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顾问约舒亚-库珀·雷默撰文，对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作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此为起点，国际国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炙手可热。
　　总的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界定基于三个共同点：一是历史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认识角度，都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中国30年来发展变化；三是都对其历史影响表示高度关注。但是在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及其未来发展前景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一般来看，国外学者相对比较乐观，甚至有夸大的成分；而国内学者则谨慎得多，甚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存在质疑。
　　由于中国模式还处于形成阶段，因此在我看来，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要达成一致的认识还缺乏充分的实际基础，但是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来分析和探讨中国模式，我们相对就能更准确地评估其已经发挥的历史作用，更清醒地认识到它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模式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意义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谈到国家安全问题时，通常把眼光转向国外，但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是否安全，关键是本国内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自我平衡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及社会发展能力。
　　“文革”使中国遭到了巨大的创伤。而在历史同期，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使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国际国内的巨大反差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至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中国人的“球籍”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创的中国模式使中国走出了当时面临的国家安全危机。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实现了初步小康的人民生活，民主政治初见成效，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不仅免除了中国的“球籍”之忧，而且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行之路，使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了中国，让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尊重中国，这在根本上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模式面临的历史考验
　　
　　在过去的30年多年里，中国模式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基本的战略路径，但是国家安全的内涵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影响国家安全的新问题还会不断涌现。在我看来，中国模式中的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家安全。
　　一是解决好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占据压倒性地位。但是任何一种模式，仅仅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一定的区域环境内发挥作用。中国模式虽然声誉鹊起，但不能过高估价，我们只能说，中国模式是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地域和民族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不能过高评价其普遍性。这与“决不当头”的外交思想是一致的。
　　二是中国模式能否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讨论中国模式，不可能离开当前中国的政治特性，中国当前的政治特性就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同时容许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存在，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就是极好的证明。这就是说，“一国两制”不仅是一项基本政策，它也成为中国模式内在的不可缺少的内容。
　　当前，中国模式面临着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的考验。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说，海峡两岸交往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祖国统一。从大陆方面来说，统一只能是在中国模式下的统一，“一国两制”就是基本的国策，也是必由之路；但对台湾来说，中国模式内在的部分特点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而现实的问题：中国模式能否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
　　中国模式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行性道路，但还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特别是在政治制度合理化方面还有很大改善空间。从总体上说，合理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离开合理的政治制度，更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的平衡发展。很难想象，在一个政治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不够合理、政治结构分化程度不高、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的国家，其经济、社会能够持久健康地发展。
　　中国模式已经使中国走上了复兴的道路。这一发展模式，将使我们完成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