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在实践过程中，他一直支持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支持它的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因为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前提，资本主义阶段所做的生产力积累，都将“为我所用”。
　　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所来之路时，一定不能忽视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渴望这一生物动力。改革开放之初衷，归根结底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目标从未过时，一切奋斗，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福祉。
　　“全面小康”实现在即，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也正在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对改革开放初衷的一脉相承。
　　新的问题也在出现，新的考验需要面对。

人的可能性

　　改革从农村开始。1978年的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在一份文件上按下了手印，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生产组织方式，雏形初现。
　　按手印这一行动，揭示着彼时中国农民的处境。富裕对他们而言，是一个超出想象能力的名词，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吃饱肚子。
　　18个农民自行其是的大冒险，得到了安徽省委以及中央不动声色的支持。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已在高层酝酿，农民自发的行动，实证的是中国社会对于变革的上下同气。
　　而改革从农村出发，正是应天顺人。彼时的中国社会，绝大部分人都有着一个固定的身份，农民的下一代还是农民，工人的下一代也是工人，人天生有自主的欲求和意志，但他们的可能性被僵化的制度所紧紧束缚。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占据总人口约80%的农民一直是个边缘化的存在，农村向城市输血，农业向工业输血，农业和农村徘徊在福利体系之外，是一个长期的事实。这种安排，支持了国家工业基础的建立，以及国防科技的发展，让民族得以避免“挨打”而独立。但所有人都勒紧裤带过日子，尤其农村大面积陷于绝对贫困，不符合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一改革成功的一条暗线，是它承认了人的自主的欲求和意志，让人们可以凭借个人的能力与努力，去寻求最好的结果，让个人对自己负责。这是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表现，尊重，释放了人的可能性。
　　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这一指标变化其实是对农村改革的肯定，大面积赤贫的农民获得了制度资源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当人们对未来怀抱希望，对更好的生活饱含憧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自信，而他们的自主性又获得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之后，各种创造性的举措便层出不穷，生活进入良性循环通道。

　　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铺展，农民和城市居民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对内的改革，把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逐渐转轨到市场，一步一步消除妨碍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和观念因素，个体和私营经济得以在城镇中迅速崛起，城市待业人群得以加入生产队列。对外的开放，引入外部投资，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也进一步瓦解旧思维，巩固新观念。
　　历史和文化基因赋予中国人的实用智慧，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再次大放异彩。在探索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以更大的魄力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层次，极大地释放着生产力发展动能，给社会注入信心。
　　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年那种普遍贫困，对个体来说，表面上看是物质的匮乏，其实是机会的匮乏。当人们对未来怀抱希望，对更好的生活饱含憧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自信，而他们的自主性又获得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之后，各种创造性的举措便层出不穷，生活进入良性循环通道。中国的发展奇迹，也逐步地搭建出轮廓。
　　社会结构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变化，从简单的“工人—农民”二元结构，向着多元共生的方向进化。多元的社会结构、职业分野，形成了多元的利益诉求，在不间断的冲突、合作和调适中，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理性化。

回到常识

　　理性化，首先是一个回到常识的过程。浪漫主义激情泛滥，理想干扰现实的局面，曾经淹没了人们对正常生活的理解能力，颠倒了一些常识性的逻辑。
　　一切的准则，都应当是从理性的现实生活中总结而来。合理的规则是被时间和实践长期检验为真，从而下自成蹊地变成了人们安行谨守的习惯。从文化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所破除的，是那些按照想象制定，不切实际地介入和干扰生活，造成混乱的规则。
　　破除之，则常识归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表过一封《潘晓来信》，就是一次民间自发寻求回归生活常识的试验。作者在深度吐露了自己的内心苦闷和困惑之后，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新的人生观，引起巨大反响。
　　“天下为公”一直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更是人民公仆理当严格奉行的信念。这一信念从政治生活延伸到社会生活，也是理想世界所应期待的局面。但其前提应该是常识性的，即必须考虑现实条件，如果极端化为平均主义，并以行政的方式予以保障，那就可能最终收获一个人人受损的结果。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对平均的激情强调，也影响了发展能力的积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作为一种简化的表述，虽然不尽完备，但也为人们理直气壮、自由独立地追寻更美好的生活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这一观念并不新，是人类社会前行的不宣之秘，在那个时代引起巨大的共鸣，反映的是人们对回归常识的渴求。今天我们知道，这其实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人格化体验。中国改革开放逐步为市场正名，明确指出市场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冲突，是上层建筑对理论本义的求真，对实践行为的务实。社会观念变化与上层理论革新的契合，进一步在文化上实现了高度共识。 　　常识回归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则是产权制度改革，或称“所有制改革”。具体做法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中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企业，改造成为政企分开、产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
　　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理解，唯有自己的东西，才会爱惜它，发展它，也唯有自己的东西，自己才有权利处置，寻求最有利的交易。清晰的产权，让掌握它的人有了以它为基础去订立契约的合法性，而契约支持着市场的运转。
　　产权改革的社会心理意义在于，它是一颗定心丸。当我们有了积累财富的空间，有了寻求美好生活的积极预期，还需要产权来确认和巩固成果，并获得进一步去创造的动力。
　　心安，志盛，谋高，发展就风起云涌。

未来可期，考验尚在

　　实际的发展过程，远非一句“回归常识”所能涵盖，政治运行必须为此付出艰巨的努力，在全面把握、细致分析和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冲突中，每一步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
　　回眸40年改革开放历程，政治上层对形势的判断、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选择的正确性，是支持中国蓬勃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中国奇迹”的首要推手。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而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仅次于美国。从经济增速角度看，1978-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4.5%，刨除年均4.8%通胀率，年均实际增速仍高达9.3%。用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话说，“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

产权改革的社会心理意义在于，它是一颗定心丸。当我们有了积累财富的空间，有了寻求美好生活的积极预期，还需要产权来确认和巩固成果，并获得进一步去创造的动力。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有切身体验，世界则有目共睹。13亿多人的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生产与消费并重的社会，也因此成为了任何一个国家和跨国企业都不敢轻视的市场，这个市场的消费层次还在向着更高端的方向攀升。消费型社会的角色，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会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的世界地位，增强民族自强自立的能力。
　　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新的考验。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水涨船高，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几无悬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大概率事件。但在逐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社会极化的问题正在成为新的挑战，“相对贫困”将会成为下一个社会公平的攻坚目标。
　　托马斯·皮凯蒂等领衔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利用详细实证的跨国比较资料，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呈现了1980年至2016年世界各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这份报告在对中国改革開放以来基尼系数变化的分析中指出，从1978年到1991年，中国名义上的人均GDP从385元增加到1912元，增长了大约5倍，但是，基尼系数只有些微的上升，从0.317增长到0.341。而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名义人均GDP又增长了将近10倍，但是基尼系数也从1996年的0.39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0.491，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位于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
　　数字给我们提出了警示。社会极化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公平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直接关乎改革开放的成就能否得以保持和深化。
　　在应对这一问题上，中国是有优势的。优势一方面来自传统经验，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缩短地区发展落差，是延续至今的历史性能力；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中国共产党对初心的强调，表明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从未改变，公平正义始终是制度性追求，在今天也正在努力转变为新形式的社会介入力量。
　　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其实就是让社会发展的目的回到人本身，让现实贴近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究竟如何，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考、文化思考，也应当是一种政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