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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陈老师您好，我们一直在研究家庭教育，但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我们一直没有标准答案。“虎妈”算是当今全球最火的妈妈了，您作为家庭教育的专业研究人员，对她的教育方式怎么看？
陈建翔：我这学期开了一门家庭教育的课，第一堂课的题目就叫《我的妈呀！》因为现在社会上出了各种各样的“妈”，有虎妈、猫妈、兔妈等等。各种“妈”也都有自己的高招，挺吓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妈”的问题了。中国家庭教育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妈”的问题，是“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虎妈”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妈妈。她也曾很努力地学习一些教育科学，而且，“虎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为家庭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因为它引起了中美两国对家庭教育的深刻反思。
“虎妈”的教育方式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她认为孩子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掌控能力，要由家长替孩子做决定；二是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孩子成功，只要孩子成功了，那么家长付出的所有代价、遭遇的所有损失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讨论“虎妈”，就应该围绕这两个基本判断来进行。
《中国教师》：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就是成功，衡量孩子的标准也是成功。那您觉得究竟什么是成功？成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的那么必要吗？
陈建翔：“虎妈”这一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在有些地方竟然有70%以上的人赞成这种方式？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在追求成功。整个社会都在成功的名义之下集结起来，在成功的战场上展开厮杀。
在我看来，当今成功的概念里，一般都带有明显的追求功利、相互攀比的意味。成功成了我一定要考试比邻居考得好、挣钱比班里同学多、做官比朋友做得大。这样的话，成功就不是个人天赋的最大释放，而变成了人际交往中的“较量”，成功一个就得牺牲另一个，或者压倒另一批。就好像一个小故事说的，两个人在非洲的草原上发现有一头狮子向他们冲过来，其中的一个人就想：“我不需要比狮子跑得快，只需要比你跑得快，这样我就能生存下来”。这样的成功是基于一种相对比较的成功，在这个成功的概念里有太多的攀比；离开了攀比，他们的成功就没有意义了。而实际上，自己的天赋不需要跟任何人作比较，真正的成功应该是能够发挥、释放出自己的绝对能力。攀比式的成功只会助长分别心，并使我们失去平常心。
我觉得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家长，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面临成功机遇或者已经取得所谓“成功”的这批人，普遍都缺乏平常心。大家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教义。我付出了十倍、百倍的努力，就要有十倍、百倍的收获，吃的苦越多，要得到补偿的心理就越强烈。五六十年代的家长吃了不少天灾人祸的苦头，自己的人生信仰也在折腾中丧失殆尽，他们剩下的唯一的信念，就是孩子。他们经常会给孩子说：“我给你付出了全部，你怎么就不理解爸爸妈妈呢？”但是孩子真的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赌注压在我身上？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教师》：您认为对成功超乎寻常的渴望是“虎妈”教育方式的驱动力，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渴望，有没有什么历史根源吗？或者我可以更形象地问一下，虎妈的“妈妈”是谁？
陈建翔：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家长都非常渴求成功，非常能够拼搏、奋斗，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生长在国家最困难或比较困难的时期，我们的基因里面，有一种惧怕贫困、惧怕落后、惧怕被淘汰的恐慌本能。在自然灾害时期，只要你手里多一颗鸡蛋，你就可能活下来。再加上我们民族以前有一百多年饱受屈辱的历史，实际上整个民族都想要尽可能地远离贫困、远离屈辱、远离弱势。我们怎么能够离它远一点呢？就是钱要挣多一点、官儿要做大一点。因为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我官儿比你大，就比你占的资源多，人们奋斗的动机就是这个。我不需要跑得比狮子更快，我只需要比你快就可以活下来。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极端贫困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深度恐惧感，而我们今天遇到了历史性的“翻身”的机会，大家必然要全力以赴，用成功来摆脱这样的恐惧。
虎妈极端的教育方式就深刻地体现出了她内在、深刻的焦虑感，她内心有很强的担心，怕富不过三代，怕有一天又回到贫困中去。所以她想要做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让孩子远离这种可能。而她的这种心理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家长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都是苦孩子，我们没有任何依靠，自己再不努力的话，这辈子就彻底完蛋了，我们要想从苦海里跳出来，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他们几乎没有一天在悠闲地晒太阳，如果谁悠闲地晒太阳，谁都觉得自己在犯罪，他们的生命在拼命地奔跑。
所以这种通过十倍百倍努力换取的成功让这些家长很难有平常心。成功了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是“你一定要比我更成功”，而没有成功的家长则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做这两类人的后代是很难的，这种重负感要联系到这个时代背景才能体会出来。
《中国教师》：在虎妈眼里，她的孩子没法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她一直要在孩子背后鞭挞着，为孩子决定这个、决定那个，甚至无视孩子的自尊。您觉得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该这样对待孩子么？
陈建翔：虎妈的十条家规让我看到了成人的自大，是一种要操控孩子一切的自大狂。自大狂源于对儿童的无知，也是对“人”的无知。
我经常想，总体说来，中国家庭教育的主体，是妈妈们。她们跟爸爸们相比，比较细致，有的时候是过分细致，操的心比较多，掌控的欲望比较强，而且容易焦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给了他们的焦虑第一个“加倍”，而当代社会竞争的压力又给了第二个“加倍”。所以我老说，中国家庭教育主体的情况是：“丈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但这次不是面对“南霸天”，而是面对丈夫和孩子。把中国的大部分孩子交给这样一个苦大仇深、容易焦虑的群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见识了太多来咨询家庭教育的家长，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父亲想得开，母亲想不开，甚至有些母亲都深陷其中拔不出来了。如果是家里多子女的话，母亲的焦虑、敏感还不那么突出，但是在独生子女制度下，女性的特点都得到了强化。
而且，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很强、节奏很快、压力很大的社会，改革开放30年像是在做“乘法运动”，是一个高歌猛进的社会。多多益善成了我们的生活哲学，我们不厌其烦地增加财富和各种各样的资源，也增加了每个人的压力感、焦虑感。所以当代社会的环境背景使得女性家长的敏感、焦虑、掌控欲望得到第二次强化。如果我们在孩子的人格培养、早期教育阶段，把孩子完全交给这样的群体的话，孩子要遭受什么样的罪过啊！所以我老说：孩子真是可怜，可怜天下孩子心啊！
这个假期我有个本科同学从美国回来，他全家都信基督教。据我观察，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对孩子会比较宽容，当然我指的不是行为规范上的宽容，而是在学习上、成功欲望上。因为这里有个基本的道理：孩子从根本上讲不是我的，我没有随意的处置权，我必须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世界来对待，让孩子成就他自己。但我们许多妈妈们不这样认为，她们觉得孩子就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我以前开办过孩子的训练营，有一次来了一个所谓的问题小孩小刘。他的母亲希望我能尽快和他谈话，解决他成长的问题。但是我一连8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和小刘谈。他母亲急了，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和她儿子谈话。我告诉她，小刘现在就像惊弓之鸟，他几乎不信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屏住呼吸，默默地注视他，一直到他在我这里感到温暖、感到安全了，这个时候我才能和他发生一个互动。
我接触了太多有问题的孩子，面对他们，刚开始最好什么都不要做，甚至不能有大声的喘息，我们只能默默地注视，要不他们会像惊弓之鸟一样逃窜、反抗。我是深刻地敬畏孩子的，像是敬畏神灵一样地敬畏孩子。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宽松的教育还给了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而快乐是孩子拥有的正当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即使是成功的名义下。而且，宽松的教育是释放孩子天赋的最好方式，释放天赋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基于这两点的基础，我认为宽松的教育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教师》：虽然有很多人批判虎妈的教育方式，但是在虎妈的“棍棒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却取得了某种成功，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承认这种教育方式的合理性？这种教育方式会不会代代相传？
陈建翔：虎妈在孩子身上的确取得了某种成功，但还是无法证明这种教育方式的合理性。她的大女儿比较接受母亲的方式，但是小女儿却非常地反抗。这样的孩子即使成功了，心中也积蓄了很多的怨愤，而这种怨愤是代际传递的。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父母的教育方式会传递给孩子，孩子再成为父母，再延续这种教育方式。虎妈的教育其实是断子绝孙的教育，因为它在精神上传承下去的不是真善美，而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消极的能量。也许它能让少量的人成为“人上人”，但这种“人上人”本身是没有平常心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对下一辈成长的杀伤力很大。
（责任编辑：张晓清）
陈建翔：我这学期开了一门家庭教育的课，第一堂课的题目就叫《我的妈呀！》因为现在社会上出了各种各样的“妈”，有虎妈、猫妈、兔妈等等。各种“妈”也都有自己的高招，挺吓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妈”的问题了。中国家庭教育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妈”的问题，是“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虎妈”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妈妈。她也曾很努力地学习一些教育科学，而且，“虎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为家庭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因为它引起了中美两国对家庭教育的深刻反思。
“虎妈”的教育方式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她认为孩子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掌控能力，要由家长替孩子做决定；二是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孩子成功，只要孩子成功了，那么家长付出的所有代价、遭遇的所有损失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讨论“虎妈”，就应该围绕这两个基本判断来进行。
《中国教师》：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就是成功，衡量孩子的标准也是成功。那您觉得究竟什么是成功？成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的那么必要吗？
陈建翔：“虎妈”这一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在有些地方竟然有70%以上的人赞成这种方式？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在追求成功。整个社会都在成功的名义之下集结起来，在成功的战场上展开厮杀。
在我看来，当今成功的概念里，一般都带有明显的追求功利、相互攀比的意味。成功成了我一定要考试比邻居考得好、挣钱比班里同学多、做官比朋友做得大。这样的话，成功就不是个人天赋的最大释放，而变成了人际交往中的“较量”，成功一个就得牺牲另一个，或者压倒另一批。就好像一个小故事说的，两个人在非洲的草原上发现有一头狮子向他们冲过来，其中的一个人就想：“我不需要比狮子跑得快，只需要比你跑得快，这样我就能生存下来”。这样的成功是基于一种相对比较的成功，在这个成功的概念里有太多的攀比；离开了攀比，他们的成功就没有意义了。而实际上，自己的天赋不需要跟任何人作比较，真正的成功应该是能够发挥、释放出自己的绝对能力。攀比式的成功只会助长分别心，并使我们失去平常心。
我觉得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家长，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面临成功机遇或者已经取得所谓“成功”的这批人，普遍都缺乏平常心。大家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教义。我付出了十倍、百倍的努力，就要有十倍、百倍的收获，吃的苦越多，要得到补偿的心理就越强烈。五六十年代的家长吃了不少天灾人祸的苦头，自己的人生信仰也在折腾中丧失殆尽，他们剩下的唯一的信念，就是孩子。他们经常会给孩子说：“我给你付出了全部，你怎么就不理解爸爸妈妈呢？”但是孩子真的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赌注压在我身上？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教师》：您认为对成功超乎寻常的渴望是“虎妈”教育方式的驱动力，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渴望，有没有什么历史根源吗？或者我可以更形象地问一下，虎妈的“妈妈”是谁？
陈建翔：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家长都非常渴求成功，非常能够拼搏、奋斗，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生长在国家最困难或比较困难的时期，我们的基因里面，有一种惧怕贫困、惧怕落后、惧怕被淘汰的恐慌本能。在自然灾害时期，只要你手里多一颗鸡蛋，你就可能活下来。再加上我们民族以前有一百多年饱受屈辱的历史，实际上整个民族都想要尽可能地远离贫困、远离屈辱、远离弱势。我们怎么能够离它远一点呢？就是钱要挣多一点、官儿要做大一点。因为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我官儿比你大，就比你占的资源多，人们奋斗的动机就是这个。我不需要跑得比狮子更快，我只需要比你快就可以活下来。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极端贫困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深度恐惧感，而我们今天遇到了历史性的“翻身”的机会，大家必然要全力以赴，用成功来摆脱这样的恐惧。
虎妈极端的教育方式就深刻地体现出了她内在、深刻的焦虑感，她内心有很强的担心，怕富不过三代，怕有一天又回到贫困中去。所以她想要做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让孩子远离这种可能。而她的这种心理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家长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都是苦孩子，我们没有任何依靠，自己再不努力的话，这辈子就彻底完蛋了，我们要想从苦海里跳出来，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他们几乎没有一天在悠闲地晒太阳，如果谁悠闲地晒太阳，谁都觉得自己在犯罪，他们的生命在拼命地奔跑。
所以这种通过十倍百倍努力换取的成功让这些家长很难有平常心。成功了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是“你一定要比我更成功”，而没有成功的家长则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做这两类人的后代是很难的，这种重负感要联系到这个时代背景才能体会出来。
《中国教师》：在虎妈眼里，她的孩子没法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她一直要在孩子背后鞭挞着，为孩子决定这个、决定那个，甚至无视孩子的自尊。您觉得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该这样对待孩子么？
陈建翔：虎妈的十条家规让我看到了成人的自大，是一种要操控孩子一切的自大狂。自大狂源于对儿童的无知，也是对“人”的无知。
我经常想，总体说来，中国家庭教育的主体，是妈妈们。她们跟爸爸们相比，比较细致，有的时候是过分细致，操的心比较多，掌控的欲望比较强，而且容易焦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给了他们的焦虑第一个“加倍”，而当代社会竞争的压力又给了第二个“加倍”。所以我老说，中国家庭教育主体的情况是：“丈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但这次不是面对“南霸天”，而是面对丈夫和孩子。把中国的大部分孩子交给这样一个苦大仇深、容易焦虑的群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见识了太多来咨询家庭教育的家长，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父亲想得开，母亲想不开，甚至有些母亲都深陷其中拔不出来了。如果是家里多子女的话，母亲的焦虑、敏感还不那么突出，但是在独生子女制度下，女性的特点都得到了强化。
而且，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很强、节奏很快、压力很大的社会，改革开放30年像是在做“乘法运动”，是一个高歌猛进的社会。多多益善成了我们的生活哲学，我们不厌其烦地增加财富和各种各样的资源，也增加了每个人的压力感、焦虑感。所以当代社会的环境背景使得女性家长的敏感、焦虑、掌控欲望得到第二次强化。如果我们在孩子的人格培养、早期教育阶段，把孩子完全交给这样的群体的话，孩子要遭受什么样的罪过啊！所以我老说：孩子真是可怜，可怜天下孩子心啊！
这个假期我有个本科同学从美国回来，他全家都信基督教。据我观察，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对孩子会比较宽容，当然我指的不是行为规范上的宽容，而是在学习上、成功欲望上。因为这里有个基本的道理：孩子从根本上讲不是我的，我没有随意的处置权，我必须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世界来对待，让孩子成就他自己。但我们许多妈妈们不这样认为，她们觉得孩子就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我以前开办过孩子的训练营，有一次来了一个所谓的问题小孩小刘。他的母亲希望我能尽快和他谈话，解决他成长的问题。但是我一连8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和小刘谈。他母亲急了，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和她儿子谈话。我告诉她，小刘现在就像惊弓之鸟，他几乎不信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屏住呼吸，默默地注视他，一直到他在我这里感到温暖、感到安全了，这个时候我才能和他发生一个互动。
我接触了太多有问题的孩子，面对他们，刚开始最好什么都不要做，甚至不能有大声的喘息，我们只能默默地注视，要不他们会像惊弓之鸟一样逃窜、反抗。我是深刻地敬畏孩子的，像是敬畏神灵一样地敬畏孩子。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宽松的教育还给了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而快乐是孩子拥有的正当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即使是成功的名义下。而且，宽松的教育是释放孩子天赋的最好方式，释放天赋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基于这两点的基础，我认为宽松的教育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教师》：虽然有很多人批判虎妈的教育方式，但是在虎妈的“棍棒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却取得了某种成功，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承认这种教育方式的合理性？这种教育方式会不会代代相传？
陈建翔：虎妈在孩子身上的确取得了某种成功，但还是无法证明这种教育方式的合理性。她的大女儿比较接受母亲的方式，但是小女儿却非常地反抗。这样的孩子即使成功了，心中也积蓄了很多的怨愤，而这种怨愤是代际传递的。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父母的教育方式会传递给孩子，孩子再成为父母，再延续这种教育方式。虎妈的教育其实是断子绝孙的教育，因为它在精神上传承下去的不是真善美，而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消极的能量。也许它能让少量的人成为“人上人”，但这种“人上人”本身是没有平常心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对下一辈成长的杀伤力很大。
（责任编辑：张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