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义乌，浙江金华下辖的县级市，在2015年5月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5月7日，义乌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义乌市出租汽车改革运行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在全国对出租车改革普遍寄予厚望、期待改革方案出台的大背景下，义乌成为第一个发布改革方案的城市。
整个5月，义乌许多出租车司机都遇到过打车去交通运输局的外地乘客，以至于他们会不由自主地问一句：“是记者吧？来采访出租车改革的吧？”
义乌市交通运输局，与其下属二级局——道路运输管理局一开始都对媒体表现出足够的善意，直到出现一天接待20拨媒体采访，让他们的工作停滞的情形。
“我们的日常工作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上面决定就出租车改革这个问题，不再接受采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副主任张璐耸耸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正如张璐所说，义乌整个政府部门，都开始对出租车改革缄口不言。所有与交通相关的机构，在面对媒体来访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先打电话向张璐请示，请示的结果统统是“不接受采访”。
“这个政策刚刚推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想等到做出一定成绩之后再接受采访。”张璐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说，义乌的出租车改革是全国第一家，没有经验可以遵循，未来能取得什么成效，现在谁也不敢下断言。
提起义乌，人们往往习惯性地为其加上“小商品”这个注脚。而当地人也会戏谑地在“义乌”前加上“国际”这个前缀。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被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义乌当地的小商品城每天接待的外来采购商达到数万人，义乌市常住与流动人口在高峰时可以达到230万，出租车数量为1300多辆。“出租车利用率超过72%。”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解释，“正常情况下，利用率超过65%就应该增加运力了。”
而事实是，从2003至2007年的5年间，义乌市新增投放出租车832辆，全市出租车数量达到1330辆。2008年新增32辆。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义乌没能再增加一辆出租车。
尽管比上级城市金华的出租车数量多了近一倍，但是仍旧不能满足人们的打车需要。
在义乌，几乎没有乘客会拒绝司机提出的拼客要求，这几乎已经成为当地的“打车文化”。义乌出租车的顶灯都被设计成能够提示车内有无乘客的模式，顶灯亮着表明车里已经有客人，路边的打车人如果招手就需要接受拼车。
每家出租车公司的车辆副驾座位前的面板上，都贴有提示标语告知乘客，如果司机未经乘客同意而拼客，乘客有权拒付车资。
但事实上，没有乘客会真的因为拼客而与司机产生龃龉。在义乌，想打到一辆独自乘坐的出租车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所有司机都会很礼貌地问乘客能否“再捎上一个”，好不容易打到车的乘客是拉不下脸来拒绝司机这个要求的。
于是，在义乌经常看到的场景是，载着乘客的出租车停在路边的打车人身旁，摇下车窗，询问对方去哪，如果顺路，就皆大欢喜;如果方向不同，那么对不起。
被出租车拒绝的打车人也不用难过，因为很快就会有“黑车”在身旁按喇叭。
义乌的黑车甚至有点受欢迎，因为不用忍受拼客的不便，收费也与正规出租车大抵相当。尤其是一些稍偏远的住宅区，打车非常困难，这就养活了许多在小区门外趴活的黑车。
不过，这些与义乌市政府提高出租车行业服务品质的意愿明显相悖，出租车改革势在必行。
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介绍，早在2006年，即有一名当时在任的副市长向浙江省政府提出进行出租车改革。“当时也获得了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切实开展。”
何谓“种种原因”？龚一昌解释说，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对政府增发牌照一事比较敏感，为了行业稳定，义乌市一直没有对出租车规模进行大规模扩容。
2015年1月31日，义乌市有近500辆出租车牌照到期，政府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推进出租车改革。
“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打车难。”龚一昌说，“浙江省交通厅征询下面的意见，问有没有城市愿意做出租车改革试点，义乌就主动报了名。”
5月15日，浙江义乌市，318辆新上线的出租车整装，准备在5月16日凌晨零时同时上路营运。这些新上线的出租车，以各出租车公司的服务质量优劣来分配数量。这同时也是义乌市出租车改革的内容之一。图/CFP
张璐证实了龚一昌的说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义乌出租车改革是从2014年年末2015年年初开始，由义乌市主动提出。
张璐和龚一昌都表示，义乌出租车改革尽管是由义乌市具体操作，但从始至终都得到浙江省交通厅的直接指导，交通运输部也对义乌市出租车改革非常关注。
据媒体报道，2015年3月22日，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率领团队赶赴北京，拜会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运输司司长刘小明，向其汇报义乌市出租车改革情况。3月31日，义乌市成立交通运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4月，交通运输部组织专家学者到义乌调研出租车行业改革情况。5月初，《义乌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出台。5月21日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对于义乌的改革方案给予积极评价。
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义乌市出租车目前亦采用特许经营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把出租车的经营权通过特许方式交给获得授权的几家出租车营运公司。司机向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的车辆押金，就获得了营运资格;日常营运中，司机还要向公司缴纳“份子钱”，在义乌，这笔钱被称为“班费”。 在义乌，目前有6家出租车公司，其中两家为国企，其余四家为民营企业。向公司承包车辆，一般4年一个周期，每周期缴纳6万元的车辆押金，“班费”则是随着租期逐年减少。每辆车分为白天和夜里两个班次，两个班次的班费合计在平均400元左右。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抱怨“班费太多”，“交完班费油费，每个月挣不到几个钱。”他们对于出租车改革的最大希望就是能够降低份子钱。不过在目前发布的改革方案中，政府方面并未对此项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相关费用加以干涉，而只是对政府的相关职能与收费进行调整。
在改革方案中，决定逐步取消原本由政府向出租车公司征收的营运权有偿使用费。按照原有标准，2015年，营运权有偿使用费为每台车一万元，目前这一款项已经降至每车5000元，2015年上半年已收款项中多收取的部分将会退回，2016年这一收费将彻底取消。
这一实际上惠及公司的政策，之前曾被误读为是取消司机份子钱。
无论如何，在外界看来，义乌已经拿出了一个至少“看上去很美”的方案。
在这份以义乌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的改革方案中，将2015年到2018年设定为义乌市出租车改革的过渡期。过渡期内，义乌市将新成立5家出租车公司，将2015年1月31日营运许可到期的498辆出租车分配给这五家公司。
2018年开始，义乌市将会有序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和数量管控，盘活出租车经营方式，建立由市场调节的出租汽车准入与退出机制。出租车价格也将由目前的政府定价，逐步转变为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主定价。出租车行业将由现行的行政许可制向市场配置转变，政府职能将由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此举被视为义乌市的改革将会触及深水区——尝试放开市场准入。
在这个方案中，义乌还将引导经营企业推出人工电话召车、手机软件召车、网络约车等多种电召服务方式;鼓励移动互联网与出租汽车行业融合创新，建立和引进网络约租车平台，并对这些平台进行监督管理。
恒风公司是义乌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这家国企的一位工作人员颇为圆滑地对此次出租车改革方案发表评价：“对于政府的决定，会全力支持，努力配合。”
义乌交通运输管理局要求，出租车公司要将取消的费用体现到司机的份子钱上。义乌杭长运输有限公司、恒风集团都承诺，公司不会截留这块蛋糕，一旦政府取消收费，份子钱也会相应降低。
江西人程明（化名）在义乌开出租车2年，隶属恒风公司。他证实，现在每天的份子钱已经从350元降至320元。
包括程明在内的多位司机，对份子钱有所下降表示欢迎。但是他们开始担心，出租车准入制度调整和放开牌照之后，竞争会加剧，日常收入还是会减少。
司机们已经抱怨，平时的生意被黑车抢去了很多。
在司机们的描述中，义乌市的黑车数量是出租车的两倍。义乌市路管局副局长吴厚盾笑着否定了这个数据。“哪有这么夸张，黑车是有，我们现在已经在严厉打击了。”吴厚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厚盾透露，路管局近期一直忙着推进出租车改革的事情，再加上有几百辆出租车因为营运许可到期而无法上路，造成一段时间内黑车出现抬头，现在政府已经开始严厉打击。
义乌市路管局另一位副局长金晖分管出租车管理、打击黑车以及维稳。他证实近期自己每天都在开会，部署打击黑车的行动。
5月7日，义乌运管局发布《招选筹组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人》 公告，宣布将通过摇号招选5位主发起人，在7月底前设立5家新的出租车公司。
公告中对主发起人的报名条件进行了规定：首先是在义乌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此外，报名者需要向指定账号打入800万元现金，其中押金750万元，保证金50万元。截至5月10日，共有85名报名者。通过资格审查后，最终76人参加了5月13日的公证摇号。
在这次摇号中，有两家公司和三个自然人中标。两家公司分别是恒风运达与长运之江，是义乌目前两家最大的出租车运营公司的子公司。三位自然人，则全部是与出租车行业无关的“闯入者”。
5家新公司目前正在办理营业执照，将于7月份投入运行。届时，义乌的出租车公司总共将达到11家。
楼显明是其中一位中标者。这位之前一直从事纺织业的企业主，决定进入出租车行业，是因为“看好义乌的出租车市场，潜力很大”。
楼显明的出租车公司名为凯顺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这家新公司的100个股份都已经被认领。在楼显明看来，股东们认为民营公司机制灵活，运行成本低。
楼显明说的100个股份，其实就是来自于之前那498辆运营执照已经到期的出租车辆。
义乌的出租车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野蛮生长时期。从最早的在火车站揽客的电动三轮车到后来的出租车，所有权问题纷繁复杂。
营运牌照的所有者，既有公司也有个人。498辆运营执照到期的出租车，均属个人牌照。
早期，官方默许这些车辆的运营资格可以转让，这就催生了一个关于出租车牌照的二级市场。历史上标出的最高价格，是一个出租车牌照被炒至65万元。
许多下岗职工或者失地农民，通过转让的方式获得运营资格，再将车转包出去收取月租金。
2000年，郑学民（化名）花费47万元，购入一张已经经过多次倒手的出租车牌照。原本是开翻斗车的郑学民，觉得出租车的好处是开车的收入“当时就能拿到，不像翻斗车只能年底结算”。郑学民并未自己开出租，而是将车转租出去。司机每天交给郑学民400元“班费”，剩下的赚多赚少都是司机自己的。
因为不需要交租车押金，许多司机愿意租这种个人牌照的车来开。
2006年，这批出租车牌照营运权到期，按照规定，应该由政府收回。当时许多花高价购买出租车牌照的车主，成本还未赚回，自然会激烈抵制政府部门的决定。 来自官方的数字显示，这498个出租车牌照，掌握在大约300个人手中。
当时，郑学民和他的同伴们去金华、杭州，甚至北京上访。出于维稳的考虑，义乌改变了直接收回牌照的做法，改而要求这些自有牌照车主必须挂靠某个出租车公司。
当时约定的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名义上的挂靠关系，车算是公司的，车标与车身喷涂也是公司的，但是公司将该车辆承包给被称为“约定承包人”的原车主自主经营。也就是说，原车主可以自己开车，也可以继续租给他人。车主只需要每月给公司缴纳几百元的管理费，剩下的就只是自负盈亏。
这个约定承包合同期限被设定为8年。2015年1月31日，合同到期，各公司都不再续签合同，出租车牌照将会无偿收回。于是，郑学民觉得自己“当初上当了”。
运营许可到期之后，郑学民们拥有的出租车不再被允许上路营运，义乌市面上一下子少了差不多500辆出租车，黑车抬头自然不难理解。
“有的黑车司机其实就是原来的出租车司机，出租车不让开了，总不能在家闲着吧。”程明说。
合约到期的车主们继续沿用8年前用过的老办法，去义乌交管局、金华市政府甚至交通部上访，要求续签约定承包合同。
但是，义乌市政府这一次将取消旧有约定承包合同设定为底线，义乌市交通运输局2014年11月12日专门成立了出租车行业维稳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做这部分车主的工作。
郑学民甚至认为，此次出租车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吃掉”他们这498辆出租车。
在此过程中，义乌市政府尽管态度坚决，但是尽量保持身段灵活。政府将原本1月31日到期的合同有效期延长到了5月15日。
而在这期间，义乌市政府又提出新的方案。
5月15日，约定承包合同延长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义乌市政府发布《选择筹组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发起人的公告》。公告称，原来6家出租车公司的“约定承包人”，可以“其他发起人”的身份，成为5家新公司的股东。
在这个方案中，每辆车可以折合0.49%的股份，这样一来，新公司的主发起人占股51%，“其他发起人”共占股49%。在10天的认购期内，原“约定承包人”可以任意选择一家新公司认购股份。如果其他发起人合计认购不足49股，剩余股份将由国资的恒风集团认购。
路管局的每个领导都领了任务，上门去做车主的说服工作，副局长吴厚盾总共说服了6个人。说起这份工作，他脸上满是苦笑。
在吴厚盾和同事们的说服后，差不多400辆车完成了签约。不过车主郑学民则将其归因为“那些车主因为有工厂或是有家人在政府部门上班，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安排”。
作为从最初拥有出租车牌照营运权的个人，到失去营运权但享有绝大部分收益的“约定承包人”，再到未来享受分红的出租车公司股东，郑学民并不满意。让他更为不满的是，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正式能给他们做出承诺，何时能够分红。
郑学民的诉求，是政府要么续签8年前的约定承包人合同，要么以市场价回购他们手中的运营牌照。而在义乌周边的金华或是东阳，出租车牌照的价格现在是接近60万。
无论哪一种方案，在路管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看来，都是不合理的要求。
郑学民告诉记者，自己已经错过了最后签订入股协议的期限，他的最终选择就是“不签协议，牌照也不要了”。这也是与他一同选择对抗的许多车主的意愿。不过，发表这样“硬气”的话语时，他们眼睛里闪过明显的不甘。
5月7日，义乌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义乌市出租汽车改革运行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在全国对出租车改革普遍寄予厚望、期待改革方案出台的大背景下，义乌成为第一个发布改革方案的城市。
整个5月，义乌许多出租车司机都遇到过打车去交通运输局的外地乘客，以至于他们会不由自主地问一句：“是记者吧？来采访出租车改革的吧？”
义乌市交通运输局，与其下属二级局——道路运输管理局一开始都对媒体表现出足够的善意，直到出现一天接待20拨媒体采访，让他们的工作停滞的情形。
“我们的日常工作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上面决定就出租车改革这个问题，不再接受采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副主任张璐耸耸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正如张璐所说，义乌整个政府部门，都开始对出租车改革缄口不言。所有与交通相关的机构，在面对媒体来访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先打电话向张璐请示，请示的结果统统是“不接受采访”。
“这个政策刚刚推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想等到做出一定成绩之后再接受采访。”张璐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说，义乌的出租车改革是全国第一家，没有经验可以遵循，未来能取得什么成效，现在谁也不敢下断言。
为什么是义乌？
提起义乌，人们往往习惯性地为其加上“小商品”这个注脚。而当地人也会戏谑地在“义乌”前加上“国际”这个前缀。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被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义乌当地的小商品城每天接待的外来采购商达到数万人，义乌市常住与流动人口在高峰时可以达到230万，出租车数量为1300多辆。“出租车利用率超过72%。”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解释，“正常情况下，利用率超过65%就应该增加运力了。”
而事实是，从2003至2007年的5年间，义乌市新增投放出租车832辆，全市出租车数量达到1330辆。2008年新增32辆。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义乌没能再增加一辆出租车。
尽管比上级城市金华的出租车数量多了近一倍，但是仍旧不能满足人们的打车需要。
在义乌，几乎没有乘客会拒绝司机提出的拼客要求，这几乎已经成为当地的“打车文化”。义乌出租车的顶灯都被设计成能够提示车内有无乘客的模式，顶灯亮着表明车里已经有客人，路边的打车人如果招手就需要接受拼车。
每家出租车公司的车辆副驾座位前的面板上，都贴有提示标语告知乘客，如果司机未经乘客同意而拼客，乘客有权拒付车资。
但事实上，没有乘客会真的因为拼客而与司机产生龃龉。在义乌，想打到一辆独自乘坐的出租车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所有司机都会很礼貌地问乘客能否“再捎上一个”，好不容易打到车的乘客是拉不下脸来拒绝司机这个要求的。
于是，在义乌经常看到的场景是，载着乘客的出租车停在路边的打车人身旁，摇下车窗，询问对方去哪，如果顺路，就皆大欢喜;如果方向不同，那么对不起。
被出租车拒绝的打车人也不用难过，因为很快就会有“黑车”在身旁按喇叭。
义乌的黑车甚至有点受欢迎，因为不用忍受拼客的不便，收费也与正规出租车大抵相当。尤其是一些稍偏远的住宅区，打车非常困难，这就养活了许多在小区门外趴活的黑车。
不过，这些与义乌市政府提高出租车行业服务品质的意愿明显相悖，出租车改革势在必行。
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介绍，早在2006年，即有一名当时在任的副市长向浙江省政府提出进行出租车改革。“当时也获得了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切实开展。”
何谓“种种原因”？龚一昌解释说，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对政府增发牌照一事比较敏感，为了行业稳定，义乌市一直没有对出租车规模进行大规模扩容。
2015年1月31日，义乌市有近500辆出租车牌照到期，政府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推进出租车改革。
“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打车难。”龚一昌说，“浙江省交通厅征询下面的意见，问有没有城市愿意做出租车改革试点，义乌就主动报了名。”
张璐证实了龚一昌的说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义乌出租车改革是从2014年年末2015年年初开始，由义乌市主动提出。
张璐和龚一昌都表示，义乌出租车改革尽管是由义乌市具体操作，但从始至终都得到浙江省交通厅的直接指导，交通运输部也对义乌市出租车改革非常关注。
据媒体报道，2015年3月22日，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率领团队赶赴北京，拜会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运输司司长刘小明，向其汇报义乌市出租车改革情况。3月31日，义乌市成立交通运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4月，交通运输部组织专家学者到义乌调研出租车行业改革情况。5月初，《义乌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出台。5月21日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对于义乌的改革方案给予积极评价。
义乌要怎么改？
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义乌市出租车目前亦采用特许经营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把出租车的经营权通过特许方式交给获得授权的几家出租车营运公司。司机向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的车辆押金，就获得了营运资格;日常营运中，司机还要向公司缴纳“份子钱”，在义乌，这笔钱被称为“班费”。 在义乌，目前有6家出租车公司，其中两家为国企，其余四家为民营企业。向公司承包车辆，一般4年一个周期，每周期缴纳6万元的车辆押金，“班费”则是随着租期逐年减少。每辆车分为白天和夜里两个班次，两个班次的班费合计在平均400元左右。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抱怨“班费太多”，“交完班费油费，每个月挣不到几个钱。”他们对于出租车改革的最大希望就是能够降低份子钱。不过在目前发布的改革方案中，政府方面并未对此项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相关费用加以干涉，而只是对政府的相关职能与收费进行调整。
在改革方案中，决定逐步取消原本由政府向出租车公司征收的营运权有偿使用费。按照原有标准，2015年，营运权有偿使用费为每台车一万元，目前这一款项已经降至每车5000元，2015年上半年已收款项中多收取的部分将会退回，2016年这一收费将彻底取消。
这一实际上惠及公司的政策，之前曾被误读为是取消司机份子钱。
无论如何，在外界看来，义乌已经拿出了一个至少“看上去很美”的方案。
在这份以义乌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的改革方案中，将2015年到2018年设定为义乌市出租车改革的过渡期。过渡期内，义乌市将新成立5家出租车公司，将2015年1月31日营运许可到期的498辆出租车分配给这五家公司。
2018年开始，义乌市将会有序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和数量管控，盘活出租车经营方式，建立由市场调节的出租汽车准入与退出机制。出租车价格也将由目前的政府定价，逐步转变为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主定价。出租车行业将由现行的行政许可制向市场配置转变，政府职能将由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此举被视为义乌市的改革将会触及深水区——尝试放开市场准入。
在这个方案中，义乌还将引导经营企业推出人工电话召车、手机软件召车、网络约车等多种电召服务方式;鼓励移动互联网与出租汽车行业融合创新，建立和引进网络约租车平台，并对这些平台进行监督管理。
恒风公司是义乌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这家国企的一位工作人员颇为圆滑地对此次出租车改革方案发表评价：“对于政府的决定，会全力支持，努力配合。”
义乌交通运输管理局要求，出租车公司要将取消的费用体现到司机的份子钱上。义乌杭长运输有限公司、恒风集团都承诺，公司不会截留这块蛋糕，一旦政府取消收费，份子钱也会相应降低。
江西人程明（化名）在义乌开出租车2年，隶属恒风公司。他证实，现在每天的份子钱已经从350元降至320元。
包括程明在内的多位司机，对份子钱有所下降表示欢迎。但是他们开始担心，出租车准入制度调整和放开牌照之后，竞争会加剧，日常收入还是会减少。
司机们已经抱怨，平时的生意被黑车抢去了很多。
在司机们的描述中，义乌市的黑车数量是出租车的两倍。义乌市路管局副局长吴厚盾笑着否定了这个数据。“哪有这么夸张，黑车是有，我们现在已经在严厉打击了。”吴厚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厚盾透露，路管局近期一直忙着推进出租车改革的事情，再加上有几百辆出租车因为营运许可到期而无法上路，造成一段时间内黑车出现抬头，现在政府已经开始严厉打击。
义乌市路管局另一位副局长金晖分管出租车管理、打击黑车以及维稳。他证实近期自己每天都在开会，部署打击黑车的行动。
闯入者与反对者
5月7日，义乌运管局发布《招选筹组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人》 公告，宣布将通过摇号招选5位主发起人，在7月底前设立5家新的出租车公司。
公告中对主发起人的报名条件进行了规定：首先是在义乌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此外，报名者需要向指定账号打入800万元现金，其中押金750万元，保证金50万元。截至5月10日，共有85名报名者。通过资格审查后，最终76人参加了5月13日的公证摇号。
在这次摇号中，有两家公司和三个自然人中标。两家公司分别是恒风运达与长运之江，是义乌目前两家最大的出租车运营公司的子公司。三位自然人，则全部是与出租车行业无关的“闯入者”。
5家新公司目前正在办理营业执照，将于7月份投入运行。届时，义乌的出租车公司总共将达到11家。
楼显明是其中一位中标者。这位之前一直从事纺织业的企业主，决定进入出租车行业，是因为“看好义乌的出租车市场，潜力很大”。
楼显明的出租车公司名为凯顺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这家新公司的100个股份都已经被认领。在楼显明看来，股东们认为民营公司机制灵活，运行成本低。
楼显明说的100个股份，其实就是来自于之前那498辆运营执照已经到期的出租车辆。
义乌的出租车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野蛮生长时期。从最早的在火车站揽客的电动三轮车到后来的出租车，所有权问题纷繁复杂。
营运牌照的所有者，既有公司也有个人。498辆运营执照到期的出租车，均属个人牌照。
早期，官方默许这些车辆的运营资格可以转让，这就催生了一个关于出租车牌照的二级市场。历史上标出的最高价格，是一个出租车牌照被炒至65万元。
许多下岗职工或者失地农民，通过转让的方式获得运营资格，再将车转包出去收取月租金。
2000年，郑学民（化名）花费47万元，购入一张已经经过多次倒手的出租车牌照。原本是开翻斗车的郑学民，觉得出租车的好处是开车的收入“当时就能拿到，不像翻斗车只能年底结算”。郑学民并未自己开出租，而是将车转租出去。司机每天交给郑学民400元“班费”，剩下的赚多赚少都是司机自己的。
因为不需要交租车押金，许多司机愿意租这种个人牌照的车来开。
2006年，这批出租车牌照营运权到期，按照规定，应该由政府收回。当时许多花高价购买出租车牌照的车主，成本还未赚回，自然会激烈抵制政府部门的决定。 来自官方的数字显示，这498个出租车牌照，掌握在大约300个人手中。
当时，郑学民和他的同伴们去金华、杭州，甚至北京上访。出于维稳的考虑，义乌改变了直接收回牌照的做法，改而要求这些自有牌照车主必须挂靠某个出租车公司。
当时约定的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名义上的挂靠关系，车算是公司的，车标与车身喷涂也是公司的，但是公司将该车辆承包给被称为“约定承包人”的原车主自主经营。也就是说，原车主可以自己开车，也可以继续租给他人。车主只需要每月给公司缴纳几百元的管理费，剩下的就只是自负盈亏。
这个约定承包合同期限被设定为8年。2015年1月31日，合同到期，各公司都不再续签合同，出租车牌照将会无偿收回。于是，郑学民觉得自己“当初上当了”。
运营许可到期之后，郑学民们拥有的出租车不再被允许上路营运，义乌市面上一下子少了差不多500辆出租车，黑车抬头自然不难理解。
“有的黑车司机其实就是原来的出租车司机，出租车不让开了，总不能在家闲着吧。”程明说。
合约到期的车主们继续沿用8年前用过的老办法，去义乌交管局、金华市政府甚至交通部上访，要求续签约定承包合同。
但是，义乌市政府这一次将取消旧有约定承包合同设定为底线，义乌市交通运输局2014年11月12日专门成立了出租车行业维稳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做这部分车主的工作。
郑学民甚至认为，此次出租车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吃掉”他们这498辆出租车。
在此过程中，义乌市政府尽管态度坚决，但是尽量保持身段灵活。政府将原本1月31日到期的合同有效期延长到了5月15日。
而在这期间，义乌市政府又提出新的方案。
5月15日，约定承包合同延长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义乌市政府发布《选择筹组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发起人的公告》。公告称，原来6家出租车公司的“约定承包人”，可以“其他发起人”的身份，成为5家新公司的股东。
在这个方案中，每辆车可以折合0.49%的股份，这样一来，新公司的主发起人占股51%，“其他发起人”共占股49%。在10天的认购期内，原“约定承包人”可以任意选择一家新公司认购股份。如果其他发起人合计认购不足49股，剩余股份将由国资的恒风集团认购。
路管局的每个领导都领了任务，上门去做车主的说服工作，副局长吴厚盾总共说服了6个人。说起这份工作，他脸上满是苦笑。
在吴厚盾和同事们的说服后，差不多400辆车完成了签约。不过车主郑学民则将其归因为“那些车主因为有工厂或是有家人在政府部门上班，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安排”。
作为从最初拥有出租车牌照营运权的个人，到失去营运权但享有绝大部分收益的“约定承包人”，再到未来享受分红的出租车公司股东，郑学民并不满意。让他更为不满的是，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正式能给他们做出承诺，何时能够分红。
郑学民的诉求，是政府要么续签8年前的约定承包人合同，要么以市场价回购他们手中的运营牌照。而在义乌周边的金华或是东阳，出租车牌照的价格现在是接近60万。
无论哪一种方案，在路管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看来，都是不合理的要求。
郑学民告诉记者，自己已经错过了最后签订入股协议的期限，他的最终选择就是“不签协议，牌照也不要了”。这也是与他一同选择对抗的许多车主的意愿。不过，发表这样“硬气”的话语时，他们眼睛里闪过明显的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