技能、就业培训等内在能力的建设。内在能力的提升应是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只有将新取向与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的城乡统筹和社会和谐发展。
如果说,社会化视角和比较视角较为宏观的话,那么孟凡华与彭茂清二人的研究成果则将研究方向引向了微观。孟凡华(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性在于生存心态,因此需要按照培训内容和时间列出不同的培训菜单。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应该放在核心地位,同时增加政策法规、公共知识、心理辅导、思维转变、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等职业素质教育,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所需技能,提高劳动素养和精神素养。显然,精神素养的教育(如思维转变、心理辅导等)完全是社会适应的视角。彭茂清(2010)则从社会学视角解读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内容的新需求,他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期望课程内容层次出现高移化趋势,尤其表现在对教育层次高移的期望上。为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内容应放在提高教育层次、技能层次的水平上和改善生活质量上。
比较以上研究可见,微观视角更容易抓住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诉求,所提出的培训内容更具有操作性。而宏观视角对于我们拓展和完善培训内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培训措施与路径方面,研究者主要想回答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培训该如何进行这一问题。有些成果给出的只是一个大致思路,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性。例如关颖(2011)认为憧憬美好生活与追求进步是青年农民工生存心态的主流,压力与困惑来自变化中的外部条件和自身需求的双重作用。为此,他引入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认为通过接纳与增权方法能激发青年农民工的潜能,促进其良好生存心态的形成和自我价值实现。还如周葆华与吕舒宁(2011)的研究,他们从新生代农民工使用新媒体的状况得出,对其能力提升路径,应加强培训和分享,以便促进自我表达、群体展示和社会参与,并运用新媒体渠道进行合理、合法的维权行动。可见,这种措施是一种社会化的传播措施,它突出了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所给出的措施非常具体,可行性也较强。例如杨琦与姚钧(2011)通过明确政府职责来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高素质的城市市民。他们认为,政府应前瞻性地培训农民工,要加大培训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职业与技能培训机制,并采用多元化、菜单式的培训方式,让农民工自由选择。
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教育取向研究 与社会取向的学者不同,持教育取向的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教育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教育过程出发,围绕教育的实质、要素与过程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该取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存在问题、教育方式创新三方面。
在教育需求方面,不少学者通过自己的实证调查明确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教育的各要素的需求。最早进行该方面研究的要数以姜长云为首的农民培训需求与培训研究课题组。他们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发现其需求较高的是指向劳动强度低而又较体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如计算机知识在所有选项中居首位,占总人数的39.8%(北京数据)和53.6%(宁波数据);其余依次是管理、营销、驾驶、裁剪和法律知识等。另外,在问卷所涉及的农民工培训需求的15个选项中,选择电工、钳工、装修、厨师以及车工等传统技术和一般技术的比例较低。由此他们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能提高职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的专业培训具有较强需求,而对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较差的传统技术培训需求较弱。吕莉与马建富(2011)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有如下四方面特征:1.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强烈,能够提升职业竞争力的培训更受青睐,如高达78.48%的农民工主观想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他们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求;2.能够提升职业地位的培训内容更受欢迎,可持续发展意愿极为强烈;3.希望培训时间安排灵活,“循环—菜单式”培训更加期待;4.低廉的或免费的培训更能调动参与的积极性。这些特征涵盖了新生代群体对教育内容、教育时间、教育方式、教育成本等方面的要求。另外,粟平(2009)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详细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满足的各项因素,分别为仍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教育需求与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内容存在一定的错位、参加教育的时间和费用不足。以上三个因素均是围绕教育过程来谈,而没有分析外部社会(如社会环境、社会评价体系)因素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持反思性视角,通过对实践反思问题。刘宪俊(2010)指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是,忽视农民工子女教育,忽视农民工教育但却关注农民工素质状态,忽视对农民工社会教育工作者素质要求,忽视农民工生活质量改善,忽视农民工可持续发展,忽视系统、全面有效体制的构建,忽视农民工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李彦(2011)通过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一些成功模式(如富平模式)的调研,得出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学习内容实用化等特点,这些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张佳、郑洁(2010)等人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发现,现阶段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城市就业的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无论理论课还是实践课,都缺少品质教育方面的内容,使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的技能和心理上都很难与现实“合拍”,同时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反思性视角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但研究者在研究的预设上,他们事先坚定了一个理想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模式,然后拿现实经验与其预设对比,以发现当前的不足。事实上,这个预设的科学性是需要检验的。
在教育的路径与方式上,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创见。刘宪俊(2011)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出发,提出连锁式农民工社会教育模式,该种模式可凭借理念整合、形象公关、宏观调控、地方灵活等连锁手段,具有与传统农民工社会教育相比最根本的优势——和谐,进而通过自身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刘寿堂(2009)借用教育学引导性教育的概念,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应以引导性教育为主,引导性教育则旨在保障他们以城市人的定位更好地发展下去。当新生代农民工自己主宰学习内容而不再是被安排时,他们就更应当从有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角度,将引导性教育作为继续学习的重要范畴。任天鸣(2011)从教育结果即就业的角度提出,认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培训应在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两个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引导性培训主要体现在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当前的培训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另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倡教育组织方式的创新。例如孙正林(2011)认为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中,社区应发挥巨大的作用。有条件的社区应当成立农民工工会,由工会组织农民工进行夜校学习。此外还可创建工地文化,在工地上开办农民夜校等把农民工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创新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提升。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研究于2010年才兴起,有关社会适应、城市融入的来研究成果并不是特别丰富。有学者提出的教育内容与改进措施虽然非常具有针对性,但是由于教育取向的研究基本上不对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趋势进行分析,使得其所提出的措施和操作性虽然较强,但是在措施的普世性和推广性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因此,未来应加强两类视角的整合研究。◆(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本文系江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体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YB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