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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的“人民”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1986年即提出“人本经济学”课题的常修泽教授。他表示，“人民主体”与马克思提到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应系统把握“人”的三层内涵；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排除两种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应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纠正某些片面性的误读。
记 者：应该如何理解您所说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
常修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内帕的信中强调，“除了摘出这句话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今天讲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可以并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一条线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线，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陡然上升；底下原本是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线，一条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线，之后城乡增长指数趋同。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线也在上升，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线”（可称为“国富线”）与“城乡居民收入线”（可称为“民富线”）两者离差很大，而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以致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反映了中国目前深刻的矛盾。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对此颇为关注。本人曾提出要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但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根据“十三五”期间着力“补短板”的精神，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未来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达到总人口的6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最后达到社会共生、共存和共富。
记 者：您提到要准确把握“人”的三层内涵，能否更具体地阐述？
常修泽：“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共享发展，涉及八个方面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供给、脱贫、教育、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健康中国及人口。在探讨共享发展时，要把握“人”的真谛，准确把握“人”的内涵，防止把人的内涵狭隘化，这需要从三个维度把握人的含义。
—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强调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关于社会共生，有三条建议：“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要补短板，一个也不能少，特别是脱贫工作。
—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注重代际公平，下代公平，给草根阶层提供上升通道。
—内核上“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特别强调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高端人本”。
记 者：为什么必须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
常修泽：这也不难理解。传统经济学存在两大问题：权力本位—政府主导型，根本问题是把人看成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物本位—GDP崇拜。在GDP崇拜—投资驱动型—政府主导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我们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这促生了“投资驱动型”模式，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导型”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和“官本”思维，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记 者：您认为应如何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常修泽：我想从五个方面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一、创新发展不只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
现在讲的创新发展是升级版的创新，是2.0版的创新。原来讲的创新多是科技创新，虽然有时也讲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但更多的是技术创新。如今提出创新的定位是“四创加一等”，“四加N”模型，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加一个“等”字。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是全面的创新，应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不仅贯穿国家的工作，而且贯穿党的工作，党也要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几大理论创新。第一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创新。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习总书记把其列为八大创新第二个的前半段，后边还有一句叫“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是另一个。第三个理论创新是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这是给五大发展定位，在当今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把它定位为第三大理论创新。第四个理论创新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决定论。这又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正式定位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基础上提出的。因为在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即后来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21年后，即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第一次提出“市场决定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2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后，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伴随“决定论”，有学者提出“驾驭论”观点，认为虽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在市场上有一股政府的力量在驾驭着。这就又回去了，是思想界的一种反复。本人2015年给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建议时，有一个关于理念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市决政用”，就是市场决定、政府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确实不能忽略，但“作用就是作用”，把其升格为“政府驾驭市场”，市场决定就被扭曲了。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拍板市场决定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又是一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的“人民”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1986年即提出“人本经济学”课题的常修泽教授。他表示，“人民主体”与马克思提到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应系统把握“人”的三层内涵；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排除两种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应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纠正某些片面性的误读。
记 者：应该如何理解您所说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
常修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内帕的信中强调，“除了摘出这句话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今天讲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可以并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一条线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线，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陡然上升；底下原本是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线，一条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线，之后城乡增长指数趋同。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线也在上升，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线”（可称为“国富线”）与“城乡居民收入线”（可称为“民富线”）两者离差很大，而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以致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反映了中国目前深刻的矛盾。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对此颇为关注。本人曾提出要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但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根据“十三五”期间着力“补短板”的精神，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未来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达到总人口的6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最后达到社会共生、共存和共富。
记 者：您提到要准确把握“人”的三层内涵，能否更具体地阐述？
常修泽：“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共享发展，涉及八个方面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供给、脱贫、教育、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健康中国及人口。在探讨共享发展时，要把握“人”的真谛，准确把握“人”的内涵，防止把人的内涵狭隘化，这需要从三个维度把握人的含义。
—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强调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关于社会共生，有三条建议：“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要补短板，一个也不能少，特别是脱贫工作。
—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注重代际公平，下代公平，给草根阶层提供上升通道。
—内核上“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特别强调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高端人本”。
记 者：为什么必须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
常修泽：这也不难理解。传统经济学存在两大问题：权力本位—政府主导型，根本问题是把人看成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物本位—GDP崇拜。在GDP崇拜—投资驱动型—政府主导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我们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这促生了“投资驱动型”模式，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导型”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和“官本”思维，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记 者：您认为应如何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常修泽：我想从五个方面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一、创新发展不只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
现在讲的创新发展是升级版的创新，是2.0版的创新。原来讲的创新多是科技创新，虽然有时也讲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但更多的是技术创新。如今提出创新的定位是“四创加一等”，“四加N”模型，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加一个“等”字。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是全面的创新，应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不仅贯穿国家的工作，而且贯穿党的工作，党也要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几大理论创新。第一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创新。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习总书记把其列为八大创新第二个的前半段，后边还有一句叫“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是另一个。第三个理论创新是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这是给五大发展定位，在当今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把它定位为第三大理论创新。第四个理论创新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决定论。这又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正式定位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基础上提出的。因为在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即后来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21年后，即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第一次提出“市场决定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2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后，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伴随“决定论”，有学者提出“驾驭论”观点，认为虽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在市场上有一股政府的力量在驾驭着。这就又回去了，是思想界的一种反复。本人2015年给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建议时，有一个关于理念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市决政用”，就是市场决定、政府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确实不能忽略，但“作用就是作用”，把其升格为“政府驾驭市场”，市场决定就被扭曲了。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拍板市场决定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又是一大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