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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红旗下，怀揣艺术梦
我是1949年生人，本名叫张明瑛，祖爷爷是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五六岁时，因母亲改嫁，我就随了继父的姓，改叫朱明瑛。
我打小就喜欢模仿别人表演。5岁时，我随母亲从北京回继父山东老家时，看到集市上有个土台子，于是便学新凤霞的样子，提个篮子、拿根线绳就跑了上去，自告奋勇地演唱起评剧《刘巧儿》的片段。赶集的人们一见，纷纷停下脚步来看，有的还喝起彩来。
说起来，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无伴奏地大胆演唱，应该算是我歌唱生涯的“处女秀”。可面对台下人山人海的观众，小小的我却没有一丝胆怯。母亲看后非常吃惊，不知我是从哪儿学来的这段唱。其实，我之前在北京大栅栏对面胡同里的大众剧场看过一次新凤霞演的《刘巧儿》，就这么着学会的。
我小学上的是汇文小学，孙敬修是我的班主任和美术老师，也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自那时起，我接受了大量的艺术熏陶，也萌生出当艺术家的梦想。记忆中，那是一个纯真年代，我自小接受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崇拜的英雄是保尔·柯察金、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欧阳海……那个时代的人们坚信：相对于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更重要。所以，想当艺术家的我，却从未想过要去做名人、挣大钱，只是一心要在艺术上有所建树。
追梦艺术之路充满坎坷。小学四年级时，母亲带着我去考中央歌剧舞剧院，结果出师不利，没有考上;五年级又去考中央歌舞团，考官说：“这孩子长得倒是挺乖的，但条件不算好，太硬。”“太硬！”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也激起了我打小就有的倔劲儿。我暗暗下决心——练！我把偷偷从团里练功房看到的训练动作牢记心中，每天早早起床，踢腿、压腿、做柔软操……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练着那些动作。转眼又过了一年，小学毕业时，我第三次去赶考，这次报考的是中国舞蹈学校，在几千名考生中，我脱颖而出，赢得了主考老师们的认可，也终于叩开了艺术之路上的第一扇门。
成为中国舞蹈学校东方班（东方歌舞团的前身）的学员后，我系统地学习了芭蕾舞、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以及亚、非、拉舞蹈。在舞蹈学校的几年里，我不敢懈怠，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我每天用沙袋绑在小腿上做踢腿動作，就连去上厕所的这一路也不放过，总是从练功房一步一步踢着腿过去。晚上入睡前，我将一条腿绑在床的下扶手上，另一条腿搬到头顶的床梁上，大劈叉地睡觉。早上醒来时，我迷迷糊糊地摸到头顶上自己的大腿，竟不知是何物，自个儿倒把自个儿吓了一大跳。
随着追逐梦想的脚步越走越快，那个曾经像彩虹似的梦也仿佛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真实可触。尽管我先天条件不占优势，但“笨鸟先飞”，最终成了学校里的尖子生。1966年毕业时，我与其他6名女学生、5名男学生一起被东方歌舞团选中，如愿以偿成了一名舞蹈演员。
把自己当成玉挖
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总理一手栽培下成长起来的，我对获得入团的机会十分珍惜。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团里所有人都被下放到农村，跟农民一起下田劳动。
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黄金年代最多也就十年，而如此宝贵的韶华青春却在“文革”中悄悄逝去了。那时，许多与我有着类似境遇的人都为此懊悔、苦恼不已，有的甚至破罐子破摔，放弃了曾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正当我也深处迷惘之中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点醒了我。
一次，我偶然听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刚进学校没几天，“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停课，老师和学术专家都被说成“臭老九”“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靠边站了。此情此景，那个学生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认定一点：医学、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无论什么年代都离不开医生。一心想学本领的他，或暗地里把那些被打倒的老师、专家请到自己家来讲课，或登门求教，一心一意学医，把各个学科都学了。学成之后，他就以赤脚医生的名义，下工厂、去田间，给人看病，练就一身本领，各大医院也都抢着要这位“全科”人才。
我听到这个故事，就像黑夜中迷航的船只看到灯塔一样，找到了自己继续前进的方向。我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干什么，只要能意识到它的真正意义，就都能干出彩儿来。
从此，我有了奔头，也悄悄地行动起来，“玩命”地让自己长本事。在农村劳动时，我就在田间地头给农民唱歌，唱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没想到，我略带沙哑的嗓音特别受欢迎，唱歌的潜质也在那时被发现。
“文革”结束时，我27岁，已为人妻为人母了。面对逝去的青春，我却依然想着怎样“把一生献给艺术”。这时，我想到农民给我的掌声，决心改行学唱歌。可是，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拜师学艺时却被当头泼了一瓢凉水，“你要是二十年学出来，我就到联合国作报告去”。老师认为我的嗓音又松又哑，且没受过任何音乐训练，岁数也不小了，唱歌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我的倔劲儿又上来了。这不，我花了一年时间学唱歌，走访国内各地的老艺人，跟徐玉兰学越剧、跟骆玉笙学大鼓、跟红线女学粤剧、跟东北艺人学二人转……总之，走哪儿学哪儿，要把那些最原汁原味、最民间的传统艺术“宝贝”统统学下来。并且，除了实现歌唱之梦外，我还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把这些艺术文化遗产抢救出来。
那一年，我一头扎进歌唱艺术的海洋中，别人看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因为我发现自己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仿佛一下挖出了宝贝。我对自己说：“一个人要靠自己去发现自己。期待别人来主动挖掘你是不现实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玉来挖！”
就这样，我不断挖掘着自己的潜能，不仅挖出了歌唱才能，还挖出了外语天赋。我先跟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朱鑫茂老师学英语，又跟国际广播电台的老师学斯瓦西里语（非洲当地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然后整天泡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一看见非洲留学生就跑过去跟他们聊。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先后学习了世界上31种语言，并能用这些语言唱歌。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私底下“偷学”来的。
潜学两载，一鸣惊人
1979年，在东方歌舞团的一次春节晚会节目审查中，我毛遂自荐了自己准备的歌曲。当时，团里的主力都出国演出去了，剩下的团员中没有声乐演员。为了让这台晚会至少能有个演唱节目，也为了检验自己的歌唱水平，我鼓足勇气站了出来。
当组织者说“请朱明瑛唱一首非洲歌”时，大家都愣了，“什么？朱明瑛唱歌？”当时谁也不知道我能有这本事。当我把苦练的成果——扎伊尔歌曲《愿大家都成功》展示给大家后，这首充满异国情调的歌曲让在场的人惊愕之余感到意犹未尽，大呼不过瘾。于是，我又接着演唱了《我心中的痛苦》和《伊呀呀欧雷欧》。演唱过程中，台下的声乐老师甚至显得比我还兴奋。刚一唱完，全场就爆发出热烈掌声，欢腾一片。
那天，国际广播电台提前知道我要“露一手”，也带着录音机来了，准备对外广播。这3首非洲歌曲使我成为中国人唱非洲歌的第一人，并成为我进入中国乐坛的起点，也为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打开了新局面。
春晚一曲《回娘家》，唱出一个“朱明瑛年”
一曲成名后，虽然我成为了东方歌舞团的主要演员，但真正使我一夜间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大明星”的，还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唱的那3首经典歌曲——《回娘家》《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乡》。
当时，央视春晚的确可以说是中国的造星梦工厂。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春晚时，国内观众认识了香港歌手张明敏、汪明荃，也感受到了什么是流行歌曲和流行时尚，春晚一度成为“流行风”的风向标。
当时，我看到香港演员出场时穿得真漂亮，再看看自己的演出服，感觉真是穿不出去。1984年上春晚前，正当我为穿什么发愁时，发现香港演员夏梦送给我们团的三件衣服特好看，于是就去找团长王昆，好说歹说、软磨硬泡地给借了出来。演出当天，我在后台无意间看到画报上有个外国女孩的短发发型很“酷”，就临时请发型师给我剪了一个。
就这样，穿着借来的时尚服装，剪去一头长长的秀发，我唱着河北民歌《回娘家》站到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可爱小媳妇”形象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就这样，我的嗓音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也得到了专业人员的认可。个人专辑发行量超过500万盒，并获得中国首届“金唱片奖”;作曲家王铭和王立平还根据我的音域音色，为我“量音定做”了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插曲《角落之歌》，以及电影插曲《大海啊！故乡》《祁连山的回声》等，也都获得很大的成功，不仅被竞相传唱，而且几乎每周都被评为最受听众喜爱的“每周一歌”。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曾诙谐地说：“我们电影其实没什么，名气倒是被电影歌曲唱火了。”
据说在中国音乐界有一个说法，1985年被称为“朱明瑛”年。其实，我觉得这反映了伴随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追求更加迫切，也呼唤更加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开放清新的文化土壤，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对于任何歌曲，无论土的、洋的、新的、旧的，我都不怵，都愿意去尝试。
赴美深造，“歌坛明星”变身“白领丽人”
1985年，正當歌唱之路一帆风顺时，我做出了又一个人生重大决定——作为文化部公派自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音乐和艺术教育，我的目的是填补中国在该领域中的空白。
刚到美国，我“两眼一抹黑”，无亲无故，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很快，我找到了生存的要点：忘记自己是个明星。于是我一边拼命学习，一边融入美国社会，同时放下架子去打工。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要早日学出个样来回到祖国去！
我一边上语言学校补习英语，一边坚持去上课，每天听流行音乐概论课、爵士和摇滚音乐史课、黑人音乐课程、非洲音乐课程以及关于美国特有的娱乐工业知识。对于从没有学过理论的我来说，开始听这些几乎就像是听天书，但我还是咬着牙一点点学，第一学期就“啃”下了10门课程，最终获得了表演艺术硕士学位和现代声乐表演文凭。当时，全校每年只有3个全额奖学金名额，而我以“拼命三郎”的劲头成为全校3000名学生（其中800名留学生）中唯一一个连续获得8个学期全奖的学生。
尝到甜头的我更加“玩命”学习，甚至利用寒暑假“攒”学分，结果只用4年就读完了6年的课程。每当在学校获得了什么成绩，我都赶紧把这些凭证寄回国，贴到团里的布告栏上，作为向祖国的汇报。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到无比自豪，觉得自己没给中国人丢脸。
1989年，学成后的我心情迫切地返回祖国，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然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西方声乐知识和技能感兴趣。随后，我牵头举办的“艺术家之梦个人巡回演出”，使我真切感受到了当时中外艺术文化之间存在的鸿沟。我带着一支美国乐队在国内巡演，他们伴奏，我用英语演唱流行歌曲、唱爵士、跳踢踏舞……可老百姓最喜欢的还是《回娘家》《大海啊！故乡》，这一点从他们的掌声中就能听出来。我感到很沮丧，但不肯轻易放弃。
不久，我第二次远赴美国。这次不是去学艺术，而是去学习经营管理之道。之所以以此作为我的新目标，是因为第一次在美国留学时，我已经了解到“文化产业”的概念，也深知早晚有一天中国会走上这条路。
再次来到美国后，我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转型。一次聚会上，我通过朋友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理事苏宾先生，他是当年尼克松访华时的随团成员，也是美国工商界的知名人物。苏宾夫妇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生意，既是“中国通”，也对中国很友好。对我而言，苏宾夫妇不仅如同异国父母，还是引领我走进“实业金字塔”的贵人。随后，我加盟跨国企业——格尔德曼金融集团，负责远东事务。
几年的职场经历让我变得严谨、科学，学会并掌握了经营和管理的思路和方法，知道外国人怎么想问题，通过什么才能成功办成一件事，以及他们怎么找项目，怎么谈判，怎么签订合约，怎么运作公司等全过程。这些都为我下一步回国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国创业，只想为推进中国文化产业做点实事
在美国，我还是憋着一股劲，一心想为祖国做点事，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文化产业。
1995年我回国后，凭借在美国积累下来的经验开始在国内创业，目标就是文化产业。开始，我同好莱坞合作做影视，接着做唱片，搞演出，搞训练中心……摸爬滚打一番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其实最缺的还是人才，而首要之事是要把国外先进的知识结构引进过来。
于是，我決定办学校，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梦想。1985年，刚到美国时，我为了观摩百老汇歌舞，到剧院整整排了一天的队买票。买到票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演出是12月份的，要知道那时才值盛夏。当时我简直惊呆了，没想到他们对艺术竟如此热爱，甚至得提前半年买票。我还听说，一出经典音乐剧可以持续演二十多年，场场爆满。
这些现象让我沉思，我发现只有提高国民整体的艺术素质和修养才能拥有广阔的文化市场。于是，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办一所艺术教育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综合学院，就算倾家荡产也值。
2003年10月，西慕国际艺术教育中心（北京国际艺术与科学学校的前身）开学，我担任首任校长;2008年，北京国际艺术与科学学校小学至高中部开学，这是一所具有音乐系、舞蹈系、影视高科技系和视觉艺术系的正规综合学历制学校。
对于办学的目的，我想就是作为中国文化产业人才的孵化器。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晰，两条路：一个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系统教育，另一个是文化产业。一个艺术家不是包装出来的，也不是靠拔苗助长催出来的，而是靠长期艺术熏陶一点点养育出来的。如果搞艺术的都急功近利，不注重基本功训练，那未来的文化市场将是很悲哀的。
有人问我办学难不难、苦不苦？当然难、当然苦。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各样的现象交织在一起，走得太快了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这么多年，我们没要国家一分钱，完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活得硬气，因为这全都是靠自己苦干出来的。
教育是高尚、幸福的事业。办学是我经过二十年深思熟虑后选择的事业方向，再难我也没想过走回头路。学校办好了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会影响到无数人。
我朱明瑛属牛，身上有股子牛脾气。我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从不后悔，一条道走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一个女人，靠着双手和肩膀撑起了自己的家，又把自己全部的积蓄和演出所得投入到学校中。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痴，但我义无反顾。小车不倒只管推，活着干，死了算。我活得很坦率、很平和、也很快乐。眼看自己做的事一个个成功，一个个产生效益，这种痛快让我觉得一辈子没白活。这也正是我的价值观——活着就要作贡献！
（采访整理：李淑娟）
我是1949年生人，本名叫张明瑛，祖爷爷是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五六岁时，因母亲改嫁，我就随了继父的姓，改叫朱明瑛。
我打小就喜欢模仿别人表演。5岁时，我随母亲从北京回继父山东老家时，看到集市上有个土台子，于是便学新凤霞的样子，提个篮子、拿根线绳就跑了上去，自告奋勇地演唱起评剧《刘巧儿》的片段。赶集的人们一见，纷纷停下脚步来看，有的还喝起彩来。
说起来，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无伴奏地大胆演唱，应该算是我歌唱生涯的“处女秀”。可面对台下人山人海的观众，小小的我却没有一丝胆怯。母亲看后非常吃惊，不知我是从哪儿学来的这段唱。其实，我之前在北京大栅栏对面胡同里的大众剧场看过一次新凤霞演的《刘巧儿》，就这么着学会的。
我小学上的是汇文小学，孙敬修是我的班主任和美术老师，也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自那时起，我接受了大量的艺术熏陶，也萌生出当艺术家的梦想。记忆中，那是一个纯真年代，我自小接受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崇拜的英雄是保尔·柯察金、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欧阳海……那个时代的人们坚信：相对于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更重要。所以，想当艺术家的我，却从未想过要去做名人、挣大钱，只是一心要在艺术上有所建树。
追梦艺术之路充满坎坷。小学四年级时，母亲带着我去考中央歌剧舞剧院，结果出师不利，没有考上;五年级又去考中央歌舞团，考官说：“这孩子长得倒是挺乖的，但条件不算好，太硬。”“太硬！”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也激起了我打小就有的倔劲儿。我暗暗下决心——练！我把偷偷从团里练功房看到的训练动作牢记心中，每天早早起床，踢腿、压腿、做柔软操……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练着那些动作。转眼又过了一年，小学毕业时，我第三次去赶考，这次报考的是中国舞蹈学校，在几千名考生中，我脱颖而出，赢得了主考老师们的认可，也终于叩开了艺术之路上的第一扇门。
成为中国舞蹈学校东方班（东方歌舞团的前身）的学员后，我系统地学习了芭蕾舞、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以及亚、非、拉舞蹈。在舞蹈学校的几年里，我不敢懈怠，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我每天用沙袋绑在小腿上做踢腿動作，就连去上厕所的这一路也不放过，总是从练功房一步一步踢着腿过去。晚上入睡前，我将一条腿绑在床的下扶手上，另一条腿搬到头顶的床梁上，大劈叉地睡觉。早上醒来时，我迷迷糊糊地摸到头顶上自己的大腿，竟不知是何物，自个儿倒把自个儿吓了一大跳。
随着追逐梦想的脚步越走越快，那个曾经像彩虹似的梦也仿佛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真实可触。尽管我先天条件不占优势，但“笨鸟先飞”，最终成了学校里的尖子生。1966年毕业时，我与其他6名女学生、5名男学生一起被东方歌舞团选中，如愿以偿成了一名舞蹈演员。
把自己当成玉挖
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总理一手栽培下成长起来的，我对获得入团的机会十分珍惜。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团里所有人都被下放到农村，跟农民一起下田劳动。
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黄金年代最多也就十年，而如此宝贵的韶华青春却在“文革”中悄悄逝去了。那时，许多与我有着类似境遇的人都为此懊悔、苦恼不已，有的甚至破罐子破摔，放弃了曾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正当我也深处迷惘之中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点醒了我。
一次，我偶然听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刚进学校没几天，“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停课，老师和学术专家都被说成“臭老九”“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靠边站了。此情此景，那个学生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认定一点：医学、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无论什么年代都离不开医生。一心想学本领的他，或暗地里把那些被打倒的老师、专家请到自己家来讲课，或登门求教，一心一意学医，把各个学科都学了。学成之后，他就以赤脚医生的名义，下工厂、去田间，给人看病，练就一身本领，各大医院也都抢着要这位“全科”人才。
我听到这个故事，就像黑夜中迷航的船只看到灯塔一样，找到了自己继续前进的方向。我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干什么，只要能意识到它的真正意义，就都能干出彩儿来。
从此，我有了奔头，也悄悄地行动起来，“玩命”地让自己长本事。在农村劳动时，我就在田间地头给农民唱歌，唱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没想到，我略带沙哑的嗓音特别受欢迎，唱歌的潜质也在那时被发现。
“文革”结束时，我27岁，已为人妻为人母了。面对逝去的青春，我却依然想着怎样“把一生献给艺术”。这时，我想到农民给我的掌声，决心改行学唱歌。可是，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拜师学艺时却被当头泼了一瓢凉水，“你要是二十年学出来，我就到联合国作报告去”。老师认为我的嗓音又松又哑，且没受过任何音乐训练，岁数也不小了，唱歌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我的倔劲儿又上来了。这不，我花了一年时间学唱歌，走访国内各地的老艺人，跟徐玉兰学越剧、跟骆玉笙学大鼓、跟红线女学粤剧、跟东北艺人学二人转……总之，走哪儿学哪儿，要把那些最原汁原味、最民间的传统艺术“宝贝”统统学下来。并且，除了实现歌唱之梦外，我还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把这些艺术文化遗产抢救出来。
那一年，我一头扎进歌唱艺术的海洋中，别人看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因为我发现自己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仿佛一下挖出了宝贝。我对自己说：“一个人要靠自己去发现自己。期待别人来主动挖掘你是不现实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玉来挖！”
就这样，我不断挖掘着自己的潜能，不仅挖出了歌唱才能，还挖出了外语天赋。我先跟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朱鑫茂老师学英语，又跟国际广播电台的老师学斯瓦西里语（非洲当地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然后整天泡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一看见非洲留学生就跑过去跟他们聊。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先后学习了世界上31种语言，并能用这些语言唱歌。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私底下“偷学”来的。
潜学两载，一鸣惊人
1979年，在东方歌舞团的一次春节晚会节目审查中，我毛遂自荐了自己准备的歌曲。当时，团里的主力都出国演出去了，剩下的团员中没有声乐演员。为了让这台晚会至少能有个演唱节目，也为了检验自己的歌唱水平，我鼓足勇气站了出来。
当组织者说“请朱明瑛唱一首非洲歌”时，大家都愣了，“什么？朱明瑛唱歌？”当时谁也不知道我能有这本事。当我把苦练的成果——扎伊尔歌曲《愿大家都成功》展示给大家后，这首充满异国情调的歌曲让在场的人惊愕之余感到意犹未尽，大呼不过瘾。于是，我又接着演唱了《我心中的痛苦》和《伊呀呀欧雷欧》。演唱过程中，台下的声乐老师甚至显得比我还兴奋。刚一唱完，全场就爆发出热烈掌声，欢腾一片。
那天，国际广播电台提前知道我要“露一手”，也带着录音机来了，准备对外广播。这3首非洲歌曲使我成为中国人唱非洲歌的第一人，并成为我进入中国乐坛的起点，也为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打开了新局面。
春晚一曲《回娘家》，唱出一个“朱明瑛年”
一曲成名后，虽然我成为了东方歌舞团的主要演员，但真正使我一夜间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大明星”的，还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唱的那3首经典歌曲——《回娘家》《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乡》。
当时，央视春晚的确可以说是中国的造星梦工厂。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春晚时，国内观众认识了香港歌手张明敏、汪明荃，也感受到了什么是流行歌曲和流行时尚，春晚一度成为“流行风”的风向标。
当时，我看到香港演员出场时穿得真漂亮，再看看自己的演出服，感觉真是穿不出去。1984年上春晚前，正当我为穿什么发愁时，发现香港演员夏梦送给我们团的三件衣服特好看，于是就去找团长王昆，好说歹说、软磨硬泡地给借了出来。演出当天，我在后台无意间看到画报上有个外国女孩的短发发型很“酷”，就临时请发型师给我剪了一个。
就这样，穿着借来的时尚服装，剪去一头长长的秀发，我唱着河北民歌《回娘家》站到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可爱小媳妇”形象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就这样，我的嗓音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也得到了专业人员的认可。个人专辑发行量超过500万盒，并获得中国首届“金唱片奖”;作曲家王铭和王立平还根据我的音域音色，为我“量音定做”了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插曲《角落之歌》，以及电影插曲《大海啊！故乡》《祁连山的回声》等，也都获得很大的成功，不仅被竞相传唱，而且几乎每周都被评为最受听众喜爱的“每周一歌”。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曾诙谐地说：“我们电影其实没什么，名气倒是被电影歌曲唱火了。”
据说在中国音乐界有一个说法，1985年被称为“朱明瑛”年。其实，我觉得这反映了伴随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追求更加迫切，也呼唤更加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开放清新的文化土壤，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对于任何歌曲，无论土的、洋的、新的、旧的，我都不怵，都愿意去尝试。
赴美深造，“歌坛明星”变身“白领丽人”
1985年，正當歌唱之路一帆风顺时，我做出了又一个人生重大决定——作为文化部公派自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音乐和艺术教育，我的目的是填补中国在该领域中的空白。
刚到美国，我“两眼一抹黑”，无亲无故，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很快，我找到了生存的要点：忘记自己是个明星。于是我一边拼命学习，一边融入美国社会，同时放下架子去打工。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要早日学出个样来回到祖国去！
我一边上语言学校补习英语，一边坚持去上课，每天听流行音乐概论课、爵士和摇滚音乐史课、黑人音乐课程、非洲音乐课程以及关于美国特有的娱乐工业知识。对于从没有学过理论的我来说，开始听这些几乎就像是听天书，但我还是咬着牙一点点学，第一学期就“啃”下了10门课程，最终获得了表演艺术硕士学位和现代声乐表演文凭。当时，全校每年只有3个全额奖学金名额，而我以“拼命三郎”的劲头成为全校3000名学生（其中800名留学生）中唯一一个连续获得8个学期全奖的学生。
尝到甜头的我更加“玩命”学习，甚至利用寒暑假“攒”学分，结果只用4年就读完了6年的课程。每当在学校获得了什么成绩，我都赶紧把这些凭证寄回国，贴到团里的布告栏上，作为向祖国的汇报。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到无比自豪，觉得自己没给中国人丢脸。
1989年，学成后的我心情迫切地返回祖国，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然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西方声乐知识和技能感兴趣。随后，我牵头举办的“艺术家之梦个人巡回演出”，使我真切感受到了当时中外艺术文化之间存在的鸿沟。我带着一支美国乐队在国内巡演，他们伴奏，我用英语演唱流行歌曲、唱爵士、跳踢踏舞……可老百姓最喜欢的还是《回娘家》《大海啊！故乡》，这一点从他们的掌声中就能听出来。我感到很沮丧，但不肯轻易放弃。
不久，我第二次远赴美国。这次不是去学艺术，而是去学习经营管理之道。之所以以此作为我的新目标，是因为第一次在美国留学时，我已经了解到“文化产业”的概念，也深知早晚有一天中国会走上这条路。
再次来到美国后，我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转型。一次聚会上，我通过朋友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理事苏宾先生，他是当年尼克松访华时的随团成员，也是美国工商界的知名人物。苏宾夫妇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生意，既是“中国通”，也对中国很友好。对我而言，苏宾夫妇不仅如同异国父母，还是引领我走进“实业金字塔”的贵人。随后，我加盟跨国企业——格尔德曼金融集团，负责远东事务。
几年的职场经历让我变得严谨、科学，学会并掌握了经营和管理的思路和方法，知道外国人怎么想问题，通过什么才能成功办成一件事，以及他们怎么找项目，怎么谈判，怎么签订合约，怎么运作公司等全过程。这些都为我下一步回国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国创业，只想为推进中国文化产业做点实事
在美国，我还是憋着一股劲，一心想为祖国做点事，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文化产业。
1995年我回国后，凭借在美国积累下来的经验开始在国内创业，目标就是文化产业。开始，我同好莱坞合作做影视，接着做唱片，搞演出，搞训练中心……摸爬滚打一番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其实最缺的还是人才，而首要之事是要把国外先进的知识结构引进过来。
于是，我決定办学校，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梦想。1985年，刚到美国时，我为了观摩百老汇歌舞，到剧院整整排了一天的队买票。买到票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演出是12月份的，要知道那时才值盛夏。当时我简直惊呆了，没想到他们对艺术竟如此热爱，甚至得提前半年买票。我还听说，一出经典音乐剧可以持续演二十多年，场场爆满。
这些现象让我沉思，我发现只有提高国民整体的艺术素质和修养才能拥有广阔的文化市场。于是，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办一所艺术教育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综合学院，就算倾家荡产也值。
2003年10月，西慕国际艺术教育中心（北京国际艺术与科学学校的前身）开学，我担任首任校长;2008年，北京国际艺术与科学学校小学至高中部开学，这是一所具有音乐系、舞蹈系、影视高科技系和视觉艺术系的正规综合学历制学校。
对于办学的目的，我想就是作为中国文化产业人才的孵化器。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晰，两条路：一个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系统教育，另一个是文化产业。一个艺术家不是包装出来的，也不是靠拔苗助长催出来的，而是靠长期艺术熏陶一点点养育出来的。如果搞艺术的都急功近利，不注重基本功训练，那未来的文化市场将是很悲哀的。
有人问我办学难不难、苦不苦？当然难、当然苦。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各样的现象交织在一起，走得太快了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这么多年，我们没要国家一分钱，完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活得硬气，因为这全都是靠自己苦干出来的。
教育是高尚、幸福的事业。办学是我经过二十年深思熟虑后选择的事业方向，再难我也没想过走回头路。学校办好了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会影响到无数人。
我朱明瑛属牛，身上有股子牛脾气。我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从不后悔，一条道走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一个女人，靠着双手和肩膀撑起了自己的家，又把自己全部的积蓄和演出所得投入到学校中。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痴，但我义无反顾。小车不倒只管推，活着干，死了算。我活得很坦率、很平和、也很快乐。眼看自己做的事一个个成功，一个个产生效益，这种痛快让我觉得一辈子没白活。这也正是我的价值观——活着就要作贡献！
（采访整理：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