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首先他是“人”的一个，其次他已经湮灭于历史的虚空之路。二月河和薛家柱合著的新作《胡雪岩》就是修复保存这个“人”的历史。关于胡雪岩，读者耳熟能详的大概是台湾高阳先生的“胡雪岩系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就是这么个“人”，大起大落，浓缩了人生的悲剧和喜剧，无意中包含着淡淡的哀愁与讥讽，深于一切的言语、啼笑……现在，两位“胡雪岩”在暌隔N年之后终于有缘碰面，彼此居然不是交锋决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坐而论道，形成“人”的历史的互补。这宛若东、西方两条河流，本来老死不相往来，孰料殊途同归，轰然交汇。
　　 在内容上，两本书中的胡雪岩其实可以并为一个：作为商人，他能明白大势，致力于人情投资，努力经营好最大的客户——国家。能认准机会，敢赌敢拼。精通中国人情世故，处事得当，把中国人“眉梢眼角、言来语往”的工夫琢磨得透彻。作为普通人，他有民族爱国心，同时也有骄奢淫逸、贪婪好色的一面。这种主体肯定的态度是科学的，比较符合历史真实。
　　 但是面对晚清历史上曾叱咤一时的胡雪岩，枯燥乏味的正说或恶俗的影视调侃式戏说，无论对历史还是对读者都是一种不公和伤害。在这一点上，二月河们和高阳似乎取得了共识。他们追求“以小说造史、以史造小说”，巧妙地在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美中间求取一种平衡，将史学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最大化地统一，使虚构的内容和情节始终遵从真实的历史背景，从而构成独特的“信史”风格的历史小说。
　　 具体来说，二月河的《胡雪岩》，卷帙间集传奇色彩、情节冲突与文笔渲染于一炉，奇诡紧张，精彩纷呈，自始至终，弦在弓上，一触即发，如急管繁弦铜琵琶，作品极具可读性，兼济了通俗传记文学之妙。高阳却是小桥流水看烟波，他有意无意地“挟泥沙”、“生枝蔓”、“跑野马”，不时留恋于对商战背景的深度发掘，把大开大阖的历史政治风云寓于日常生活本身，无惊无奇无险，从容不迫，徐徐道来，给人一种大敌当前，胸中自陈雄兵百万的艺术感觉。
　　 当然，高阳这种忠实于历史文本的写法，有得也有失。一方面，闲适冲淡、飘逸典雅赋予作品以书卷气、文人气，很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使它易于在知识分子中获取共鸣。另一方面，冲淡冲突、削弱传奇色彩，多少降低了作品的可读性；汇集大量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由此旁涉开来，清末的典章制度、明清事故、饮食服饰、礼仪风俗、建筑样式等，难免破坏作品的连续性和生动性，使小说叙事显得拖沓甚至枯燥。而二月河，虽不妨看作是对胡雪岩的第二种写法，故意不走平川，独上高峰探险，但是恰恰因为与通俗化的传记文学太靠拢，读者兴冲冲拿起书，掩卷之余，对胡雪岩的印象却是高阳的印象。
　　 这种得与失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小说家的高阳和热衷扮演史家的高阳并未获得水乳交融，也反映了二月河和薛家柱在通俗与雅致之间的摇摆不定，左右为难。或许在写作上，根本就无法达到一致，只能有所取舍，有所牺牲，鱼者，熊掌者，难以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