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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松嵒是20世纪新金陵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江苏画坛乃至全国画坛的影响至今依旧持续着。近日，武汉美术馆举行“江南春：钱松喦50年代作品展”，共展出钱松喦作品60余件，以及他所著的山水画理论《砚边点滴》手稿和其它珍贵文献，从中足以窥见在时代变革中钱松喦的探索创新历程，也以个案反映了老画师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所经历的思想和笔墨改造的过程。
此次展览的重点是截取钱松喦先生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历史片段，以此来反映20世纪50年代钱松嵒先生的艺术在新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一个个案，展览反映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师在新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所经历的思想和笔墨改造的过程，以及在创作上与过去的种种不同，由此而投射出新中国美术发展史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时代特点和相关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像钱松喦这样一位在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上深具影响力的画家，仅仅以这样一个展览来反映和表现，是不能完整呈现他的艺术成就以及对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的贡献，因为，他的艺术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和相互关联，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尤其是与时代发展和变化的契合，表现出了这一代画家的窘境以及自我图新的努力。在这个时代内，钱松喦先生没有消沉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他更没有像历史上的许多文人隐士那样远离现实，或者与时代隔绝，相反，他积极应对时代的变化，并以他的智慧化解时代的困局，以创新性发展的新笔墨表现新生活，成为那个时代中笔墨当随时代的样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50年代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转捩点，所以，通过50年代的作品以及前后的关系，则能反映钱松喦先生艺术发展和成就的关键。这或许就是美术史研究中的以小觀大。
1949年，51岁的钱松喦先生于4月23日在无锡看到了解放。5月，他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月，成为苏南文联的发起人之一；7月，参与筹备成立无锡美协，开始画宣传画，参与一些为政治服务的实际活动。这一年，他还参加了在职学习。因此，钱松喦先生感受到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艺术这个剧变的领域之中，那些过去的题材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关键是新社会不需要这些旧题材，促使了新政权强力推动改造旧艺术。1950年，在无锡师范学校任教的钱松喦先生，看到无锡一地动员各校师生达万人参加治螟运动的轰轰烈烈，他在南桥一队参与其中，并将所见画成了《治螟图》，“描写本校学生正在秧田里，捕蛾採卵，对准螟敌，作歼灭战的一个紧张热烈的场面。”这是钱松喦先生在新中国表现新题材的开端。而新中国美术界在这个时期，具有延安革命血统的新年画创作运动风头正健，钱松喦先生作为新年画的局外人，虽然无力参与其中，可是，用新题材表现新生活也是在提倡“新国画”的时代潮流之中。至此，他立足于太湖流域所熟悉的生活，一步一步推进“新”的发展。
1959年10月29日，《无锡日报》发表了钱松喦先生的文章《感谢党为我举行画展》：“十年来，我以人民喜爱的民族绘画形式反映现实生活，歌颂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帆风顺，走了不少弯路，经过无数失败。可是我不灰心，反而斗志益坚，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孤军作战，有党的正确领导，有群众的热情帮助和督促。”在这个10年中，钱松喦先生创作发展变化的轨迹是明显的，他在新题材的选择方面，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同时小心翼翼地在笔墨上推陈出新，《交公粮》（1953年）《湖上归渔》《惠山女樵》（50年代）都较好的处理了新题材与传统笔墨的关系，透露出了时代需求的新气象。1956年，钱松喦先生创作的《锡山》《鼋头渚》等一批表现太湖地区生产生活的作品，获得了专业的认可，而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发展国画艺术》，为他1957年进入江苏省国画院奠定了基础。
钱松喦先生进入江苏国画院之后，其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在一个组织的体系内，钱松喦先生把此前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经验，融入到时代的主流之中，成为“江苏画派”的创始画家之一，而在艺术上，其主要表现不仅是此前所熟悉和所擅长的太湖题材的延伸与扩大，表现出了视域以及关注范围的扩大，而更多的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大量出现，《江南春》（1958年）《春耕》（1958年）《捕雀》（1958年）等等，都成为时代的写照。值得一提的是，他领衔创作了江苏画家代表国家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的《人民公社食堂》，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的代表作。而在50年代后期，他又走出太湖，结合写生而创作了一批表现大同等北方生活的作品，以此来验证其笔墨在新中国的适应性，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59年的塞外之行，画山西大同《武州河上观音堂煤矿》《塞外》《过阳高》，画连接北京丰台区和河北怀来县沙城镇的丰沙铁路《丰沙线上》。钱松喦先生在新中国的新笔墨的成型，在一系列的北方题材的创作中经过进一步的磨合，为他在这十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成熟之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也是说明钱松喦先生50年代这十年重要性的重要方面。为了完整说明钱松喦先生在这10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次展览还选了几幅这10年之前与之后的作品，以便公众能够了解前后的发展关系。同时，展览还展出了一部分这个时期的重要文献，包括具有广泛影响的《砚边点滴》手稿和日记等，它们所反映出的钱松喦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艺术思考以及所参与的艺术活动，包括生活等等，实际上都是构成钱松喦先生这十年艺术人生的重要内容。
无疑，这是一个关于钱松喦先生个案的展览，也是关于新中国美术史个案的展览。当历史在我们眼前像云烟那样飘过，那种忽隐忽现的表现，正表现为美术史研究的特别的魅力。当然，对于这个时期的美术发展，包括像钱松喦先生这一代画家的努力和创造，各人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正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从眼前飘过的云烟一样，看到什么？看到多少？还有什么没有看到？还有多少没有看到？相信看了这个展览，至少可以会看清楚其中的一些。如是，那么不枉相关方面、包括家属为本次展览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在此，向所有为本次展览辛勤工作的各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武汉美术馆《江南春：钱松喦50年代作品展》将持续至2018年11月22日。
此次展览的重点是截取钱松喦先生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历史片段，以此来反映20世纪50年代钱松嵒先生的艺术在新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一个个案，展览反映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师在新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所经历的思想和笔墨改造的过程，以及在创作上与过去的种种不同，由此而投射出新中国美术发展史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时代特点和相关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像钱松喦这样一位在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上深具影响力的画家，仅仅以这样一个展览来反映和表现，是不能完整呈现他的艺术成就以及对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的贡献，因为，他的艺术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和相互关联，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尤其是与时代发展和变化的契合，表现出了这一代画家的窘境以及自我图新的努力。在这个时代内，钱松喦先生没有消沉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他更没有像历史上的许多文人隐士那样远离现实，或者与时代隔绝，相反，他积极应对时代的变化，并以他的智慧化解时代的困局，以创新性发展的新笔墨表现新生活，成为那个时代中笔墨当随时代的样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50年代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转捩点，所以，通过50年代的作品以及前后的关系，则能反映钱松喦先生艺术发展和成就的关键。这或许就是美术史研究中的以小觀大。
1949年，51岁的钱松喦先生于4月23日在无锡看到了解放。5月，他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月，成为苏南文联的发起人之一；7月，参与筹备成立无锡美协，开始画宣传画，参与一些为政治服务的实际活动。这一年，他还参加了在职学习。因此，钱松喦先生感受到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艺术这个剧变的领域之中，那些过去的题材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关键是新社会不需要这些旧题材，促使了新政权强力推动改造旧艺术。1950年，在无锡师范学校任教的钱松喦先生，看到无锡一地动员各校师生达万人参加治螟运动的轰轰烈烈，他在南桥一队参与其中，并将所见画成了《治螟图》，“描写本校学生正在秧田里，捕蛾採卵，对准螟敌，作歼灭战的一个紧张热烈的场面。”这是钱松喦先生在新中国表现新题材的开端。而新中国美术界在这个时期，具有延安革命血统的新年画创作运动风头正健，钱松喦先生作为新年画的局外人，虽然无力参与其中，可是，用新题材表现新生活也是在提倡“新国画”的时代潮流之中。至此，他立足于太湖流域所熟悉的生活，一步一步推进“新”的发展。
1959年10月29日，《无锡日报》发表了钱松喦先生的文章《感谢党为我举行画展》：“十年来，我以人民喜爱的民族绘画形式反映现实生活，歌颂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帆风顺，走了不少弯路，经过无数失败。可是我不灰心，反而斗志益坚，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孤军作战，有党的正确领导，有群众的热情帮助和督促。”在这个10年中，钱松喦先生创作发展变化的轨迹是明显的，他在新题材的选择方面，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同时小心翼翼地在笔墨上推陈出新，《交公粮》（1953年）《湖上归渔》《惠山女樵》（50年代）都较好的处理了新题材与传统笔墨的关系，透露出了时代需求的新气象。1956年，钱松喦先生创作的《锡山》《鼋头渚》等一批表现太湖地区生产生活的作品，获得了专业的认可，而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发展国画艺术》，为他1957年进入江苏省国画院奠定了基础。
钱松喦先生进入江苏国画院之后，其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在一个组织的体系内，钱松喦先生把此前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经验，融入到时代的主流之中，成为“江苏画派”的创始画家之一，而在艺术上，其主要表现不仅是此前所熟悉和所擅长的太湖题材的延伸与扩大，表现出了视域以及关注范围的扩大，而更多的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大量出现，《江南春》（1958年）《春耕》（1958年）《捕雀》（1958年）等等，都成为时代的写照。值得一提的是，他领衔创作了江苏画家代表国家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的《人民公社食堂》，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的代表作。而在50年代后期，他又走出太湖，结合写生而创作了一批表现大同等北方生活的作品，以此来验证其笔墨在新中国的适应性，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59年的塞外之行，画山西大同《武州河上观音堂煤矿》《塞外》《过阳高》，画连接北京丰台区和河北怀来县沙城镇的丰沙铁路《丰沙线上》。钱松喦先生在新中国的新笔墨的成型，在一系列的北方题材的创作中经过进一步的磨合，为他在这十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成熟之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也是说明钱松喦先生50年代这十年重要性的重要方面。为了完整说明钱松喦先生在这10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次展览还选了几幅这10年之前与之后的作品，以便公众能够了解前后的发展关系。同时，展览还展出了一部分这个时期的重要文献，包括具有广泛影响的《砚边点滴》手稿和日记等，它们所反映出的钱松喦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艺术思考以及所参与的艺术活动，包括生活等等，实际上都是构成钱松喦先生这十年艺术人生的重要内容。
无疑，这是一个关于钱松喦先生个案的展览，也是关于新中国美术史个案的展览。当历史在我们眼前像云烟那样飘过，那种忽隐忽现的表现，正表现为美术史研究的特别的魅力。当然，对于这个时期的美术发展，包括像钱松喦先生这一代画家的努力和创造，各人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正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从眼前飘过的云烟一样，看到什么？看到多少？还有什么没有看到？还有多少没有看到？相信看了这个展览，至少可以会看清楚其中的一些。如是，那么不枉相关方面、包括家属为本次展览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在此，向所有为本次展览辛勤工作的各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武汉美术馆《江南春：钱松喦50年代作品展》将持续至2018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