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伯翔的书法关注已久，其作品的水准，尤其鲜明的特质形貌总清晰地保留于记忆之中。数月前孙先生于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不禁流连数度。中国美术馆举办首届当代名家提名展，作为馆内筹展人员。更有机会对孙先生的参展作品手执以观。这两次的贴近观摩对我感触尤深。
　　对孙伯翔碑体书风甚熟，然孙公个展之时，巨幅满堂，每立其间，仍心神皆撼：这就是魏碑，比魏碑还要魏碑!北朝书法刚逸之形，刀斧金石之气，磨砺之韵，全然活于纸笔。这力超刀斧的柔笔是何以锤斫的?这坚硬岩石的风骨是何以锻造的?碑版间的完美元素何以提炼得如此净澈?传统的形制何以升华得如此传神?碑风波劲、骨力刚健、气魄雄宏当然发于精深的传统功力根基，以此概述孙书的视觉印象似乎尚缺一味。记得一次与几位朋友同观’一书展。边观边论，行至孙先生书作之前，一行人中始终未语的一位青年平面设计师兀然开口道：“这字好，很现代。”倾力于传统功力的孙书又何以于观者眼中现代开来了呢?一直以来。对诸如书法传统与现在语境，书法可持续发展，书法的现代与后现代，一类业内热论已久的问题深为所惑，站在孙先生书作之前，我的思想忽然激跃起来。
　　孙伯翔初习唐楷，用功既深，颇具基础，但未得突破。后经王学仲先生点指转习魏碑，且苦研至今，终得成果。书法的传习历来以范本临摹为主要手段，范本的择取源自审美主观认同。个别性是审美心理的基本特征，审美主体的个人秉赋、气质、性格、经历决定其审美接受趋向，审美认同实现于审美客观美感信息与审美主体既有的审美按受基础的吻合。刘勰语：“慷慨者逆声而擎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亦概此理。临摹前人手笔是掌握书法技术及表达方式的途径，并在其运用体验中提升审美能力。操干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审美由此进入直觉范畴。孙伯翔习碑虽是经高人指点，但其执守不弃，必是其审美心性使然，亦应视为主动选择。魏碑书体的美感信息，其源有三：其一，是其字体形象一一北朝书处在槠体初现之时，上承秦汊之吉，带有民间天然之拙；其二，书迹摹刻上石之际经刻刀的二度诠释；其三，碑石历经千年磨蚀所呈之苍穆，其陌生化所产生之势能恰合清时因书风及世风日衰所激发的求变之需，波澜顿开，碑学一派砰然出世。碑版雄强浑穆的特点使碑体盛极一时，然其风格体系因在其成形过程中的诸多未解之难而未得完善，并致碑派渐弱。气质性格的桐合使孙伯翔选择了坚毅的魏碑，而习碑的过程亦可称坚毅。其对北碑铭刻涉猎甚广，且用功极深。据称其仅临《始平公》的纸就可装满一辆军用卡车，这锻造了他坚实的功力。同时艰辛的临写体验与过人的敏感，更使他得以深入魏碑体系，细致地把握其最精微的形式组合规律。然而，长期执著于传统范本亦确有其危险的一面，对其规律掌握越牢，美感洞察越深，越容易为其力量所缚，在其规范之中难脱禁铟。不过孙伯翔的内心力量全然控制着对传统的汲取，凭借超然的艺术感知与表现能力解析并整合着不羁的碑系风格。正是强盛的自我意识与创造渴求使其书法表现的语言突破得以实现。其方正笔形的笔法无疑已独立于自唐楷完善的楷体笔法规范，成为其魏碑楷法的语言基础，使柔软的羊毛长锋有如利刃，刻字入纸，亦将如出刀斧的笔画刻入观者的感官之上。方笔既成，对艺术的执酱追求与创造热情又使孙伯翔对结宁经营进行大胆尝试。然其创新行动热切但并不盲目——“魏碑字用以保持均衡的方式与唐楷不同，唐楷的均衡往往靠横、竖、捺等主笔来支撑，而魏碑字的均衡则根据对宁的动态部位的处理来保持，以动取肌，变化多姿，字宁不呆滞。”“无名的小造像，小墓志却是以刀代笔，我们不能作为法来学习，但是它们当中有一种自然的天趣，虽不能作法，但可取意。”从这两段孙公的论述可见其创新的敏锐与理智。结体间推移、聚散、夸张、变形，虽大胆而不失度，出于平常却合于规律，作字险而不危，奇而不怪，拙而不丑，开而不散，渐成孙派碑楷之貌。而后孙公又造就了碑体行书，我不太喜欢用碑帖结合来描述他这一阶段的探索，听来容易误认为是各取其半的中和产物。于此期间孙公或有对帖的深入研探，我更愿意表述为他汲取帖派中的形制元素用以完成碑体行书的建造，其势态依然固持着碑体系统特有的纯粹性，即与帖体相异，同时也以“行书式魏碑”的性质有别于赵之谦等的“魏碑昧行书”。自此孙伯翔完成了自家魏碑风格书法体系的建构，将碑派书法完善至空前高度。源自传统的理性创造形成了孙书对传统样式的超越，并且从而达到陌生化，使其书作的风格呈现出现代气质。值得注意的是书法现代性所具有的特殊性，与西方艺术割裂式的现代性转化不同。书法艺术的现代性因其审美系统的固化以及表现方式的纯粹决定其与传统密不可分的关联，虽然其现代性也应表现为对传统的创新与距离和与现代意识形态、审美取向的相合，但书法现代性的释放空间肯定有其界限，孙书对现代性的合理探索堪为一个典范。前面提及的那位设计师朋友于书法只有一般意义的兴趣，他所感知的现代当不会以书法界的研讨为标准，其毕业于知名的设计学院，接受的始自包豪斯的现代设计理论体系的教育。然而此现代感受与孙伯翔书法中变法于传统的现代感的契合是值得关注的。对笔法与体势的分析尚止于外在层面，然而孙书中，且尤在其榜书大字中所散射出的那股巨大的内心力量最是感人。这力量的来源是无法从技法的解析中获知的。不如将我们的视线转向其生活层面。孙伯翔于1934年出生在河北武清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幼时处于日本侵华时期，其苦可知。解放后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不难想见这在当时会带来怎样的遭遇。顽强的个性对抗着残酷现实对身心的磨难；坚忍的人格抵受着政治歧视对精神的压抑。书法的世界为他积聚于心的抗争力量提供了释放的空间。缺失体验与体验的势能经由坚强的内心升华为艺术家的崇高体验。“书法哪里是单纯地写字，而是写天、写地、写平生感悟、写民族精神。”饱经磨砺的孙伯翔如是说。总觉千年书法众体，惟有这刀劈斧凿，饱经磨砺的魏碑独能承载这坚强、刚正的心灵巨力。心性的契合让孙伯翔选择了魏碑，魏碑亦不辞千年等待着这与之契合的心性。趣想当年孙公若是经人指点宗法二王、赵、董，今又如何?在对孙公书法求索过程的探究中，书法学习、创作、出新等问题中的艺术规律逐渐得以揭示。
　　此次名家展上，孙公入展书作中有两幅尤为精彩，其间发现更是令人惊喜。其一为一竖轴正体明人绝旬，通篇结字轻松烂漫，书得天真。较之从前的精于安置，此幅则全无刻意。用笔自然，墨色浸润，深有随性之妙。精深的功力由外张而进内敛，当真技而近道，更上一层楼了。另一幅乃一斗方行楷诗句，字势平正，墨象雍满，笔形方圆通汇，谋篇但求静谧，细观总觉其与孙公著世书风相别，忽记起个展之时其子谈及孙公近来多看刘墉，常入神良久。后观此作，确见些刘书韵质。刘书形貌丰厚道媚，平缓雍容，享誉集帖派书法之大成，此恰与孙公书风相背。有趣的是刘墉晚年亦倾心碑派书法的研习，这难道是巧合吗?非也。《书潜》云：“至如初学分步，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所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两幅作品所体现的变化正与此相互诠释。而第二幅书作所体现出的折返倾向更是艺术家在自我风格渐达极至之时，寻求自我突破的心理机制的反映。对相反审美体系的兴趣源自对现有水准的超越。刘墉虽已觉悟，但上天并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供其完善自我，将其艺术推至另一高峰，这确是一种遗憾。孙伯翔对将近颠峰的自家艺术体系的省察与解构或可看作其“后孙伯翔书风”将成的预示，这极有可能使其书法达到又一前所未及的高度。
　　对传统解读之深。对现代拓进之远。使孙伯翔书法对时下书坛影响甚巨。孙伯翔的书法对魏碑书法表达方式体系的创造性建构无疑对当代书法以及书法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对孙伯翔书法及其创作过程、发展趋向的探究，为书法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