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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高考落榜了，只得回家种地。但不知为什么，我一上地，心里就发慌，心不在焉，怯出力，侍弄庄稼一窍不通。
那年阳春四月，地耕了，肥料上了，天气很热，社员们地里劳动，远远看就像浮动的油标，都忙着犁地播种。我家里贫困，经济拮据，好不容易东挪西凑买了两袋尿素，文化程度不高、年龄不大的哥哥一锄头挖一个坑，我逐个坑抓一小撮尿素扔下，再点下三粒玉米籽。到了庄稼出苗季节，邻居家地里苗齐苗壮，而我家玉米苗出得稀稀拉拉，黄不拉唧。邻居老大伯说，孩子，种玉米不是这个种法，尿素用来追肥，不能直接在玉米窝里撒，你这么弄，等于把苗烧死了。于是，我赶紧补种，结果玉米地里长成了爷孙三辈，有熟了的、有半熟的，还有未熟的。收获时，别人家里一亩玉米打一千多斤，而我种的玉米还不到五百斤。后来我依葫芦画瓢，看别人咋种我就咋种。种地逐渐摸索出了经验，家里有了粮吃;栽种烤烟等，增加了收入，日常生活从此不发生问题。
忙完地里的农活儿，无聊没事干，我就闭门不出，沉迷在书香之中不能自拔。这当儿家里住的老窑洞忽然塌陷，我就借住在生产队里的一间饲养室里。这里是全队人流集散中心，嗜书如命的我不敢明目张胆地看，而是偷偷地看，因为村里人大多不识字，爱笑话读书人。
每天，我住的饲养室人来人往，蜂拥不断，他们三七二八谝个不停，消磨时间。等人散声消，已是晚上十点以后，这时万籁俱寂，我偷偷地拿起笔写起来，村民有趣的事、有趣的人，我稍作加工整理，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好，放到信封里，第二天偷偷寄出去。那时候，投寄稿件不贴邮票，信封上注明投稿字样就行。我投出去的小说都石沉大海，即使偶尔有回信，都是退稿信。有一次《甘肃文艺》一位编辑给我的退稿信上说，你的文字乡土气息浓厚，但小说故事情节太简单，建议你多观察生活，注意写一些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给我们寄来等等。
务农种地拴不住我的心，看书投稿登不上报刊，但我就是爱看书。有好看的书，好看的文章反复诵读，百读不厌，乐此不疲。有一天，在外乡当乡邮递员的同学兴冲冲地来我家里，他拿来一张《甘肃农民报》，说他的稿子上报了。我一看报缝登着五十多个字的简讯，题目是《愿甘肃农民报越办越好》，同学名字赫然变成了铅字。我心想，这也叫文章？但就是这份报纸，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后来，他又拿了一张报纸，说他的一条简讯又刊登了。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除了有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的文学杂志外，还有刊登新闻的报纸。认真地阅读了几份报纸后，我发现上面刊登的东西似乎我们这儿也有。新闻就是比较新奇的东西，这不难写啊！
《甘肃农民报》上有个农家富信息专版。邻居大嫂用生粮食酿造的食醋味道香醇可口，使人胃口大开。于是，我详细了解了做醋的全过程，写了一篇《介绍一种新的做醋方法》投给《甘肃农民报》，想不到一周后被该报三版头条刊登，文章有八百多字，报社给我寄了五元钱稿费。我高兴极了，这时，全省各地的信件像雪片搬飞来，都是询问做醋的具体细节，来不及回信，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关于纯生粮食做醋的补充意见》，又被该报刊出，又得了五元钱稿费。
看到《甘肃日报》读者来信版上有个“精神文明”专栏。邻居王大伯女婿一年四季奉献真心，真誠地孝敬岳父岳母，村里人称赞有加。我就写了一篇《邻家有个好女婿》的新闻故事，九百多字，投给《甘肃日报》，想不到在《甘肃日报》四版头条刊登。
写新闻比写小说强多了，从此，我全身心投入新闻写作上。为了能看上报纸，我就和乡邮递员套近乎，和邮电所所长交朋友。瓜果成熟的季节，我用所得的稿费买上瓜果让他们吃，稿费领多了，隔段时间请他们到街上撮一顿。这样我进乡邮电所来去自由。营业员忙时，我帮忙分发报纸，闲时就静下心来，坐在邮电所阅读报纸，像《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陇东报》等，凡是能看到的报纸，我几乎都要浏览一遍。时间一长，我逐渐摸索出了写新闻的窍门。啥叫新闻，就是别的地方不曾出现的新鲜事，能让人眼前一亮、有正确导向的人和事。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好新闻。
在农村写作，是不被人看好的。因为我这个高考落榜生不爱种庄稼，就爱傻读书，傻投稿。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我写好了两份稿件装进信封，不料被村里一位所谓精明读书人发现了。他很惊讶，你大学考不上，还能写出什么文章？文章是你这号人写的吗？你做梦吧！为了杀杀他的傲慢与偏见，我说既然你知道了，我就给你说句实话吧，我写稿不是做梦，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你看看，我在省报上已经发表了不少。说着我一下拿出十几份样报让他看，他惊得一惊一乍的，看着看着，虽然不言语了，但还是一种怀疑不相信的目光，好像我的文章是抄袭别人似的。
1984年8月开始到年底，四个月时间，我大大小小刊登了二十九篇新闻稿件，当年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还参加了县里的表彰会，这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信心。我知道写新闻既宣传了别人，也推介了自己。从此我时时关注，处处留心，看到一些新鲜事就刨根问底，穷追不舍。我感觉我有写新闻的灵性和敏感性。去街上赶集，听说个体户李俊选顾上了保姆，一了解是真的，就写了《农民李俊选雇上了保姆》在省报刊出，还获得了省、市、县好新闻奖。宫河村主任王宏军女儿结婚不摆宴席，支持女儿旅游结婚。我就写了《村主任嫁女》被《甘肃日报》二版头条刊登，还加了评论员文章。农民潘俊民去陕西店头村挖煤，不但带动村里一大批青年很快脱贫致富，而且出巨资承包了两个煤矿，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于是我写了《扶贫采煤队跨省挖宝，三十困难户步入小康，青年农民潘俊民有胆有识有功》在《甘肃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编者还加了按语。一次我串门时，发现邻居抢吃大嫂蒸的苜蓿菜馍，我当即写了现场新闻故事《抢菜馍》刊登在《陇东报》二版头条，并获得了当年通讯员好新闻奖。
我们村里乡里但凡有点新鲜的人和事，几乎都被我写成了新闻，刊登在当地的报刊杂志上，从此，我就有了“乡村名记者”的美誉。我不管走到哪儿，都有熟人朋友，他们也乐意给我提供新闻线索。业余写新闻四年间，我的大名在省、市、县报刊电台挂上了号，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88年7月，《甘肃日报》高级记者苏正发向县广播电视局极力推荐我，从此我成为县局聘请的罗川乡广播电视站机线员。罗川广播电视站建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南山上，在那里，我一蹲就是十年。这十年内，我经常过着缸里没了水，盆里没了面的艰苦日子，但是坚持笔耕不辍，如《投资上涨猛于虎，夏粮丰收农民忧，正宁农民种一亩小麦倒贴十元钱》《高佳宁一棚辣椒种了六茬收入7万元》等许多获得全国、省、市好新闻一、二、三等奖的代表作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写出来的。 因为写作成绩突出，1995年，我破格被录用为国家正式干部，后来调入县广播电视台，正式当了记者。从此不管当记者、编辑、总编，还是当副台长、台长、县文广局副局长，我始终以新闻职业为生命，以从事新闻工作为己任，锲而不舍，始终如一，勇往直前。进了广播电视台，面对全新的挑战，我开始钻研摄像技术，学习掌握各种拍摄技巧。每天不分迟早，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日，只要有采访任务，就义无反顾，乐此不疲。白天扛起摄像机出发，晚上加班加点写稿，常常一熬一个通宵。因为自己从不言苦，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每年刊播新闻都在二百篇以上。省市广播电视作品评奖中，在台上我一直独占鳌头，总有几件作品获奖，最多的一年达八篇之多，成为台里“获奖专业户”。
当了副台长以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还是点名让我跟随他们出发采访。一些同行说，你已经当副台长了，主要任务是把好新闻导向关、审查关、文字关、播出关，你还常常跟随领导出发，不是自找苦吃吗？我说，领导点了我，我就要身先士卒，永远冲在前头。因为只有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才能抓拍到好的新闻。我回忆了一下，领导为什么经常点我随他们出发，不是说我学问有多好，而是我把新闻当成事业干，从来只干不说，要干就必须干好。采访时，我认真拍摄好每一个镜头，写好每一段文字，能抓住新闻眼，写的新闻首先让自己满意，然后才能让观众满意，这就是当记者的体会。
做一名合格新闻记者，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领导没有想到的，记者首先要想到;被采访对象没有想到的，记者同样也要想到。因为一些精彩镜头往往一瞬即逝，根本没有挽救补拍的可能！
当记者成了名人，但这名人不是处处有光环，有时候还得提防一些人的编派。1986年春，我上县城开会，县委宣传部一同行叮嘱我，以后要多写一些正能量的新闻，不要乌七八糟的见啥都写，给有关部门出难题、惹麻烦。当时我挺纳闷，我从来没有写过负面新闻啊！没多久，初中一位同学兴冲冲地来我家，眉飞色舞地说，他们村有个电霸，不但胡乱收费，且经常停电。他给报社投诉了多次都不顶用，但是借用我的名字一投即中。原来如此，我这才明白宣传部那位同行的意思了。气得我当场给了他一拳头，骂道，你太不地道了，竟冒我的名义给报社投诉，让我背黑锅，亏你想得出。
1992年9月，羅川一位青年，用我的名字给《甘肃农民报》反映他们村群众买的小麦良种因发霉变质，种地里不出苗的投诉信发给报社，《甘肃农民报》派出记者暗访后，在该报一版刊登了《不该下放的良种》一文，在县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相关部门负责人找到我，说你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用手中的笔乱写啥嘛！给他们工作造成被动。我莫名其妙，说我并没用写什么稿子抹黑你们啊？他们说，明明署的你名，还强辩？天哪！我真是有口难辩，白白挨了一顿批评。
还有一次，和我熟识的一位业余通讯员为了尽快上稿，抓读者眼球，他胡乱编造，想当然地写了自己所在的村子村民因长期吃沟涧里的水，导致儿童大骨节病多发，上学非常困难的读者来信后，省、市、县专门派人实地调查，结果该地区此类病治愈早已达标，多年从未有人犯过此病。有关部门要处理他。他害怕得不得了，竟红口白牙，说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让他写的稿件，还亲自给他改过稿件。你说气人不气人，最后我干脆和他断交，多年不曾来往。
写新闻让我有了一口饭吃，还得了一百三十多个奖项。结果有人嫉妒，心里失衡，经常遇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有一年一位职工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有点价值，先征得他本人同意，下足功夫写成了一篇新闻，当时还署了他的名。结果这篇作品获了大奖，好多人从中撺掇，给从来不写新闻的他出点子，说是我剽窃了他的新闻，吵闹着要证书奖品。我干脆放弃不要。我平均每年有五六件作品获奖，也不在乎这一次获奖。
真干的不如坐着看的。当了主管业务的副台长后，因为我刊登稿子多，上投稿件多，获奖作品多，拿的报酬也就多。事实就摆在那儿，一些不干事的就吹阴风，说我报刊上登的，广播电视播出的，所获的作品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次年终统计结果出来后，我一个人拿四千多元奖金，个别人一分钱也拿不到，就说局里制定的奖励制度有问题。此人话一出口，局长大怒。他说制度是给大家制定的，有本事多学习，多写东西，多领奖金，不要害红眼病，这样做不好。局长是大风大浪过来的人，能知人善任，而我在新闻媒体工作二十多年 ，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这才处于不败之地。
我从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新闻记者、编辑、总编、副台长、县广播影视局副局长兼广播电视台台长，这辈子我觉着没有虚度年华，活得很充实，我知足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
那年阳春四月，地耕了，肥料上了，天气很热，社员们地里劳动，远远看就像浮动的油标，都忙着犁地播种。我家里贫困，经济拮据，好不容易东挪西凑买了两袋尿素，文化程度不高、年龄不大的哥哥一锄头挖一个坑，我逐个坑抓一小撮尿素扔下，再点下三粒玉米籽。到了庄稼出苗季节，邻居家地里苗齐苗壮，而我家玉米苗出得稀稀拉拉，黄不拉唧。邻居老大伯说，孩子，种玉米不是这个种法，尿素用来追肥，不能直接在玉米窝里撒，你这么弄，等于把苗烧死了。于是，我赶紧补种，结果玉米地里长成了爷孙三辈，有熟了的、有半熟的，还有未熟的。收获时，别人家里一亩玉米打一千多斤，而我种的玉米还不到五百斤。后来我依葫芦画瓢，看别人咋种我就咋种。种地逐渐摸索出了经验，家里有了粮吃;栽种烤烟等，增加了收入，日常生活从此不发生问题。
忙完地里的农活儿，无聊没事干，我就闭门不出，沉迷在书香之中不能自拔。这当儿家里住的老窑洞忽然塌陷，我就借住在生产队里的一间饲养室里。这里是全队人流集散中心，嗜书如命的我不敢明目张胆地看，而是偷偷地看，因为村里人大多不识字，爱笑话读书人。
每天，我住的饲养室人来人往，蜂拥不断，他们三七二八谝个不停，消磨时间。等人散声消，已是晚上十点以后，这时万籁俱寂，我偷偷地拿起笔写起来，村民有趣的事、有趣的人，我稍作加工整理，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好，放到信封里，第二天偷偷寄出去。那时候，投寄稿件不贴邮票，信封上注明投稿字样就行。我投出去的小说都石沉大海，即使偶尔有回信，都是退稿信。有一次《甘肃文艺》一位编辑给我的退稿信上说，你的文字乡土气息浓厚，但小说故事情节太简单，建议你多观察生活，注意写一些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给我们寄来等等。
务农种地拴不住我的心，看书投稿登不上报刊，但我就是爱看书。有好看的书，好看的文章反复诵读，百读不厌，乐此不疲。有一天，在外乡当乡邮递员的同学兴冲冲地来我家里，他拿来一张《甘肃农民报》，说他的稿子上报了。我一看报缝登着五十多个字的简讯，题目是《愿甘肃农民报越办越好》，同学名字赫然变成了铅字。我心想，这也叫文章？但就是这份报纸，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后来，他又拿了一张报纸，说他的一条简讯又刊登了。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除了有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的文学杂志外，还有刊登新闻的报纸。认真地阅读了几份报纸后，我发现上面刊登的东西似乎我们这儿也有。新闻就是比较新奇的东西，这不难写啊！
《甘肃农民报》上有个农家富信息专版。邻居大嫂用生粮食酿造的食醋味道香醇可口，使人胃口大开。于是，我详细了解了做醋的全过程，写了一篇《介绍一种新的做醋方法》投给《甘肃农民报》，想不到一周后被该报三版头条刊登，文章有八百多字，报社给我寄了五元钱稿费。我高兴极了，这时，全省各地的信件像雪片搬飞来，都是询问做醋的具体细节，来不及回信，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关于纯生粮食做醋的补充意见》，又被该报刊出，又得了五元钱稿费。
看到《甘肃日报》读者来信版上有个“精神文明”专栏。邻居王大伯女婿一年四季奉献真心，真誠地孝敬岳父岳母，村里人称赞有加。我就写了一篇《邻家有个好女婿》的新闻故事，九百多字，投给《甘肃日报》，想不到在《甘肃日报》四版头条刊登。
写新闻比写小说强多了，从此，我全身心投入新闻写作上。为了能看上报纸，我就和乡邮递员套近乎，和邮电所所长交朋友。瓜果成熟的季节，我用所得的稿费买上瓜果让他们吃，稿费领多了，隔段时间请他们到街上撮一顿。这样我进乡邮电所来去自由。营业员忙时，我帮忙分发报纸，闲时就静下心来，坐在邮电所阅读报纸，像《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陇东报》等，凡是能看到的报纸，我几乎都要浏览一遍。时间一长，我逐渐摸索出了写新闻的窍门。啥叫新闻，就是别的地方不曾出现的新鲜事，能让人眼前一亮、有正确导向的人和事。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好新闻。
在农村写作，是不被人看好的。因为我这个高考落榜生不爱种庄稼，就爱傻读书，傻投稿。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我写好了两份稿件装进信封，不料被村里一位所谓精明读书人发现了。他很惊讶，你大学考不上，还能写出什么文章？文章是你这号人写的吗？你做梦吧！为了杀杀他的傲慢与偏见，我说既然你知道了，我就给你说句实话吧，我写稿不是做梦，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你看看，我在省报上已经发表了不少。说着我一下拿出十几份样报让他看，他惊得一惊一乍的，看着看着，虽然不言语了，但还是一种怀疑不相信的目光，好像我的文章是抄袭别人似的。
1984年8月开始到年底，四个月时间，我大大小小刊登了二十九篇新闻稿件，当年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还参加了县里的表彰会，这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信心。我知道写新闻既宣传了别人，也推介了自己。从此我时时关注，处处留心，看到一些新鲜事就刨根问底，穷追不舍。我感觉我有写新闻的灵性和敏感性。去街上赶集，听说个体户李俊选顾上了保姆，一了解是真的，就写了《农民李俊选雇上了保姆》在省报刊出，还获得了省、市、县好新闻奖。宫河村主任王宏军女儿结婚不摆宴席，支持女儿旅游结婚。我就写了《村主任嫁女》被《甘肃日报》二版头条刊登，还加了评论员文章。农民潘俊民去陕西店头村挖煤，不但带动村里一大批青年很快脱贫致富，而且出巨资承包了两个煤矿，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于是我写了《扶贫采煤队跨省挖宝，三十困难户步入小康，青年农民潘俊民有胆有识有功》在《甘肃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编者还加了按语。一次我串门时，发现邻居抢吃大嫂蒸的苜蓿菜馍，我当即写了现场新闻故事《抢菜馍》刊登在《陇东报》二版头条，并获得了当年通讯员好新闻奖。
我们村里乡里但凡有点新鲜的人和事，几乎都被我写成了新闻，刊登在当地的报刊杂志上，从此，我就有了“乡村名记者”的美誉。我不管走到哪儿，都有熟人朋友，他们也乐意给我提供新闻线索。业余写新闻四年间，我的大名在省、市、县报刊电台挂上了号，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88年7月，《甘肃日报》高级记者苏正发向县广播电视局极力推荐我，从此我成为县局聘请的罗川乡广播电视站机线员。罗川广播电视站建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南山上，在那里，我一蹲就是十年。这十年内，我经常过着缸里没了水，盆里没了面的艰苦日子，但是坚持笔耕不辍，如《投资上涨猛于虎，夏粮丰收农民忧，正宁农民种一亩小麦倒贴十元钱》《高佳宁一棚辣椒种了六茬收入7万元》等许多获得全国、省、市好新闻一、二、三等奖的代表作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写出来的。 因为写作成绩突出，1995年，我破格被录用为国家正式干部，后来调入县广播电视台，正式当了记者。从此不管当记者、编辑、总编，还是当副台长、台长、县文广局副局长，我始终以新闻职业为生命，以从事新闻工作为己任，锲而不舍，始终如一，勇往直前。进了广播电视台，面对全新的挑战，我开始钻研摄像技术，学习掌握各种拍摄技巧。每天不分迟早，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日，只要有采访任务，就义无反顾，乐此不疲。白天扛起摄像机出发，晚上加班加点写稿，常常一熬一个通宵。因为自己从不言苦，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每年刊播新闻都在二百篇以上。省市广播电视作品评奖中，在台上我一直独占鳌头，总有几件作品获奖，最多的一年达八篇之多，成为台里“获奖专业户”。
当了副台长以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还是点名让我跟随他们出发采访。一些同行说，你已经当副台长了，主要任务是把好新闻导向关、审查关、文字关、播出关，你还常常跟随领导出发，不是自找苦吃吗？我说，领导点了我，我就要身先士卒，永远冲在前头。因为只有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才能抓拍到好的新闻。我回忆了一下，领导为什么经常点我随他们出发，不是说我学问有多好，而是我把新闻当成事业干，从来只干不说，要干就必须干好。采访时，我认真拍摄好每一个镜头，写好每一段文字，能抓住新闻眼，写的新闻首先让自己满意，然后才能让观众满意，这就是当记者的体会。
做一名合格新闻记者，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领导没有想到的，记者首先要想到;被采访对象没有想到的，记者同样也要想到。因为一些精彩镜头往往一瞬即逝，根本没有挽救补拍的可能！
当记者成了名人，但这名人不是处处有光环，有时候还得提防一些人的编派。1986年春，我上县城开会，县委宣传部一同行叮嘱我，以后要多写一些正能量的新闻，不要乌七八糟的见啥都写，给有关部门出难题、惹麻烦。当时我挺纳闷，我从来没有写过负面新闻啊！没多久，初中一位同学兴冲冲地来我家，眉飞色舞地说，他们村有个电霸，不但胡乱收费，且经常停电。他给报社投诉了多次都不顶用，但是借用我的名字一投即中。原来如此，我这才明白宣传部那位同行的意思了。气得我当场给了他一拳头，骂道，你太不地道了，竟冒我的名义给报社投诉，让我背黑锅，亏你想得出。
1992年9月，羅川一位青年，用我的名字给《甘肃农民报》反映他们村群众买的小麦良种因发霉变质，种地里不出苗的投诉信发给报社，《甘肃农民报》派出记者暗访后，在该报一版刊登了《不该下放的良种》一文，在县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相关部门负责人找到我，说你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用手中的笔乱写啥嘛！给他们工作造成被动。我莫名其妙，说我并没用写什么稿子抹黑你们啊？他们说，明明署的你名，还强辩？天哪！我真是有口难辩，白白挨了一顿批评。
还有一次，和我熟识的一位业余通讯员为了尽快上稿，抓读者眼球，他胡乱编造，想当然地写了自己所在的村子村民因长期吃沟涧里的水，导致儿童大骨节病多发，上学非常困难的读者来信后，省、市、县专门派人实地调查，结果该地区此类病治愈早已达标，多年从未有人犯过此病。有关部门要处理他。他害怕得不得了，竟红口白牙，说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让他写的稿件，还亲自给他改过稿件。你说气人不气人，最后我干脆和他断交，多年不曾来往。
写新闻让我有了一口饭吃，还得了一百三十多个奖项。结果有人嫉妒，心里失衡，经常遇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有一年一位职工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有点价值，先征得他本人同意，下足功夫写成了一篇新闻，当时还署了他的名。结果这篇作品获了大奖，好多人从中撺掇，给从来不写新闻的他出点子，说是我剽窃了他的新闻，吵闹着要证书奖品。我干脆放弃不要。我平均每年有五六件作品获奖，也不在乎这一次获奖。
真干的不如坐着看的。当了主管业务的副台长后，因为我刊登稿子多，上投稿件多，获奖作品多，拿的报酬也就多。事实就摆在那儿，一些不干事的就吹阴风，说我报刊上登的，广播电视播出的，所获的作品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次年终统计结果出来后，我一个人拿四千多元奖金，个别人一分钱也拿不到，就说局里制定的奖励制度有问题。此人话一出口，局长大怒。他说制度是给大家制定的，有本事多学习，多写东西，多领奖金，不要害红眼病，这样做不好。局长是大风大浪过来的人，能知人善任，而我在新闻媒体工作二十多年 ，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这才处于不败之地。
我从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新闻记者、编辑、总编、副台长、县广播影视局副局长兼广播电视台台长，这辈子我觉着没有虚度年华，活得很充实，我知足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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