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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外之趣，雅俗之分
烟火人间，一餐一饭才是生活最基本的细节。最家常的情感，往往蕴藏在厨房里，重情重义的中国人，在厨房里付出了细致琐碎的劳作，用慢火细炖的耐心和精巧有爱的创意，烹制出泱泱中华源远流长的美食文化，也让饮食在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同时，创造着事关人生幸福的美感体验，从而滋养出丰富多彩的生活美学。
明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宴请客人吃的饭，必然要比家常所食用的精致一些。而尋常米饭如何做到精致？跟李渔的做法一比，我们在米饭上撒芝麻、加粗粮之类的方式，就显得逊色许多。
首先，什么是精致的米饭？李渔说，要让米饭有香味。而什么样的香味才算精致？李渔的做法是，预先准备上一盅花露，饭刚熟便浇上去，浇上后再稍微焖一下，然后搅拌均匀，盛到碗里。如此烹制的米饭，香味沁人心脾，吃的人还以为是用了什么新奇的稻米品种，其实不过是寻常大米借了一点儿花露的清香。
米饭名为主食，实则不过是餐桌上的点缀之物，无论是宴席还是家常饮食，重头戏通常都是满桌的菜肴。而李渔连一碗不起眼的米饭都要做得如此讲究，其他生活细节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明末清初文坛上具有影响力和传奇色彩的文学家、艺术家，李渔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也备受争议。而他最大的“槽点”，莫过于他所表现出的对俗世生活的热衷，以及他身上至俗与至雅的融合统一。他俗得坦荡，更雅得无人能及。他的生活能力和艺术情趣结合起来，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为别致的明清生活美学范本。
明清时期的生活美学，既不同于魏晋时期闲置功名富贵，宽袍大袖，好清谈、喜超逸，自矜清高的生活风度，也不同于唐的繁复华丽、宋的朴素幽静。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井文化发达，风雅生活在集前人大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对感官体验的极致开发。人对物，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用关系，还能有精神层面的体察和互动。
明代文学家、画家陈眉公《小窗幽记》中有言：“清闲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须以闲人做闲事：临古人帖，温昔年书，拂几微尘，洗砚宿墨，灌园中花，扫林中叶。觉体少倦，放身匡床上，暂息半晌可也。”所谓“闲事”，便是“清玩”。
“清玩”又称“清供”或“清赏”，赏玩之物从书画、文房器物、金石古董到花卉奇石、禽鱼、窑器、竹器、漆器、香、茗等，名目繁多，历史悠久，可谓中国传统士大夫休闲自适、标榜身份、彰显风雅的文化符号般的存在。明清时，清玩更是蔚然成风，明末清初的著名书画鉴赏家吴其贞就认为，所谓雅俗之分，就在于有无“清玩”。也因此，一些贫寒文人也必焚香、啜茗，必置玩好，以追随这种极富文人雅趣的生活风尚。
但清玩之乐，并非简单的对器物的拥有和把玩，而是更多在于物外之趣，是人的感官面对方寸之物，所能探知的心灵极限。清玩之“清”，重在由所拥有之物引发的美感、快感和创造力、想象力等审美体验;清玩之“玩”，则在于人面对物的心灵介入，从声、色、味等感官知觉，深入到心灵的知觉和省察，拓展到超越物本身的心灵体验。所谓清玩，就是通过对物质的细致享用，实现精神层面的拓展和超越，它源于物，源于物的质地、色彩、形态或气味等，但绝不止于物，而是要抵达心灵世界的广阔天地。
“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的“物外之趣”，可以说是明清生活美学的精髓所在。
会心之处，不必在远
提出“性灵说”的“公安派”代表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种真乐，士若能享用其中一种，便生无可愧，死可不朽。
袁宏道的“五乐”，第一种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第二种是“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觥罍若飞，烛气熏天，巾簪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第三种是“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第四种是“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第五种是“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
这五种真乐，从极尽声色之乐，到极尽精神之乐，最后到超然于功名利禄和物质层面的得失，获得看破红尘般的超然洒脱。若和《红楼梦》的故事走向和书中极致的物质细节描写相对照，亦可见遥相应和之处，可见明清生活美学的物质观、享乐观以及价值观。
《世说新语》中有言：“会心处，不必在远。”能让人开心会意的地方，并非在于远处，只要有心，就近就可以得到。生活中的审美之乐在于眼前的细节，我们所拥有的物和眼前的景若有不足，是可以经由人心而加以创作、弥补的。
正如李渔所言，譬如他坐在窗内，看见有人行走于窗外，不要说看见年轻女子，心中便是一幅美人图，即使是看见老太太和老头子扶杖而来，落在心里的也是名人画幅中必不可少的景致。李渔以这样的心思观景，看见婴儿群戏，心里就是一幅百子图;即使所见为牛羊并牧、鸡犬交哗，那也是词客文情内未尝偶缺的题材。
李渔所著《闲情偶寄》，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八个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极广。李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及美学规律，他倾尽心血，将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学识储备倾注在此书中，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
极致的物质赏玩和享用背后，是审美力超越局限的声色之乐，所能抵达的自由和无限。同样的谷物，唯有李渔可以做出香气幽微的花露米饭，这是物经由人的心灵创造，给予那个赋予它灵魂之人的独特回馈。明清文人雅士正是通过对小小器物的深度把玩，适情养性，使心灵世界得以丰饶与富足。
也因此，李渔能引发广泛的共鸣。《闲情偶寄》一经出版，便极受欢迎，从那时起，历来文人雅士对其推崇者甚众，世人也争相阅读，正版盗版皆广为流传，在当时可谓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文化热潮，至今也经常被提及和引用。无论是何阶层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引发自己兴趣的角度。
林语堂在他所著《吾国与吾民》中，将《闲情偶寄》称为专事谈论人生娱乐方法的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他将李渔称为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和幽默大诗人，并对李渔对于生活艺术的透彻理解赞不绝口。林语堂说李渔所写，充分显现了中国人的基本精神。
闲事长物，事事深情
明代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少时英敏，博雅好古，醉心收藏，绝意仕进，且家财累世丰厚，常不惜重金购置器物，其所藏书画、玉石、古彝器等，在当时无人可比。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闻其名，特赐玺书征他出来做官，他都不愿接受。
项元汴亦有相关著述，其所著《宣炉博论》，为后人鉴赏宣德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而世人熟知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也是出自他的著作《蕉窗九录》。项元汴赏玩宣德铜炉有言：“熏燎既久，敷色渐磨，铜质显露，如良金在冶，晶光发越，宝焰陆离，莫可云喻。”宣德炉赏玩既久，器物颜色的变化、质地的显露，便已具有个性化特征，这取决于藏家把玩的微妙细节，换一个藏家，就可能换一种变化趋势。而项元汴所描述的观赏感受，更是完全取决于其内心，他眼中的“宝焰陆离”，换一个人，就会换一种感受;他所做的比喻“如良金在冶”，换一个人，也会换一种喻体;他所言的感受“莫可云喻”，换一个人，说不定反而会洋洋洒洒，言说不尽。
由此也可看出，清玩的生活美学，实际上是文人雅士对自己精神空间的诗意营造。人把玩物，也是通过精致、极致的细节，拓展感官世界的边界，以此滋养并抒发、寄托个人情怀，实现所谓“诗意地栖居”。人经由物，谱写着独属于自己的抒情诗。
如李渔所言，器物既得，便要讲求其位置摆放，为器物布局位置，和给人才安排位置是同样的道理。为人才設官授职，要注意使人才的特长与就任之地相互合宜;为器物布局位置，要务求摆放得纵横得当。若将需要随时取用的东西束之高阁，却将需要时时防备会损坏的东西放置在床头，这就像把善于处理繁杂事务的人才安排到清静无为的地方，把本该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文官安排在要去战场杀伐的武将位置上。
所以，有人才，还需善用人才;有器物，也需善用利用器物，充分发挥其价值，方圆曲直，务求恰如其分。中国的古人，正是通过对器物的安排和把玩，一展自己的才华、情趣、志向、韬略，同时也弥补现实世界对自己胸中丘壑的诸多限制。
人生的抒情诗，若全仰仗从外部世界获得机遇才能谱写，那恐怕将苦涩良多、煎熬甚众，快乐却短暂而又扑朔迷离。唯有在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搭建起一架能令人自洽的桥梁，诗意才可能如阳光般照耀到生活的角角落落，让人获得真正的慰藉和愉悦。而李渔之所以倾注心血写《闲情偶寄》，也正是因为“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庙堂之高，没有他的通途，他是通过清玩的小道，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施展毕生所学的大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文人的生活美学中，贯通着他们的经世之道。李渔说，若人能在器物陈设摆放这样的事情上施展才略，那么“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并且，由此就可以一窥全豹，看出此人是否具有庙堂经济的潜质。因为，“未闻有颠倒其家，而能整齐其国者也”，连自己的家都不能排布妥当的人，岂会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明代作家、画家、园林设计师文震亨，也表达过相似的理念。文震亨著有《长物志》，书画家沈春泽为其作序说：“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观察与品评一个人，通过观察其收藏和品鉴清玩的雅好，就能见其才情。人与雅好相互成就，更彼此塑造，人生境界、理想追求的差异，也由此悄然分层。
长物，本意为多余之物、无用之物。文震亨《长物志》中所列之物，皆为晚明文人清居生活之物，该书体现了对晚明文人生活方式的完整总结，反映了晚明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长物志》全书共12卷，涉及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方面，内容涉及面亦极为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也是为明代士人所整理的一本晚明文化读本。
文人意趣，于对生活细节和器物的努力探索中，亦渗透、积累了他们对文明、文化的探求。书名“长物”，取“身外余物”之意，无关事关生存的实用技能，却正切中了文学艺术的本质所在。
只是，玩物本为尚志，但玩物过了头，又难免导致丧志。魏晋风度生活美学的形成，本质上源自时人对混乱、痛苦的社会现实的逃避心理;明清生活美学的演化，本质上则体现出一种自我陶醉的得过且过。当日常小事、小物件，皆能从中挖掘体察出无限的意蕴，不知不觉间，就容易走向另一种狭隘和封闭。
闲情雅致，本该先有“闲”，再去追求“雅”。但当“雅”的获得变得更加容易，那追求“雅”的人群就会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展。当人们更多享受舒适易求的长物闲赏，在器物上寄托人生理想与追求，一旦超过合理的尺度和比例，失去了家国天下的情怀与格局，就会导致新的社会危机。
正如《红楼梦》里，极致的物质享受湮灭了人的蓬勃朝气，繁华便只能走向落幕，人经由物获得的美，无论发达、发展到何等地步，终究还是要实现人与物的和谐与平衡。浅尝辄止不好，过犹不及更不行。生活美学之于生活，恰如放飞的风筝，可以高飞，却终究不能脱离真实的生活。闲事长物，事事深情，玩物的风箏线上，必须牵扯着对生活的深沉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