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看的书，无非是贴近生活的大众读物或是迎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对于历经时间考验的大家作品，以及一些名人传记、学人精品，大多数读者往往不敢涉足，总以为那些作品距离我们很远，或与我们“无关”，以致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亲友、晚辈都接受了我们的“暗示”，或延续了我们的“思维”而远离这些被认为“高不可攀”的读物。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认知的“误区”。其实大家之作看似离大众读者“很远”，但只要你接近他的作品，读一本他的书，你就会了解他们和读者只是一本书的距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阅读了朱正先生研究鲁迅的专著《一个人的呐喊》。这可以说是“鲁迅传记”，然而又不像传记那样读起来艰涩呆板和平铺直叙，而是与大众“聊天”般的既有故事情节，又有个人评议的“散文式”体裁。例如，目前网络上不乏对鲁迅和发妻朱安的“八卦”、“闲言”。而《一个人的呐喊》不仅仅有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记载，也透露了鲁迅先生婚姻生活的心路历程和难言之隐。在《母亲的礼物》一章中，作者从鲁迅当年与朱安的家境说起，论及二人从表面的相识到思想观念的疏离，以致之后造成了婚姻的有名无实，均有根有据地讲述了这段故事。言外之意，鲁迅也是有着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他追求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需求。
　　鲁迅在我们心目中的确像一位“神”。在读者心中，他是左翼作家“旗手”、是“民族魂”，他那面孔总是那么严肃、生冷，像一尊高大的塑像矗立在“文化”人的心中。可当你读了《一个人的呐喊》，突然感到身材矮小、面容消瘦的鲁迅在与你面对面地对话。
　　该书从鲁迅的幼年说起，谈到童年的遭遇，家道没落：祖父入监、父亲病重，造就了鲁迅的坚韧而内敛的性格。青年时代的坎坷尤其是日本求学的境遇磨练了他的个性，注定了他的追求。以后的回国，一步步走上“左联”的革命道路，决不是一腔热血促成的。这其中有机遇、有矛盾、有无奈，更有心理上和思想的折磨与斗争。这些内容，作为“鲁迅研究”者，朱正先生列举了大量史实，查证了大量依据，其中有鲁迅本人和友人的信件，有书刊的记载，有鲁迅即时的便笺，还有不少老照片予以佐证。作者甚至对一些书刊中的谬误之处也一一进行比对和勘误。读了这本“专著”，读者会一下子与作者和书中主人公拉近了距离。所谓“大家”不是正襟危坐、遥不可及的幻象，一本书就可以把作者的所思所想、主人公的音容笑貌融入读者的心中。
　　在《一个人的呐喊》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鲁迅，而且从他的故事中了解到作者朱正先生的“阅读量”和“知识面”的惊人：作为读者，我们只知道鲁迅先生作为“左联”领头人的作为和结局，却不知其中的细节。比如他是如何由一个争取正义、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走向追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人的。他在成为一个革命作家过程中，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诸多外在的影响和内心的思考、矛盾、斗争、抉择以致最后做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牺牲。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思维无异于常人，只不过他的经历造就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选择。书中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会给读者一个结论——“左翼旗手”的称号最终自然而然、毫无疑义地落在鲁迅的头上。
　　在一些故事里，不仅让读者看到鲁迅外在的坚韧，也看到他内心柔软的一面。比如他与许广平的相识、相知与相恋；他与职业革命家瞿秋白的莫逆之交，他与冯雪峰的关系与发展，他与进步青年作家萧乾、萧红的交往，以及他与其弟周作人失和的来龙去脉等等，都有理有据地加以阐述和说明，并有可以信赖的人物行为和文字记载加以证实。
　　此处颇值一提的，一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相识、相知、相恋起源于许广平给鲁迅的第一封信。女师大学生许广平在洋洋千言的书信中坦言表示“希望得到老师比在教室里授课更多的教导”并对女师大的学潮直抒己见。许广平的出现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和同情。女师大的学潮不仅是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火花的引擎，更是爱情种子的沃土，鲁迅虽然是被动的，但终被许的热情所感动。在他们同居之后，读者还会意外地发现，在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有着与常人无异的“小女人”与“大丈夫”之间的“行为落差”。在该书《新生活》一章中，鲁迅在回复友人因听到一些有关他与许广平的传言而关注和询问时，有这样的文字：“……但是，说到这里为止，疑问之处尚多，恐怕大家都还是难于‘十分肯定’的，不过我且说到这里为止吧，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书中也有较具体的叙述，在上海，鲁迅参加文友活动、应邀聚会，均借口“她是看孩子的，不会社交”而把许广平留在家中。而许广平是一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新女性”，在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曾写过一篇《“鲁迅年谱”的经过》有如下的文字：“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这确实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笔者以为，生活中的鲁迅在社会现实面前也或多或少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他并不是一个“革命的完美主义者”。他也在潜意识里认可了“女人相夫教子”的旧意识；而许广平的“新女性”思想与他昔日的偶像爱人起码在心理和意识上发生过冲突。书中的这一段详实的记述，虽然在全书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却凸显了该文献记录的可信度与人物质感，进一步证明该著作的理性、感性、真实性。
　　二要提及的是鲁迅与职业革命家瞿秋白友情之缘由与基础。在《知己瞿秋白》一章里，读者看到鲁迅与瞿秋白的相识虽是由冯雪峰“引荐”，但他们的文字交往却早有默契。这里从一封瞿秋白给鲁迅的信中可窥见一斑：“……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样。”由此可见作为文人革命者的瞿秋白，与鲁迅有着“不见如故”的感觉。两个文人有着共同的志趣与目标。良知与信念、执着与坚定，把他们的友情契合得牢不可破。
　　“文人”这个字眼，对革命家瞿秋白来说似乎有些轻。因为他在革命的洪流中舍生取义，抛头颅洒热血。虽然鲁迅的“革命性”没有瞿秋白那样激进，但这并不影响他与鲁迅惺惺相惜的挚友之情。鲁迅从不无理由地称赞一个人，然而他却赠予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鲁迅与瞿秋白既是文友又是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同道”。
　　说到瞿秋白的革命业绩，我又想到朱正先生的另一部鸿篇巨制《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读者可能对这部著作的名称“学人精品”感到沉重，但是，这“精品”能让读者获取在其他读物中找不到的知识。在《斯特拉霍夫同志——从共产国际档案看瞿秋白》（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的俄语名）一章里，读者会看到瞿秋白作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参与共产国际一些会议活动的作为和表现；你会看到一位革命者瞿秋白。他流利的俄语，他追随共产国际的革命見地和思路都影响着当年中共的行动步伐，连陈独秀都欣赏和执行他的主张，由此看出瞿秋白在当年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部书中，朱正先生甚至把一些其他译作中的谬误加以勘正。读者不能不为“大家”的专、精、细而拍案，因为他们的考证和追究是超越了一般作者或读者的认知内涵的，而我们读起来却亲切轻松。
　　朱正先生不以“大家”自居，他的著作虽具有专业性，但文字通俗易懂，语言饶有趣味，的确让非专业的读者也看得懂且能与作者的思想发生共鸣。朱正先生非常注重“考证”、“博观”。朱先生说：“有的年轻朋友不知底细，说我‘学识渊博’，他不知道其实我一点也不‘渊博’，书中我所引证的那些材料，许多都是现买现卖，临时从手边的工具书里找出来的。”他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里面的《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为例，指出译者缺少中共党史方面的知识，不知道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一场肃反运动，以致整篇译文里根本没有出现“肃反运动”这个专有名词，全部误译为在中共党史上没有文献根据的“肃清运动”了。有些俄文方面的疑难问题，朱正先生是向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蓝英年先生请教才解决的。可见“学者”这一称号是要付出很多为读者所见不到的辛苦得来的。朱正先生还谦虚地说，这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文译著虽然出现不少误译，但还是给了他很大帮助，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不仅引起他考证史料的兴趣，也考验着他研究史料、甄别正误的毅力。
　　看了朱正先生的“专著”，突然感到学者在与大众读者面对面地亲切交谈。
　　过去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虽失之偏颇，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开卷有益！只要多看一本书，我们就会与未知的世界接近一步，和历史的真实靠得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