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 6 年外科医生，11 年法医，应该没人怀疑我见惯了各种尸体。无论尸体在别人眼中有何种含义，对法医而言，它只是一个证据，而且，不是人证，是物证。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对自己的亲人。
　　父亲是 2006 年被确诊患肝癌的。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半年的平均生存期。虽知道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但我还是给他找了亚洲一流的外科医生。如果他能好一点，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会带他出去走走，我很感谢老天奇迹般地赐予了我们半年多的平静期，那半年父亲和没事人一样，于是我们经常去没去过的地方，吃没吃过的东西，我很快乐，他也很快乐。
　　但是，躲不过去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2008 年10月1日，我回家，发现父亲有肝性脑病昏迷前期的表现。父亲得病以来，我无数次痛恨过我是学医的，因为对父亲的病情我完全无能为力，我的医学知识唯一能起到的作用是，预见父亲病情的发展，从而将我的痛苦翻倍。
　　我在医院的走廊徘徊了一夜，那一夜我一直在观察父亲的病情。所以等我第二天和医生谈话，签字表示放弃治疗的时候，我很清楚父亲已经越过昏睡期而直接进入了昏迷期。我很安慰，我相信此时对他而言痛苦已经过去了。
　　我不知道的是，对他而言，痛苦已经结束，对我而言，折磨才刚刚开始。
　　父亲的心跳在肝昏迷和早搏的状态下坚持跳动了一周，整整一周。对我而言那是怎样的一周，怎样的168个小时，怎样的 10080分钟，又是怎样的 604800秒啊……每一秒我都在质疑自己中度过。我很清楚，父亲其实是被我活活饿死的，是我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我时时注意着他的脉搏，每一次他早搏的出现，都可以让我的心脏同时停止跳动：我在祈望它停下来，就让一切结束，一切痛苦都成为过去吧。但在内心，却又一直有另一个声音在呼喊：“坚持下去，爸爸。”
　　所以毫不奇怪，我是最先发现父亲心跳停止的人。
　　我找医生要了一个桶，还有一根连着橡皮管的针。我知道，现在我终于可以把父亲的腹水都放出来了。
　　然后，我拿出准备好的衬衣，还有西装，放掉了腹水，身材不再走样的父亲，穿上去应该很精神。
　　我还知道，要想把西装整整齐齐地穿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将死者翻过身来，脸朝下双手向后反剪，然后将两只袖子同时套进去：那是给逝者穿衣的最佳方式，特别是身体开始僵硬了以后。
　　但是我不愿选择这种姿势，那太痛苦了。生前，病痛折磨他还折磨得不够吗？我的解剖知识给了我第二个选择。我坐在床上，和父亲面对面，然后双手搂住父亲的腰，将他环抱着坐起来，我们就如同热恋中相互依偎的情侣那样。
　　父亲的体温还在延续，只是心脏已经不再跳动。他一周没有刮脸了，胡子扎在我的脸上有些刺痛。我让他的头靠在我右边的肩膀上，就好像他还没有去世，只是在我的肩头稍事休息，我的胸口和他的胸口贴在一起，我感到他身体的余温，正缓缓地向我传递。
　　我没有哭，只是泪水在无声地滑落。我在心里说：父亲，我就是你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