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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横跨三个世纪，四个时代，是一个集老革命家、资深学者于一身的传奇人物。陈翰笙1915年秋赴美欧留学，1924年4月应蔡元培邀请回国，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在李大钊指引下参加革命活动及第三国际工作。作為学者，陈翰笙写过数部著作；作为学者，陈翰笙写过数部著作；作为国际传播老前辈，陈翰笙与孙夫人的友情与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北京中山公园一个僻静的地方，长凳上坐着两个人，他们并没有观赏公园美景，而是专心致志看手中的英文稿，时而还交谈着。戴着深度眼镜的中年学者是陈翰笙，他身旁的助手是文静的女士。他们正在此编辑一本对外英文期刊《中国建设》（《今日中国》的前身）的创刊号。
陈翰笙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1951年筹办新刊，“一开始，我们连个办事的地方都没有，创刊号是我与李伯悌在北京一个公园的长凳上草拟的。”
召见之礼
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于1952年正式出版。1963年初我才有幸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此时编辑部已由小四合院搬到外文大楼，创业序曲的主角陈翰笙和李伯悌都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人。
我在四楼编辑部里是最年轻的学徒。初来乍到就听说这里有位很严厉的老领导，大家都尊称“陈翰老”。我来了几个月后，有—天上午，编辑组长陈休征突然通知我，“‘陈翰老’找你。”这是领导首次召见，我忐忑不安地被带到总编办公室。只见他一身普通干部服，戴着深度眼镜在翻阅桌上的一堆英文打字稿。他只抬抬头瞧我一眼，直指面前稿子，“这是你编的吧，要记住我们是给外国读者看的，你稿子中的导语把烟囱作为山村小厂的标志，对外很不妥当，外国人很注意环境保护，你也没交代清楚。”他看我低着头，最后又缓和口气说：“当然你写的主题思想是好的，铸剑为犁，和平建设。”此稿主要是介绍山东老根据地山区一个原来的兵工厂改建成农用企业，为农民生产与生活服务。最后陈翰笙又说，“你刚来，年轻人要好好学习。”这次初识的“见面礼”是严厉的批评，但教诲深刻，让我牢记我们杂志面对的是外国读者，是为了友谊与和平服务的。
陈翰笙从1952年杂志创刊就一直是编委会副主任，主持北京编务工作，是宋庆龄指导杂志的得力助手。我多年来一直以为他是党外民主人士，因为没见过他出席这里的党内会议，过了很久，拜读了他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才知道，他一生横跨三个世纪，四个时代，是一个集老革命家、资深学者于一身的传奇人物。陈翰笙1915年秋赴美欧留学，1924年4月应蔡元培邀请回国，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在李大钊指引下参加革命活动及第三国际工作。作为学者，陈翰笙写过数部著作；作为国际传播老前辈，陈翰笙与孙夫人的友情与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
半世纪的友情与合作
陈翰笙与宋庆龄的初次相识是1927年冬天在莫斯科。当时宋庆龄首次出访苏联，据陈翰笙回忆，“这年寒冬的一天，由我的朋友邓演达同我到红场附近的苏维埃旅馆去拜访孙夫人，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见面。”此后两人开始了联系与合作。孙夫人1931年回国后致力于革命进步事业，也曾经在陈翰笙的帮助下将几位共产党员秘密转移离开上海，以免被捕。
在抗日时期，孙夫人与陈翰笙的合作更加密切。1938年上海沦陷，孙夫人转战到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国际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抗战的了解与援助。不久，国际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一个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得到孙夫人的支持。1939年5月陈翰笙由美国到香港，孙夫人亲自去码头接他，并说这次请你回国，主要是协助我搞工业合作运动，聘请你为秘书。这个委员会积极联络各国友好人士，收到捐款转到延安，支持抗战。
此前，陈翰笙在美国三年间即1936-1939年的主要任务是筹办《华侨日报》，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到香港后，陈翰笙又主编了一份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该刊物专门向国外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
创刊前后
宋庆龄创办新刊物的第一位助手就是陈翰笙。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干部，1950年周总理托人告知在美国的陈翰笙希望他回国工作，这样他于1951年1月31日回到北京。
当时周总理同孙夫人正商量，要筹办一个对外刊物，孙夫人知道陈翰笙在香港曾编过英文月刊，就想推荐他来筹备这个新刊物。
1951年3月底的一天，宋庆龄邀请陈翰笙夫妇到北京方巾巷住所吃饭，主要是商量办刊事宜。几年不见，他非常高兴地应约拜访宋庆龄。没想到当晚周总理也去了。陈翰笙记得这次见面时，周总理对他说起办杂志的事，“我说那要有一批人，让金仲华打头，我可以帮忙。于是我去上海找金仲华，要他牵头办刊，做编委会主任，我做副主任。”另外还请了李伯悌、爱泼斯坦夫妇等参加这个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1951年5-6月间，陈翰笙曾三次致信孙夫人，商议新刊名。最后宋庆龄选用《中国建设》。他在6月18日复信说，你建议杂志取名《中国建设》，意义深远。它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国内重建，而且还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进行建设。又可借以纪念孙中山，因他生前曾办过一份名为《建设》的刊物。
1951年8月，孙夫人邀请金仲华、陈翰笙及有关人员，在上海召开了创刊筹备会，商定新刊的编辑方针，读者发行对象。经过紧张的筹办，终于在1951年12月提前出版创刊号（印刷1万册）。是年12月17日，宋庆龄收到创刊样书后，给金仲华去信表示祝贺。1952年1月，《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正式出版发行。
杂志刚出版时，编辑部只有6名工作人员。杂志在北京编译，上海出版发行。为保证杂志质量，陈翰笙全力投入，“当初几乎每篇稿件我都看。”
在陈翰笙印象中，孙夫人十分关心并指导这本新刊物。“创刊后孙夫人常常找我们谈关于这个月刊的编辑方针。她工作勤奋办事敏捷，每天要翻阅国内外许多报刊和书籍，每年都要给《中国建设》杂志写文章，亲自答复美国和其他国家友人的来信。” 陈翰笙在北京不仅执行杂志方针，还联系约请各界知名人士撰稿，自己也常撰写重要文稿，如在创刊号上撰文介绍新中国开始和平建设新工业的专题。直到1963年，他共为杂志撰写文章26篇，题材着重于经济建设、农村发展及中外友好交往。他熟知国外关注中国的热点，知识渊搏，所写文稿主题重大，材料扎实，通俗易懂，很受读者欢迎。
疾风知劲草
文革动乱初期陈翰笙也受到冲击，但由于周总理和宋庆龄的关照，很快幸免遭难。而且他与宋庆龄保持着友情与工作的联系。
这次我重读《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此集是2013年1月由中国福利会出版，中福会副主席鲁平亲自校订译稿。如编者所指出，这本书信所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既印证了宋庆龄与陈翰笙之间的深厚友谊，也透露出宋庆龄最后10年对诸多人物和问题的看法，是研究宋庆龄生平和晚期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书信集收入的仅是宋庆龄晚年部分，但真情尤为珍贵。书信集的第一封信是1971年9月5日，这是宋庆龄得知陈翰笙刚从湖南干校平安回京，就去信说“言语无法充分表达我看到你的手迹时的释怀和再次听到你的消息时的高兴”，信中关怀地建议他去向眼科专家就诊。后又去信“我希望你能在北京工作。《中国建设》和《北京周报》都需要像你这样的好领导！”“我希望你将不断地就我们《中国建设》的工作提供建议。”从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对陈翰笙的信赖。
第三封信是1971年10月11日，主要是谈关于杂志社想请宋庆龄撰写纪念创刊20周年文稿的事情。她因病想请陈翰笙代为起草，并提示内容要点，“我们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目前世界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请用你一贯通畅的风格来写这篇文章。”
這次合作的文稿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刊于杂志1972年1月号。它不是专写创刊20周年，而是借此机会向外国读者表达作者对中外形势和前景的观察。这是宋庆龄在沉默5年后发表的重要文章。文章指明，“中国人民现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
宋庆龄的最后信件是1981年3月2日，信中谈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同陈翰笙商量答辞的内容。两人很快合作成精彩的中外友谊的文稿，这也是孙夫人一生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并亲自致辞。世界人民再次听到了她的呼声，“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为此目标，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但是兴奋之后悲伤降临。陈翰笙回忆说，想不到她在接受学位以后，病情很快加重。
5月16日上午，他在广播里听到关于宋庆龄病情公告后，下午赶去探望。但是，宋庆龄已不能多说话了。在送别孙夫人时，他写下哀思和悼文，“她的高尚品格不但受到国内广大人民，而且也受到世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尊敬。”
陈翰笙后来虽很少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但我们编辑部的同仁，都铭记这位老前辈的业绩和风范。在创刊50周年前夕，社里派出两位年轻记者去专访这位105岁老领导，看望这位跨越了三个世纪，曾在国际运动中叱咤风云，为新中国默默奉献，而又与本刊有过一段奇缘的世纪老人。专文刊发于2002年第一期。两年后，这位生于1897年2月的世纪老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年108岁。
今天，在纪念这位前辈诞辰120周年之际，忆及当年他的教诲：铸剑为犁。那正是在联合国总部广场上屹立的那尊青铜塑像，形象地表达了世人渴望的梦想。这或可悟出老人与挚友致力的使命：世界和平！
在北京中山公园一个僻静的地方，长凳上坐着两个人，他们并没有观赏公园美景，而是专心致志看手中的英文稿，时而还交谈着。戴着深度眼镜的中年学者是陈翰笙，他身旁的助手是文静的女士。他们正在此编辑一本对外英文期刊《中国建设》（《今日中国》的前身）的创刊号。
陈翰笙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1951年筹办新刊，“一开始，我们连个办事的地方都没有，创刊号是我与李伯悌在北京一个公园的长凳上草拟的。”
召见之礼
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于1952年正式出版。1963年初我才有幸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此时编辑部已由小四合院搬到外文大楼，创业序曲的主角陈翰笙和李伯悌都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人。
我在四楼编辑部里是最年轻的学徒。初来乍到就听说这里有位很严厉的老领导，大家都尊称“陈翰老”。我来了几个月后，有—天上午，编辑组长陈休征突然通知我，“‘陈翰老’找你。”这是领导首次召见，我忐忑不安地被带到总编办公室。只见他一身普通干部服，戴着深度眼镜在翻阅桌上的一堆英文打字稿。他只抬抬头瞧我一眼，直指面前稿子，“这是你编的吧，要记住我们是给外国读者看的，你稿子中的导语把烟囱作为山村小厂的标志，对外很不妥当，外国人很注意环境保护，你也没交代清楚。”他看我低着头，最后又缓和口气说：“当然你写的主题思想是好的，铸剑为犁，和平建设。”此稿主要是介绍山东老根据地山区一个原来的兵工厂改建成农用企业，为农民生产与生活服务。最后陈翰笙又说，“你刚来，年轻人要好好学习。”这次初识的“见面礼”是严厉的批评，但教诲深刻，让我牢记我们杂志面对的是外国读者，是为了友谊与和平服务的。
陈翰笙从1952年杂志创刊就一直是编委会副主任，主持北京编务工作，是宋庆龄指导杂志的得力助手。我多年来一直以为他是党外民主人士，因为没见过他出席这里的党内会议，过了很久，拜读了他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才知道，他一生横跨三个世纪，四个时代，是一个集老革命家、资深学者于一身的传奇人物。陈翰笙1915年秋赴美欧留学，1924年4月应蔡元培邀请回国，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在李大钊指引下参加革命活动及第三国际工作。作为学者，陈翰笙写过数部著作；作为国际传播老前辈，陈翰笙与孙夫人的友情与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
半世纪的友情与合作
陈翰笙与宋庆龄的初次相识是1927年冬天在莫斯科。当时宋庆龄首次出访苏联，据陈翰笙回忆，“这年寒冬的一天，由我的朋友邓演达同我到红场附近的苏维埃旅馆去拜访孙夫人，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见面。”此后两人开始了联系与合作。孙夫人1931年回国后致力于革命进步事业，也曾经在陈翰笙的帮助下将几位共产党员秘密转移离开上海，以免被捕。
在抗日时期，孙夫人与陈翰笙的合作更加密切。1938年上海沦陷，孙夫人转战到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国际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抗战的了解与援助。不久，国际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一个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得到孙夫人的支持。1939年5月陈翰笙由美国到香港，孙夫人亲自去码头接他，并说这次请你回国，主要是协助我搞工业合作运动，聘请你为秘书。这个委员会积极联络各国友好人士，收到捐款转到延安，支持抗战。
此前，陈翰笙在美国三年间即1936-1939年的主要任务是筹办《华侨日报》，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到香港后，陈翰笙又主编了一份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该刊物专门向国外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
创刊前后
宋庆龄创办新刊物的第一位助手就是陈翰笙。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干部，1950年周总理托人告知在美国的陈翰笙希望他回国工作，这样他于1951年1月31日回到北京。
当时周总理同孙夫人正商量，要筹办一个对外刊物，孙夫人知道陈翰笙在香港曾编过英文月刊，就想推荐他来筹备这个新刊物。
1951年3月底的一天，宋庆龄邀请陈翰笙夫妇到北京方巾巷住所吃饭，主要是商量办刊事宜。几年不见，他非常高兴地应约拜访宋庆龄。没想到当晚周总理也去了。陈翰笙记得这次见面时，周总理对他说起办杂志的事，“我说那要有一批人，让金仲华打头，我可以帮忙。于是我去上海找金仲华，要他牵头办刊，做编委会主任，我做副主任。”另外还请了李伯悌、爱泼斯坦夫妇等参加这个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1951年5-6月间，陈翰笙曾三次致信孙夫人，商议新刊名。最后宋庆龄选用《中国建设》。他在6月18日复信说，你建议杂志取名《中国建设》，意义深远。它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国内重建，而且还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进行建设。又可借以纪念孙中山，因他生前曾办过一份名为《建设》的刊物。
1951年8月，孙夫人邀请金仲华、陈翰笙及有关人员，在上海召开了创刊筹备会，商定新刊的编辑方针，读者发行对象。经过紧张的筹办，终于在1951年12月提前出版创刊号（印刷1万册）。是年12月17日，宋庆龄收到创刊样书后，给金仲华去信表示祝贺。1952年1月，《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正式出版发行。
杂志刚出版时，编辑部只有6名工作人员。杂志在北京编译，上海出版发行。为保证杂志质量，陈翰笙全力投入，“当初几乎每篇稿件我都看。”
在陈翰笙印象中，孙夫人十分关心并指导这本新刊物。“创刊后孙夫人常常找我们谈关于这个月刊的编辑方针。她工作勤奋办事敏捷，每天要翻阅国内外许多报刊和书籍，每年都要给《中国建设》杂志写文章，亲自答复美国和其他国家友人的来信。” 陈翰笙在北京不仅执行杂志方针，还联系约请各界知名人士撰稿，自己也常撰写重要文稿，如在创刊号上撰文介绍新中国开始和平建设新工业的专题。直到1963年，他共为杂志撰写文章26篇，题材着重于经济建设、农村发展及中外友好交往。他熟知国外关注中国的热点，知识渊搏，所写文稿主题重大，材料扎实，通俗易懂，很受读者欢迎。
疾风知劲草
文革动乱初期陈翰笙也受到冲击，但由于周总理和宋庆龄的关照，很快幸免遭难。而且他与宋庆龄保持着友情与工作的联系。
这次我重读《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此集是2013年1月由中国福利会出版，中福会副主席鲁平亲自校订译稿。如编者所指出，这本书信所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既印证了宋庆龄与陈翰笙之间的深厚友谊，也透露出宋庆龄最后10年对诸多人物和问题的看法，是研究宋庆龄生平和晚期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书信集收入的仅是宋庆龄晚年部分，但真情尤为珍贵。书信集的第一封信是1971年9月5日，这是宋庆龄得知陈翰笙刚从湖南干校平安回京，就去信说“言语无法充分表达我看到你的手迹时的释怀和再次听到你的消息时的高兴”，信中关怀地建议他去向眼科专家就诊。后又去信“我希望你能在北京工作。《中国建设》和《北京周报》都需要像你这样的好领导！”“我希望你将不断地就我们《中国建设》的工作提供建议。”从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对陈翰笙的信赖。
第三封信是1971年10月11日，主要是谈关于杂志社想请宋庆龄撰写纪念创刊20周年文稿的事情。她因病想请陈翰笙代为起草，并提示内容要点，“我们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目前世界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请用你一贯通畅的风格来写这篇文章。”
這次合作的文稿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刊于杂志1972年1月号。它不是专写创刊20周年，而是借此机会向外国读者表达作者对中外形势和前景的观察。这是宋庆龄在沉默5年后发表的重要文章。文章指明，“中国人民现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
宋庆龄的最后信件是1981年3月2日，信中谈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同陈翰笙商量答辞的内容。两人很快合作成精彩的中外友谊的文稿，这也是孙夫人一生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并亲自致辞。世界人民再次听到了她的呼声，“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为此目标，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但是兴奋之后悲伤降临。陈翰笙回忆说，想不到她在接受学位以后，病情很快加重。
5月16日上午，他在广播里听到关于宋庆龄病情公告后，下午赶去探望。但是，宋庆龄已不能多说话了。在送别孙夫人时，他写下哀思和悼文，“她的高尚品格不但受到国内广大人民，而且也受到世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尊敬。”
陈翰笙后来虽很少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但我们编辑部的同仁，都铭记这位老前辈的业绩和风范。在创刊50周年前夕，社里派出两位年轻记者去专访这位105岁老领导，看望这位跨越了三个世纪，曾在国际运动中叱咤风云，为新中国默默奉献，而又与本刊有过一段奇缘的世纪老人。专文刊发于2002年第一期。两年后，这位生于1897年2月的世纪老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年108岁。
今天，在纪念这位前辈诞辰120周年之际，忆及当年他的教诲：铸剑为犁。那正是在联合国总部广场上屹立的那尊青铜塑像，形象地表达了世人渴望的梦想。这或可悟出老人与挚友致力的使命：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