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贵州毕节的留守儿童自杀悲剧，暴露了我国留守儿童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严重问题。公益组织“上学路上”近日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的“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明显高于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如果不能每三个月见一次父母，孩子的“烦乱指数”会陡然提升，如果每周跟父母联系一到两次，孩子的“烦乱指数”会明显下降。
　　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留守儿童难以像其他孩子那样，获得来自父母的物质关爱和情感呵护，由此给他们的身心成长和人格发育造成负面影响，令他们面临成长障碍，出现人格缺陷。近年来，一些部门和机构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如2012年中国人口宣教中心等机构发布《留守儿童健康人格报告》，2013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等单位完成《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在学习焦虑、与人沟通焦虑、处事敏感等方面存在人格缺陷，生活抚育、教育监护、安全保护等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次“上学路上”发布的《白皮书》，揭示了社会对留守儿童心灵关怀的重大缺失，以及这种缺失与留守儿童出现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
　　据《白皮书》测算，全国15.1%的留守儿童即近1000万孩子几乎全年见不到父母，4.3%的孩子即260万孩子全年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孩子全年见不到父母，既有父母工作忙或难以承受相关费用的客观原因，也有一些父母主观上对孩子不重视、不关心的原因——父母工作再忙，收入再低，每年回家看孩子一次，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即便每年回家一次也有困难，每周或每个月给孩子打一次电话总可以吧！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只能说明父母不是“无力”，而是“无心”。
　　这次毕节自杀的4个孩子，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外出打工，没有交代或托付任何人帮忙照顾留守的孩子，父母对孩子如此“无心”，罪错断不可推脱。我们呼吁“请把父母留给孩子”，但为人父母者更要有“把自己留给孩子”的意识，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第一步。
　　一些外出打工的父母对留守的孩子“无心”，本身也反映出大环境对留守儿童保障和关怀不力。从根本上说，要解决留守儿童存在的諸多问题，需要“取消”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这在逻辑和实践上有两个办法，一是农村和相对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得到大幅改善，孩子的父母在家乡能实现就业创业，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二是城市充分善待进城务工人员，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生活条件，为他们的随迁子女提供公平的教育服务，使打工者可以带着孩子在城市生活，让孩子无需长期在家留守。
　　这两个办法都是着眼于“治本”的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在留守儿童问题产生原因暂时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如何加大“治标”的力度，通过切实做好“治标”工作，为“治本”赢得必要的时间，创造更好的条件。对农村和相对落后地区而言，政府要全面掌握留守儿童的数量、分布、动态等基本状况，建立保障和关怀留守儿童的工作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稳定持续、监督有力、严格问责的政策措施，并鼓励、支持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工作，帮助留守儿童走出烦乱与迷茫，坚决杜绝留守儿童无人监护、“自生自灭”的现象，严防毕节儿童自杀那样的悲剧重演。
　　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劳动力流入地，在吸纳并受惠于进城务工人员付出的劳动的同时，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权益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畴，应该把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城市在这方面本来就做得不好，现在一些城市更是走上“回头路”，不断抬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升学的门槛，把一些已经或准备在城市就读的流动儿童“赶”回原籍，“逼”成留守儿童。这些做法背离了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势，恶化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生存环境，成为诱发和加重留守儿童问题的重大隐患，须坚决予以纠正。
　　让骨肉不再分离，让儿童不再“留守”，让父母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我国城市化进程才有人道的高度，城乡一体化发展才有人性的价值。（作者为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