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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冒过尖的金宝村，在江津区轰动了一把。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白沙镇金宝村热闹非凡。７０多名区里和镇上的干部、企业老板来到金宝村，参加“阳光助学爱心基金”启动仪式。
村党委书记熊安良没有想到，一个村级助学基金会让金宝村迎来如此高规格的仪式。
“这个爱心基金，主要是由小汤操办起来的！”熊安良难抑喜悦之情。
小汤名叫汤亚洲，是一名大学生“村官”。
贫困村迎来大学生
２０１０年９月，金宝村被高温“烤”熟了。
汤亚洲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立不安。
两个月前，这个来自湖北的大学毕业生怀揣着雄心壮志，来到金宝村报到，担任村主任助理。
“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汤亚洲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初豪情满怀地说服父母允许他到农村工作的理由。
然而，当“村官”一个月不到，新鲜劲过后，汤亚洲就发现自己“毫无作为”——每天除了整理材料，就是倒水、做清洁。
“如果自己偷懒的话，完全可以呆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汤亚洲很不适应这样的生活，找到熊安良求助。
“既来之则安之，村里希望你能带来新气象。”熊安良对汤亚洲寄予厚望。
这次交谈之后，汤亚洲开始主动跟随熊安良和村主任程龙海跑田坎。
一天，汤亚洲在一个村民家见到了曾凡琴。
小凡琴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贫困家庭：母亲多年前离家出走，留下残疾的父亲和老奶奶。
八岁了，小凡琴还迟迟没有入学。虽然现在是义务教育，国家免除了学费和书本费，但学习用具和辅导资料对于缺少收入来源的小凡琴一家而言，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哥哥，我想读书。”小凡琴焦急的眼神深深地刺痛了汤亚洲。
汤亚洲明白农村孩子的读书難，因为他就是个从农村好不容易读出来的大学生。
接下来的所见所闻，更震撼着汤亚洲：多少个上学的孩子自带的午饭，就是一点咸菜萝卜伴着一团白米饭；多少个适学年龄的留守小女孩，光着脚丫，在草坡上放牛……
汤亚洲找到熊安良要钱，希望帮助这些孩子。
“你看吧，村里就这么点钱……”熊安良把村里的账本拿给汤亚洲看。拮据的经费，让汤亚洲倒吸了一口凉气。
“村里需要帮助的孩子多了，我们都很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熊安良摇了摇头。
熊安良的话引起了汤亚洲的思考。
新老“村官”建基金
就在汤亚洲感到无计可施时，一个点子激活了汤亚洲的头脑——成立一个“助学爱心基金”。
２０１１年５月，汤亚洲向村“两委”提交了在村里创办“助学爱心基金”的方案。
“村里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孩子们将来有出息，我们村才有希望啊。”汤亚洲激动地说。
方案得到全票支持。但是，经过村干部左算右算，村里最多只能拿出３０００元作为基金启动金。
这点钱无疑只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呢？
“可以找本村的企业家帮忙。”熊安良给汤亚洲指了一条路子。
一语点醒梦中人。汤亚洲当即按照熊安良开出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外出“化缘”。
汤亚洲首先找到金宝村“首富”——远在贵州做房地产生意的文家贵。
“想法很好，但你得给我一个详细的运行方案。”文家贵的回复言简意赅。
汤亚洲马上把方案给文家贵传了过去。
“方案还不尽如人意，请修改。”很快，文家贵就把方案打了回去。
经过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汤亚洲没日没夜地加班，制订出了一整套基金运行管理办法和制度：家庭贫困的本村学生，每年可获３００元资助；基金成立１３人组成的管委会，负责管理基金；为了保证基金使用公开、透明，设置监督委员会，由村“两委会”成员、捐助代表、村民代表组成；每一笔开支都通过村务公示栏公示，接受广大村民监督……
方案发出后，汤亚洲的心一直悬着。
文家贵详细了解这一套方案后，捐了一万元，并表示以后每年都会捐助一万元。
受此鼓舞，汤亚洲继续四处“化缘”：何贞良捐赠５０００元、杨国庆捐赠３０００元、区委组织部捐赠２０００元、区民政局捐赠１０００元、区教委捐赠１０００元、区关工委捐赠１０００元……汤亚洲还跑到自己的母校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募得４２００元捐款。
金宝村“助学爱心基金”共募得了五万元。
小小“基金”暖人心
２０１１年９月，汤亚洲跑到曾凡琴的家。
“曾叔，这是村里‘助学爱心基金’资助小凡琴上学的钱。”汤亚洲把３００元钱递给小凡琴父亲，“以后每年都会评一次，评上了，都会有资助。”
接过３００元钱，这个不惑之年的男人一下子哽咽起来。
现在，村里的“助学爱心基金”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拿到中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黄波，成为“助学爱心基金”资助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助学爱心基金’资助不够，我来帮助你们完成学业。”汤亚洲说。
当黄波拿到“助学爱心基金”资助的５００元钱时，他激动地说：“我希望成为像汤哥那样的大学生，将来也加入到‘助学爱心基金’的事业里来，传递这份温暖。”
截至目前，金宝村“助学爱心基金”已资助大中小学生１７人，发放资助金８５００元，为１２４名孩子支付了作业本费。
“既然已经开始，就不会结束，我将把爱心一直延续下去。”面对未来，汤亚洲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白沙镇金宝村热闹非凡。７０多名区里和镇上的干部、企业老板来到金宝村，参加“阳光助学爱心基金”启动仪式。
村党委书记熊安良没有想到，一个村级助学基金会让金宝村迎来如此高规格的仪式。
“这个爱心基金，主要是由小汤操办起来的！”熊安良难抑喜悦之情。
小汤名叫汤亚洲，是一名大学生“村官”。
贫困村迎来大学生
２０１０年９月，金宝村被高温“烤”熟了。
汤亚洲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立不安。
两个月前，这个来自湖北的大学毕业生怀揣着雄心壮志，来到金宝村报到，担任村主任助理。
“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汤亚洲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初豪情满怀地说服父母允许他到农村工作的理由。
然而，当“村官”一个月不到，新鲜劲过后，汤亚洲就发现自己“毫无作为”——每天除了整理材料，就是倒水、做清洁。
“如果自己偷懒的话，完全可以呆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汤亚洲很不适应这样的生活，找到熊安良求助。
“既来之则安之，村里希望你能带来新气象。”熊安良对汤亚洲寄予厚望。
这次交谈之后，汤亚洲开始主动跟随熊安良和村主任程龙海跑田坎。
一天，汤亚洲在一个村民家见到了曾凡琴。
小凡琴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贫困家庭：母亲多年前离家出走，留下残疾的父亲和老奶奶。
八岁了，小凡琴还迟迟没有入学。虽然现在是义务教育，国家免除了学费和书本费，但学习用具和辅导资料对于缺少收入来源的小凡琴一家而言，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哥哥，我想读书。”小凡琴焦急的眼神深深地刺痛了汤亚洲。
汤亚洲明白农村孩子的读书難，因为他就是个从农村好不容易读出来的大学生。
接下来的所见所闻，更震撼着汤亚洲：多少个上学的孩子自带的午饭，就是一点咸菜萝卜伴着一团白米饭；多少个适学年龄的留守小女孩，光着脚丫，在草坡上放牛……
汤亚洲找到熊安良要钱，希望帮助这些孩子。
“你看吧，村里就这么点钱……”熊安良把村里的账本拿给汤亚洲看。拮据的经费，让汤亚洲倒吸了一口凉气。
“村里需要帮助的孩子多了，我们都很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熊安良摇了摇头。
熊安良的话引起了汤亚洲的思考。
新老“村官”建基金
就在汤亚洲感到无计可施时，一个点子激活了汤亚洲的头脑——成立一个“助学爱心基金”。
２０１１年５月，汤亚洲向村“两委”提交了在村里创办“助学爱心基金”的方案。
“村里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孩子们将来有出息，我们村才有希望啊。”汤亚洲激动地说。
方案得到全票支持。但是，经过村干部左算右算，村里最多只能拿出３０００元作为基金启动金。
这点钱无疑只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呢？
“可以找本村的企业家帮忙。”熊安良给汤亚洲指了一条路子。
一语点醒梦中人。汤亚洲当即按照熊安良开出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外出“化缘”。
汤亚洲首先找到金宝村“首富”——远在贵州做房地产生意的文家贵。
“想法很好，但你得给我一个详细的运行方案。”文家贵的回复言简意赅。
汤亚洲马上把方案给文家贵传了过去。
“方案还不尽如人意，请修改。”很快，文家贵就把方案打了回去。
经过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汤亚洲没日没夜地加班，制订出了一整套基金运行管理办法和制度：家庭贫困的本村学生，每年可获３００元资助；基金成立１３人组成的管委会，负责管理基金；为了保证基金使用公开、透明，设置监督委员会，由村“两委会”成员、捐助代表、村民代表组成；每一笔开支都通过村务公示栏公示，接受广大村民监督……
方案发出后，汤亚洲的心一直悬着。
文家贵详细了解这一套方案后，捐了一万元，并表示以后每年都会捐助一万元。
受此鼓舞，汤亚洲继续四处“化缘”：何贞良捐赠５０００元、杨国庆捐赠３０００元、区委组织部捐赠２０００元、区民政局捐赠１０００元、区教委捐赠１０００元、区关工委捐赠１０００元……汤亚洲还跑到自己的母校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募得４２００元捐款。
金宝村“助学爱心基金”共募得了五万元。
小小“基金”暖人心
２０１１年９月，汤亚洲跑到曾凡琴的家。
“曾叔，这是村里‘助学爱心基金’资助小凡琴上学的钱。”汤亚洲把３００元钱递给小凡琴父亲，“以后每年都会评一次，评上了，都会有资助。”
接过３００元钱，这个不惑之年的男人一下子哽咽起来。
现在，村里的“助学爱心基金”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拿到中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黄波，成为“助学爱心基金”资助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助学爱心基金’资助不够，我来帮助你们完成学业。”汤亚洲说。
当黄波拿到“助学爱心基金”资助的５００元钱时，他激动地说：“我希望成为像汤哥那样的大学生，将来也加入到‘助学爱心基金’的事业里来，传递这份温暖。”
截至目前，金宝村“助学爱心基金”已资助大中小学生１７人，发放资助金８５００元，为１２４名孩子支付了作业本费。
“既然已经开始，就不会结束，我将把爱心一直延续下去。”面对未来，汤亚洲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