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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诺奖结果公布前，外界两次盛传：“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获得了诺奖！”消息旋即被证明是假的。很快，瑞典学院宣布了2016诺奖得主——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
这不是86岁的阿多尼斯第一次因诺奖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说过，有一年，外界就以为当年的诺奖得主一定是他，很多人打来电话祝贺，然后结果公布：不是他。
阿多尼斯也曾多次表態：“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与我无关。获奖不会增加获奖者作品的价值，不获奖也不会减少未获奖者作品的价值。”
采访阿多尼斯是愉快的。大部分时候，阿多尼斯在笑，他愿意聊一切话题：诗歌、移民生活、战争的痛苦、对中国的记忆……当然，除了诺贝尔文学奖。
“你们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吗？”他反问。
诗歌必须用母语来创作
记者：你坚持使用阿拉伯语来创作，认为母语能确切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那么译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尤其对于诗歌来说。
阿多尼斯：对我来说，诗歌创作意味着必须要用母语来创作。母语是我们的母亲。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父亲，但母亲只有一个。
我的作品有不少译本，中译本也很多，但是我没办法去评判它们。有些既懂阿拉伯语又懂中文的朋友跟我说，我有些作品的中译版本有十五六种之多。他们也为我读过一些中译本的诗歌，做了一些对比，但是每个人对诗歌都有自己的理解。我想，如果中国读者能读到很优美的译本，那也不是坏事。
当然，如果能懂一些阿拉伯语，再来读原作，就更完美了。
记者：每个外国人在巴黎都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时间长短不一。在你最初的移民生活里，诗歌曾经带给了你什么？
阿多尼斯：我到巴黎之后，会用诗歌写很多巴黎的生活——当然，还是用阿拉伯语。这些诗歌后来也被翻译成法语。在我的诗歌里，你能够找到我生活的变化。
巴黎完美地融合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你能读到法语版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你不需要其他语言。或许，巴黎不是一座十分热情地接待外来者的城市，但这里是文化的中心，也是精神创造的中心。这座城市给了我许多，向我打开了通向全世界的大门。在这里，我感觉我身处世界的中心。这些感受，我都用诗歌记录了下来。
记者：久居巴黎，在这个法兰西传统文化异常强大的城市里，用阿拉伯语写作是否存在创作上的困境？
阿多尼斯：法语是我的日常生活用语，我用它来和朋友交流，有时也会用法语写一些短文。但诗歌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而我的感性认知，只有用阿拉伯语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我—直用阿拉伯语写作，哪怕是在移居巴黎之后。
我不觉得在巴黎用阿拉伯语创作有什么困难。我在这里写作，和在贝鲁特写作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注：阿多尼斯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生活）。我们在贝鲁特也讲法语，但多数时候还是讲英语，英语殖民了全世界。
为溺死的叙利亚小难民写过诗
记者：叙利亚内战伤害着叙利亚人，巴黎恐怖袭击伤害了法国人，作为一位生活在巴黎的叙利亚裔诗人，在你看来，这两种苦难有区别吗？是否可以用诗歌来对抗、减轻这种苦难？
阿多尼斯：说到这场战争，人们最初是想改变现状，将宗教和国家政治分开，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国家世俗化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意味着创造力，意味着其他许多东西，而宗教和爱情一样，是个人的事情。很不幸的是，阿拉伯的变革变成了国际争端，恐怖主义组织又纷至沓来，国家一个个被摧毁，博物馆和文化遗迹也被摧毁了。
我反对独裁，但也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蔓延到欧洲，简直是一场悲剧，这种状况比中世纪还糟糕。关于战争主题的作品，我写了很多，其中包括支持阿拉伯妇女争取自由的作品，也包括反对欧洲和美国施加在伊斯兰世界的暴力的作品。
记者：你曾为那个溺死在地中海的叙利亚小男孩阿兰·库尔蒂难过。你曾经把他写进诗歌吗？
阿多尼斯：是的，我为他写过作品。恐怖主义和暴力为人们留下了深远的伤痛，而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印记。
记者：你怎么看待诗人与政治之间的距离？
阿多尼斯：政治是有高下等级之分的。在古希腊，“政治”意味着建立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基础，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政治，连爱情都是政治。
至于我自己，只对与自由、人类有关的政治感兴趣。
记者：你也说过诗人的国度是自由，那么你如何理解“自由”一词？在巴黎，你有敌人吗？
阿多尼斯：自由就好像空气，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呼吸。诗人的语言里流露出的就是自由。自由当然是有限制的，哪怕是在巴黎，不过这里仍然是一处能让我生活得很好的地方。在这里，我没有敌人，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哪怕我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我爱所有的人。
我的敌人是“思想”，我的战争是“思想”的战争，我会反对一些观念和想法，但是我不与人作对。
“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
记者：说到要用新眼光看世界的问题，你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不，并没有什么路，你应该每天开辟自己的路。”这让人想到鲁迅的“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曾说自己是像鲁迅那样的批判者，那么，鲁迅的杂文写作对你的评论有什么影响吗？
阿多尼斯：我读过一些鲁迅的文章。也有人说，我和鲁迅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可能在有些观点上，我跟他很像。我在等待更多鲁迅作品的阿拉伯语或法语译本出现，以便更好地了解他。
记者：作为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阿拉伯诗人，你多次去中国，和中国诗歌界有许多互动。哪些当代中国诗人和作家给你比较深的印象？
阿多尼斯：中国这片土地很神奇。我很热爱中国，也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诗歌。2017年，我还将去中国参加一个诗歌活动。
说到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北岛、杨炼和很多其他诗人的作品都很不错。我也读过莫言。但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
记者：你最近还在创作吗？
阿多尼斯：我在写新的文章，也有新的诗歌作品诞生。写作就是我的生活，写作就是我的呼吸。
这不是86岁的阿多尼斯第一次因诺奖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说过，有一年，外界就以为当年的诺奖得主一定是他，很多人打来电话祝贺，然后结果公布：不是他。
阿多尼斯也曾多次表態：“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与我无关。获奖不会增加获奖者作品的价值，不获奖也不会减少未获奖者作品的价值。”
采访阿多尼斯是愉快的。大部分时候，阿多尼斯在笑，他愿意聊一切话题：诗歌、移民生活、战争的痛苦、对中国的记忆……当然，除了诺贝尔文学奖。
“你们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吗？”他反问。
诗歌必须用母语来创作
记者：你坚持使用阿拉伯语来创作，认为母语能确切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那么译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尤其对于诗歌来说。
阿多尼斯：对我来说，诗歌创作意味着必须要用母语来创作。母语是我们的母亲。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父亲，但母亲只有一个。
我的作品有不少译本，中译本也很多，但是我没办法去评判它们。有些既懂阿拉伯语又懂中文的朋友跟我说，我有些作品的中译版本有十五六种之多。他们也为我读过一些中译本的诗歌，做了一些对比，但是每个人对诗歌都有自己的理解。我想，如果中国读者能读到很优美的译本，那也不是坏事。
当然，如果能懂一些阿拉伯语，再来读原作，就更完美了。
记者：每个外国人在巴黎都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时间长短不一。在你最初的移民生活里，诗歌曾经带给了你什么？
阿多尼斯：我到巴黎之后，会用诗歌写很多巴黎的生活——当然，还是用阿拉伯语。这些诗歌后来也被翻译成法语。在我的诗歌里，你能够找到我生活的变化。
巴黎完美地融合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你能读到法语版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你不需要其他语言。或许，巴黎不是一座十分热情地接待外来者的城市，但这里是文化的中心，也是精神创造的中心。这座城市给了我许多，向我打开了通向全世界的大门。在这里，我感觉我身处世界的中心。这些感受，我都用诗歌记录了下来。
记者：久居巴黎，在这个法兰西传统文化异常强大的城市里，用阿拉伯语写作是否存在创作上的困境？
阿多尼斯：法语是我的日常生活用语，我用它来和朋友交流，有时也会用法语写一些短文。但诗歌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而我的感性认知，只有用阿拉伯语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我—直用阿拉伯语写作，哪怕是在移居巴黎之后。
我不觉得在巴黎用阿拉伯语创作有什么困难。我在这里写作，和在贝鲁特写作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注：阿多尼斯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生活）。我们在贝鲁特也讲法语，但多数时候还是讲英语，英语殖民了全世界。
为溺死的叙利亚小难民写过诗
记者：叙利亚内战伤害着叙利亚人，巴黎恐怖袭击伤害了法国人，作为一位生活在巴黎的叙利亚裔诗人，在你看来，这两种苦难有区别吗？是否可以用诗歌来对抗、减轻这种苦难？
阿多尼斯：说到这场战争，人们最初是想改变现状，将宗教和国家政治分开，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国家世俗化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意味着创造力，意味着其他许多东西，而宗教和爱情一样，是个人的事情。很不幸的是，阿拉伯的变革变成了国际争端，恐怖主义组织又纷至沓来，国家一个个被摧毁，博物馆和文化遗迹也被摧毁了。
我反对独裁，但也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蔓延到欧洲，简直是一场悲剧，这种状况比中世纪还糟糕。关于战争主题的作品，我写了很多，其中包括支持阿拉伯妇女争取自由的作品，也包括反对欧洲和美国施加在伊斯兰世界的暴力的作品。
记者：你曾为那个溺死在地中海的叙利亚小男孩阿兰·库尔蒂难过。你曾经把他写进诗歌吗？
阿多尼斯：是的，我为他写过作品。恐怖主义和暴力为人们留下了深远的伤痛，而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印记。
记者：你怎么看待诗人与政治之间的距离？
阿多尼斯：政治是有高下等级之分的。在古希腊，“政治”意味着建立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基础，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政治，连爱情都是政治。
至于我自己，只对与自由、人类有关的政治感兴趣。
记者：你也说过诗人的国度是自由，那么你如何理解“自由”一词？在巴黎，你有敌人吗？
阿多尼斯：自由就好像空气，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呼吸。诗人的语言里流露出的就是自由。自由当然是有限制的，哪怕是在巴黎，不过这里仍然是一处能让我生活得很好的地方。在这里，我没有敌人，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哪怕我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我爱所有的人。
我的敌人是“思想”，我的战争是“思想”的战争，我会反对一些观念和想法，但是我不与人作对。
“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
记者：说到要用新眼光看世界的问题，你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不，并没有什么路，你应该每天开辟自己的路。”这让人想到鲁迅的“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曾说自己是像鲁迅那样的批判者，那么，鲁迅的杂文写作对你的评论有什么影响吗？
阿多尼斯：我读过一些鲁迅的文章。也有人说，我和鲁迅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可能在有些观点上，我跟他很像。我在等待更多鲁迅作品的阿拉伯语或法语译本出现，以便更好地了解他。
记者：作为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阿拉伯诗人，你多次去中国，和中国诗歌界有许多互动。哪些当代中国诗人和作家给你比较深的印象？
阿多尼斯：中国这片土地很神奇。我很热爱中国，也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诗歌。2017年，我还将去中国参加一个诗歌活动。
说到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北岛、杨炼和很多其他诗人的作品都很不错。我也读过莫言。但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
记者：你最近还在创作吗？
阿多尼斯：我在写新的文章，也有新的诗歌作品诞生。写作就是我的生活，写作就是我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