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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
陈小鲁的家不远就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在这片胡同交错的区域里，散落着大门紧闭的深宅大院和正在改造的大杂院。陈小鲁家里的装修还是上世纪的风格，和平常人家无二。
面对蜂拥而至的采访邀约，陈小鲁并不抗拒媒体：“拒绝谁都不好，总要与人为善吧。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他这场具有轰动效应的行为要从二个月前说起。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参加了一场特别的道歉会。他作为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与学生代表们一起，为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向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偿还多年的心债。当时，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
“这次公开的道歉源于对‘文革’的长期反思，特别是今年8月18日黄坚传给我的8张照片。”陈小鲁告诉记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47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秘书长黄坚，将一组有关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的老照片发给了陈小鲁。
“看着这8张照片，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觉得必须要公开正式地向老师道歉。”陈小鲁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
陈小鲁写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反思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做了一件让他后悔终生的事，“8月19日，我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
陈小鲁直言那时的自己想法比较简单，以为开个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组织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21号到22号之间，我们学校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实际上是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陈小鲁说，“在成立纠察队之前我并没有什么名气。”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陈毅告诉陈小鲁：“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陈小鲁也淡出运动了，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转变
1992年陈小鲁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经商。
“其实，从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怀疑。”陈小鲁说。从体制内到自由之身，陈小鲁说自己是“两步走”。
1975年陈小鲁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处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陈小鲁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习小靳庄”。“那时我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盲从，我已经有自己的思考，对批邓很有抵触。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是我不批还不行，否则我就变成一个反对‘批邓’的人，关照我，培养我的领导他们不都要受累嘛。”
陈小鲁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他调动一下，“岳父一辈子在部队里，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野战军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打动了他，他体谅我的困惑。”
“‘批邓’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再也不说违心的话，毛主席说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那时我有所畏惧，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怕打成反革命，怕连累我的家人我的战友，这就是一种关系，迫使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陈小鲁说。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陈小鲁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我不说违心的话，怎么才能不说违心的话？离开体制，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接受1976年的教训，到了90年代，我想开了，我不当官了，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想去做自己的事情。”
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粟惠宁，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陈小鲁的家不远就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在这片胡同交错的区域里，散落着大门紧闭的深宅大院和正在改造的大杂院。陈小鲁家里的装修还是上世纪的风格，和平常人家无二。
面对蜂拥而至的采访邀约，陈小鲁并不抗拒媒体：“拒绝谁都不好，总要与人为善吧。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他这场具有轰动效应的行为要从二个月前说起。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参加了一场特别的道歉会。他作为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与学生代表们一起，为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向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偿还多年的心债。当时，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
“这次公开的道歉源于对‘文革’的长期反思，特别是今年8月18日黄坚传给我的8张照片。”陈小鲁告诉记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47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秘书长黄坚，将一组有关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的老照片发给了陈小鲁。
“看着这8张照片，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觉得必须要公开正式地向老师道歉。”陈小鲁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
陈小鲁写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反思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做了一件让他后悔终生的事，“8月19日，我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
陈小鲁直言那时的自己想法比较简单，以为开个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组织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21号到22号之间，我们学校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实际上是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陈小鲁说，“在成立纠察队之前我并没有什么名气。”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陈毅告诉陈小鲁：“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陈小鲁也淡出运动了，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转变
1992年陈小鲁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经商。
“其实，从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怀疑。”陈小鲁说。从体制内到自由之身，陈小鲁说自己是“两步走”。
1975年陈小鲁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处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陈小鲁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习小靳庄”。“那时我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盲从，我已经有自己的思考，对批邓很有抵触。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是我不批还不行，否则我就变成一个反对‘批邓’的人，关照我，培养我的领导他们不都要受累嘛。”
陈小鲁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他调动一下，“岳父一辈子在部队里，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野战军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打动了他，他体谅我的困惑。”
“‘批邓’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再也不说违心的话，毛主席说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那时我有所畏惧，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怕打成反革命，怕连累我的家人我的战友，这就是一种关系，迫使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陈小鲁说。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陈小鲁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我不说违心的话，怎么才能不说违心的话？离开体制，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接受1976年的教训，到了90年代，我想开了，我不当官了，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想去做自己的事情。”
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粟惠宁，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