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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院子里，感觉像有一股股的凉水，从各个角落里涌来，冲到我的脚后跟儿。甬道最里面东头那三间房子，就是我原来的家。灰瓦，红门，绿窗。地砖，窗台，房檐。清风，朗日，花香。好像日子定格在往昔，只有那些新鲜的颜色，不小心泄漏了沧桑的秘密。
去年北京十月文学月期间，组织者搞了一个“文学行走”的活动，让我带着一帮人去走前门外的几条胡同。我带着他们先到了前门楼子东侧的西打磨厂，那里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也是我童年、少年和青年居住过的一条老街，自然很熟悉。想当年，在这条老街上，一天恨不得走八遍。
轻车熟路，便来到了老街路南的粤东会馆。我告诉跟我而来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从落生不久到去北大荒插队，我就是在这座大院里生活了21年。我很愿意让大家看看大院，它就像我小时候光屁股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岁月曾经留下的影像，听到时光流逝的声音。
如今，粤东会馆有两扇大门，一扇紅漆明亮簇新，一扇黑漆斑驳脱落。十几年前，西打磨厂就面临拆迁，大院早已经面目皆非。东跨院几户人家坚持不搬，没有办法，只好留下这扇黑漆老门，大院其他部分都早夷为平地，盖起了新房子。于是，才有了这扇红漆新门。一新一旧，一红一黑，一妻一妾般，相互对峙，如同布莱希特的话剧中，有了历史跨越之间的间离效果。
可惜，两扇大门都紧锁着，无法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时候，历史是可以由后人加以改造的，改造后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做旧，打上了新的包浆后，很容易不声不响地让人们相信历史就是这样子。
去年夏天，两个小孙子，一个八岁半，一个六岁半，从美国来北京，我带着他们来到大院前，两扇大门也是这样紧锁着。我很想让他们看看爷爷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住过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触摸到一点历史的脉搏；踩一踩岁月影子的尾巴，看看是不是头跟着也会动；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无论什么样的建筑，再老再破，都是历史存活到今天的物证，有着顽强的生命气息。
两个孩子，和现在跟着我来的人们一样，也是扒着大门的门缝儿，使劲地看里面那被挤扁而模糊的院落。
我们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迎面碰见一位老街坊，挥着手招呼我。知道我想进老院看看，对我说：走，跟着我！他打开黑漆大门，我指着红漆大门对他说：进不了新院子呀！他说：老屋后面有段矮墙，翻过去就是新院子了！
跟着他进了院门，果然，东跨院种满花草的南墙后面，有一道齐腰高的矮墙，他扶着我迈过矮墙，一队人马也相跟着迤逦而过。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喊：谁啊，这么大动静？这位老街坊冲后面喊话的人说：不是外人，是复兴来了！走近一看，是牛子妈，她看见我，笑笑摆手让我们进了院子。
那一刻，我感到那样的温馨，就像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爬上了房，踩得她家的房顶砰砰直响，她跑出屋，冲着我们高声大喊一样。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亲切。那时候，她多么年轻，牛子和我还都是小孩子。
院子全部都是翻盖新建了房子，原来的格局没有变，老枣树、老槐树和老桑树，都没有了。影壁、石碑、月亮门，也都没有了。人去屋空，没有任何杂物堆积的院子，显得更为幽深。没有了以往的烟火气，空旷的院子像是一个搬空了所有道具的舞台，清静得有些让人发冷。站在院子里，感觉像有一股股的凉水，从各个角落里涌来，冲到我的脚后跟儿。
甬道最里面东头那三间房子，就是我原来的家。灰瓦，红门，绿窗。地砖，窗台，房檐。清风，朗日，花香。好像日子定格在往昔，只有那些新鲜的颜色，不小心泄漏了沧桑的秘密。
多少孩提时的欢乐，少年时的忧伤，青春期如春潮翻滚的多愁善感，都曾经在这里发生。多少人来人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纷至沓来又错综交织的记忆，也都曾经在这里起落沉浮。
走进屋子，原来三间小屋打着两个间壁的，最早是在秸秆上抹泥，再涂上一层白灰，成为了单薄的间壁墙。现在，没有了间壁，三间小屋完全被打通，墙白地平，一览无余，显得轩豁了许多，仿佛让曾经拥挤不堪的日子，一下子舒展了腰身。
有个年轻的朋友问我：你父亲的那块老怀表，是挂在哪面墙上的？
是啊，挂在哪里的呢？我在《父亲》那篇文章中，写过那块英格牌的老怀表，跟随父亲颠簸大半生，最后在闹灾荒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从墙上摘下，卖给了委托行，变成了全家人的吃食。
一切逝去的流年碎影，在那一刻像又重新活过来的鱼，振鳍掉尾地游到面前。
挂怀表的那面间壁墙，已经没有了。
我指着原来间壁的地方，告诉他：就在这里。如今，只有空荡荡的空气。
那面间壁墙！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像不请自入的访客闯进门来，一道刺目的光，照亮尘埋网封中的一件往事，溅起四周一片尘土飞扬。
这件往事，和那面间壁墙有关。
我读小学六年级，或者是初一的时候，开春一天乍暖还寒的上午，我病了，发烧，没有去上学，躲在家中，倚被窝子。弟弟上学，爸爸上班，妈妈出去买菜，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显得格外的静，静得能听见我自己怦怦的心跳。
上午的阳光，在纸窗上跳跃，变化着奇形怪状的图案。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怎么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从床上爬了起来，找到妈妈的针线笸箩，从里面拿起一把剪刀。
那一刻，我想自杀。
一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这个自杀的念头，是谋划好久的，还是一时兴起？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要自杀。是心血来潮？是孩童时代心理茫然的无知？是对未来恍惚无着的错乱？还是想念远走内蒙的姐姐？或是饥荒的年月总是饿肚子？或是比生活的拮据更可怕的出身的压抑？
也许，别人会觉得非常可笑，但当时，自杀，对于我是大事，我确实是郑重其事的，我没有把它当作儿戏。
我把自己用省下的早点钱买的仅有的几本书，从鞋箱里（那时，我家没有书架，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两层放鞋的鞋箱，腾了出来，让我放书）拿了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那是我最为珍贵的东西，被我视作唯一的遗物。 然后，我写下一封给爸爸妈妈姐姐弟弟的遗书，也郑重其事地压在书下，露出纸页长长的一角，好让他们一回家就能看到。纸很轻，很软，飘飘忽忽的，仿佛游动的蛇一样，一直垂落到桌下。
我拿起剪刀准备自杀，但我不知道剪刀该往哪儿下手。往自己的脖子上，还是往胳膊上，还是心脏？在那一刻的犹豫时——也许是害怕——我忽然抬头看见了那面墙上贴着的一幅年画，是爸爸过年时候新买的。画上画着一位穿着黑色旗袍的年轻的母亲，肩膀上驮着一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小姑娘。小姑娘的手里高举着一朵很小很小的小红花。母女四周簇拥着的是一片玫瑰紫色花的海洋。
在那个时代，年画上出现的人物，大多是工农兵的形象，很少能见到这样面容清秀、身材玲珑的女人，比老式月份牌上的女人还要漂亮，还要现代。这应该属于资本家的少奶奶，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家碧玉。她的衣领中间，居然还戴着一枚镶着金边的墨绿色宝石，更是那个时代很少会在画作上出现的。她可以拿一本红宝书，戴一枚领袖头像的纪念章，怎么可以戴一枚这么醒目的绿宝石！是传说中的祖母绿吗？
这幅年画，从过年一直贴在我家的间壁墙上。我很喜欢，每次看，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是和在外面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隐隐的爱在心里悄悄地涌动，心里常常暗想，如果她就是我的妈妈，我的老师，该多好！
就在看到画的那一刻，我觉得画上的这个漂亮的女人，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姑娘，似乎正在看着我，看着我手里拿着的剪刀。
我的手像被烫了一下。我放下了剪刀。
我忽然为自己一时的软弱竟然想到自杀而羞愧。
是那个漂亮的母亲，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救了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捋清楚那一刻我的心理为什么会有这样逆转的变化。以现在时过境迁后的认识，美是可以拯救人的。这个世界，存在再多的丑恶，再多的不如意，再多的压抑，再多的悲痛欲绝，只要还有哪怕一点点美的存在，为了那一点点的美，也是值得活下去的。它就像凌晨天边那一抹鱼肚白或玫瑰红的晨曦，虽然微弱的只是那么一点点，不用多久，就会带来朝霞满天。
我把剪刀放回妈妈的针线笸箩里。
我把桌子上的那几本书放回鞋箱里。
我把那封可笑的遗书撕碎，放进火炉里，看着它们迸溅火星，烧成灰烬。
我重新躺进被窝里，吞下一片退热的药片，用被子蒙上头，浑身出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去了将近六十年，一直到现在，如同悔其少作一般，我从来没敢对别人讲过这桩少年往事。如果不是那天有人问我父亲那块老怀表挂在哪面墙上，我也许不会由此及彼地想起这桩往事。
有的往事，你以为自己早已经忘却，甚至以为忘得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其实，它或它们只是暂时睡着了，像一头蹲仓的熊，即使经过漫长的冬季，冬眠之后还是会苏醒过来，从黑暗幽深的树洞里爬出来；或者像冻僵之后的蛇，冰雪融化之后，依然会吐着尖锐的信子，咬噬着你的心。
读高中的时候，我知道了，曾经贴在我家墙上那幅漂亮的年画，是画家哈琼文画的。去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画展中，我意外看见了哈琼文这幅年画的原作。如同他乡遇故知一般，我的心里漾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感动，甚至激动，站在那里看着，久久未动。少年时代的往事，悄悄地划过心头。
画面上的那位母亲，还是那么漂亮。
她只有活在画的上面，才会永远那么漂亮。
画面上的那位母亲，还是那么年轻。
而我却早已经老了。
老屋，也更老了。尽管如今翻建一新，油饰一新。涂抹在脸上再新再厚的粉底霜，也难以遮挡岁月的风霜。
老屋！
编輯：耿凤
去年北京十月文学月期间，组织者搞了一个“文学行走”的活动，让我带着一帮人去走前门外的几条胡同。我带着他们先到了前门楼子东侧的西打磨厂，那里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也是我童年、少年和青年居住过的一条老街，自然很熟悉。想当年，在这条老街上，一天恨不得走八遍。
轻车熟路，便来到了老街路南的粤东会馆。我告诉跟我而来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从落生不久到去北大荒插队，我就是在这座大院里生活了21年。我很愿意让大家看看大院，它就像我小时候光屁股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岁月曾经留下的影像，听到时光流逝的声音。
如今，粤东会馆有两扇大门，一扇紅漆明亮簇新，一扇黑漆斑驳脱落。十几年前，西打磨厂就面临拆迁，大院早已经面目皆非。东跨院几户人家坚持不搬，没有办法，只好留下这扇黑漆老门，大院其他部分都早夷为平地，盖起了新房子。于是，才有了这扇红漆新门。一新一旧，一红一黑，一妻一妾般，相互对峙，如同布莱希特的话剧中，有了历史跨越之间的间离效果。
可惜，两扇大门都紧锁着，无法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时候，历史是可以由后人加以改造的，改造后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做旧，打上了新的包浆后，很容易不声不响地让人们相信历史就是这样子。
去年夏天，两个小孙子，一个八岁半，一个六岁半，从美国来北京，我带着他们来到大院前，两扇大门也是这样紧锁着。我很想让他们看看爷爷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住过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触摸到一点历史的脉搏；踩一踩岁月影子的尾巴，看看是不是头跟着也会动；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无论什么样的建筑，再老再破，都是历史存活到今天的物证，有着顽强的生命气息。
两个孩子，和现在跟着我来的人们一样，也是扒着大门的门缝儿，使劲地看里面那被挤扁而模糊的院落。
我们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迎面碰见一位老街坊，挥着手招呼我。知道我想进老院看看，对我说：走，跟着我！他打开黑漆大门，我指着红漆大门对他说：进不了新院子呀！他说：老屋后面有段矮墙，翻过去就是新院子了！
跟着他进了院门，果然，东跨院种满花草的南墙后面，有一道齐腰高的矮墙，他扶着我迈过矮墙，一队人马也相跟着迤逦而过。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喊：谁啊，这么大动静？这位老街坊冲后面喊话的人说：不是外人，是复兴来了！走近一看，是牛子妈，她看见我，笑笑摆手让我们进了院子。
那一刻，我感到那样的温馨，就像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爬上了房，踩得她家的房顶砰砰直响，她跑出屋，冲着我们高声大喊一样。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亲切。那时候，她多么年轻，牛子和我还都是小孩子。
院子全部都是翻盖新建了房子，原来的格局没有变，老枣树、老槐树和老桑树，都没有了。影壁、石碑、月亮门，也都没有了。人去屋空，没有任何杂物堆积的院子，显得更为幽深。没有了以往的烟火气，空旷的院子像是一个搬空了所有道具的舞台，清静得有些让人发冷。站在院子里，感觉像有一股股的凉水，从各个角落里涌来，冲到我的脚后跟儿。
甬道最里面东头那三间房子，就是我原来的家。灰瓦，红门，绿窗。地砖，窗台，房檐。清风，朗日，花香。好像日子定格在往昔，只有那些新鲜的颜色，不小心泄漏了沧桑的秘密。
多少孩提时的欢乐，少年时的忧伤，青春期如春潮翻滚的多愁善感，都曾经在这里发生。多少人来人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纷至沓来又错综交织的记忆，也都曾经在这里起落沉浮。
走进屋子，原来三间小屋打着两个间壁的，最早是在秸秆上抹泥，再涂上一层白灰，成为了单薄的间壁墙。现在，没有了间壁，三间小屋完全被打通，墙白地平，一览无余，显得轩豁了许多，仿佛让曾经拥挤不堪的日子，一下子舒展了腰身。
有个年轻的朋友问我：你父亲的那块老怀表，是挂在哪面墙上的？
是啊，挂在哪里的呢？我在《父亲》那篇文章中，写过那块英格牌的老怀表，跟随父亲颠簸大半生，最后在闹灾荒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从墙上摘下，卖给了委托行，变成了全家人的吃食。
一切逝去的流年碎影，在那一刻像又重新活过来的鱼，振鳍掉尾地游到面前。
挂怀表的那面间壁墙，已经没有了。
我指着原来间壁的地方，告诉他：就在这里。如今，只有空荡荡的空气。
那面间壁墙！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像不请自入的访客闯进门来，一道刺目的光，照亮尘埋网封中的一件往事，溅起四周一片尘土飞扬。
这件往事，和那面间壁墙有关。
我读小学六年级，或者是初一的时候，开春一天乍暖还寒的上午，我病了，发烧，没有去上学，躲在家中，倚被窝子。弟弟上学，爸爸上班，妈妈出去买菜，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显得格外的静，静得能听见我自己怦怦的心跳。
上午的阳光，在纸窗上跳跃，变化着奇形怪状的图案。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怎么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从床上爬了起来，找到妈妈的针线笸箩，从里面拿起一把剪刀。
那一刻，我想自杀。
一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这个自杀的念头，是谋划好久的，还是一时兴起？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要自杀。是心血来潮？是孩童时代心理茫然的无知？是对未来恍惚无着的错乱？还是想念远走内蒙的姐姐？或是饥荒的年月总是饿肚子？或是比生活的拮据更可怕的出身的压抑？
也许，别人会觉得非常可笑，但当时，自杀，对于我是大事，我确实是郑重其事的，我没有把它当作儿戏。
我把自己用省下的早点钱买的仅有的几本书，从鞋箱里（那时，我家没有书架，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两层放鞋的鞋箱，腾了出来，让我放书）拿了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那是我最为珍贵的东西，被我视作唯一的遗物。 然后，我写下一封给爸爸妈妈姐姐弟弟的遗书，也郑重其事地压在书下，露出纸页长长的一角，好让他们一回家就能看到。纸很轻，很软，飘飘忽忽的，仿佛游动的蛇一样，一直垂落到桌下。
我拿起剪刀准备自杀，但我不知道剪刀该往哪儿下手。往自己的脖子上，还是往胳膊上，还是心脏？在那一刻的犹豫时——也许是害怕——我忽然抬头看见了那面墙上贴着的一幅年画，是爸爸过年时候新买的。画上画着一位穿着黑色旗袍的年轻的母亲，肩膀上驮着一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小姑娘。小姑娘的手里高举着一朵很小很小的小红花。母女四周簇拥着的是一片玫瑰紫色花的海洋。
在那个时代，年画上出现的人物，大多是工农兵的形象，很少能见到这样面容清秀、身材玲珑的女人，比老式月份牌上的女人还要漂亮，还要现代。这应该属于资本家的少奶奶，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家碧玉。她的衣领中间，居然还戴着一枚镶着金边的墨绿色宝石，更是那个时代很少会在画作上出现的。她可以拿一本红宝书，戴一枚领袖头像的纪念章，怎么可以戴一枚这么醒目的绿宝石！是传说中的祖母绿吗？
这幅年画，从过年一直贴在我家的间壁墙上。我很喜欢，每次看，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是和在外面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隐隐的爱在心里悄悄地涌动，心里常常暗想，如果她就是我的妈妈，我的老师，该多好！
就在看到画的那一刻，我觉得画上的这个漂亮的女人，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姑娘，似乎正在看着我，看着我手里拿着的剪刀。
我的手像被烫了一下。我放下了剪刀。
我忽然为自己一时的软弱竟然想到自杀而羞愧。
是那个漂亮的母亲，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救了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捋清楚那一刻我的心理为什么会有这样逆转的变化。以现在时过境迁后的认识，美是可以拯救人的。这个世界，存在再多的丑恶，再多的不如意，再多的压抑，再多的悲痛欲绝，只要还有哪怕一点点美的存在，为了那一点点的美，也是值得活下去的。它就像凌晨天边那一抹鱼肚白或玫瑰红的晨曦，虽然微弱的只是那么一点点，不用多久，就会带来朝霞满天。
我把剪刀放回妈妈的针线笸箩里。
我把桌子上的那几本书放回鞋箱里。
我把那封可笑的遗书撕碎，放进火炉里，看着它们迸溅火星，烧成灰烬。
我重新躺进被窝里，吞下一片退热的药片，用被子蒙上头，浑身出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去了将近六十年，一直到现在，如同悔其少作一般，我从来没敢对别人讲过这桩少年往事。如果不是那天有人问我父亲那块老怀表挂在哪面墙上，我也许不会由此及彼地想起这桩往事。
有的往事，你以为自己早已经忘却，甚至以为忘得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其实，它或它们只是暂时睡着了，像一头蹲仓的熊，即使经过漫长的冬季，冬眠之后还是会苏醒过来，从黑暗幽深的树洞里爬出来；或者像冻僵之后的蛇，冰雪融化之后，依然会吐着尖锐的信子，咬噬着你的心。
读高中的时候，我知道了，曾经贴在我家墙上那幅漂亮的年画，是画家哈琼文画的。去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画展中，我意外看见了哈琼文这幅年画的原作。如同他乡遇故知一般，我的心里漾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感动，甚至激动，站在那里看着，久久未动。少年时代的往事，悄悄地划过心头。
画面上的那位母亲，还是那么漂亮。
她只有活在画的上面，才会永远那么漂亮。
画面上的那位母亲，还是那么年轻。
而我却早已经老了。
老屋，也更老了。尽管如今翻建一新，油饰一新。涂抹在脸上再新再厚的粉底霜，也难以遮挡岁月的风霜。
老屋！
编輯：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