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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FT中文网总编，复旦老友80级新闻系的张力奋在微博上说，“这几天忆及大学寝室，因于母校复旦的毒杀悲剧。当年我们宿舍，6号楼331，十平方米，七男生同居，四叠铺，七蚊帐，一空铺堆行李箱。同室四年，我们的宽容是那个朝夕相处的沙丁鱼罐逼出来的，比哲学强。”
　　我随后点评了一段微博：“四个上下铺床中间有两个立柜，八个小箱子，给每个同学放私人物品。那时同学之间很淳朴，谁生病了，同寝室的人就会帮他将食堂的饭打回来。每晚都要用热水瓶去打热水回寝室，用于睡觉前洗脸洗脚。”而后我大学同寝室的好友陈建也在微博上添了一句@大悟：感谢潘总当年不杀之恩！
　　是呀，当年的同窗恩情一晃过去三十多年。我和陈建都是1978年秋季考入复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复旦数学系的编号为18。我们是78级，所以，复旦数学系78级有了一个对外的编号——7818。新当选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是复旦数学系77级数学专业的学长，属于7718。我们都住在复旦学生宿舍3号楼，靠近校内排球场。复旦数学系77级和78级两级同学都是在1982年大学毕业的，三十年过后当年的青年才俊中有的成为了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名校的终身教授、院长、系主任；有的成为主席、部长、市长等国家栋梁；有的成为华尔街投资界的大师；有的成为创新企业的CEO，还有的成为院士、专家等等，这些优秀人才合在一起成为了当下网上盛传的“复旦最牛班级”。
　　我们数学系7818级同学是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有插队落户过的老三届知青，有参加全国和上海市数学竞赛的优胜者，有跳级高考的优秀高二学生，也有应届毕业的高三学生。年龄跨度从最小15岁到最大31岁相差一倍多。但大家都一心一意为研究数学而来，许多人还夹着大作家徐迟写《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梦想攻克和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最耀眼明珠。
　　我们寝室在3号楼一层117室。七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长属杨志总，来自山东枣庄，务过农，我们都称他为“老杨”，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每天负责到7818信箱给同学拿信，他睡在最靠门口的右面上铺，当大家的“守护神”。“老杨”的下铺就是给大家摆脸盆、杯子牙刷牙膏和热水瓶等杂物；靠门左边的下铺是班上最小年龄的李世康，来自浙江永康，当年只有15岁，现在已是美国名校的终身教授；他的上铺是班上足球踢得最好的张跃敏，现在美国著名药厂的研究员；靠窗左边的下铺是会练气功的吴立昕，来自广东韶关，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终身教授；他的上铺是陈建，来自上海徐汇区，写得一手好字，还会摄影烧菜。我们大二时下乡学农，他就做了班上的“厨子”；我的下铺是彭影彪，上海人，爱打扮好干净，每天总拿着小木梳对着镜子打理油光光不算多的头发，就像周立波的头发出场演出时总是“头势清爽”；我的床位在靠窗右边的上铺，在拥挤的寝室里算最好的位置，亮堂安静透气，因为我是班上第一个报名入学的，学号是7818001，捷足先登。
　　四年同窗，共宿一个屋檐，有欢笑相助也有摩擦争吵，有喜悦相拥也有怒骂拍桌，但这一切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的经历和过程，真正得到的还是深深的友谊和彼此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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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班上评比寝室卫生，大家都一起拿起拖把扫帚打扫，用抹布和旧报纸擦窗，将书籍排整齐，将搪瓷碗杯放一摞。被子叠成“豆腐块”，这都是军训后学会的。蚊帐放平整，那时寝室没有电扇，更谈不上安装空调，蚊帐既能挡夏日里的蚊子，也给每个同学私人的空间。许多同学会躲在蚊帐后写日记和情书。每个寝室都会推选一位室长，我们寝室自然是年长的“老杨”做室长。他与大家一起制定“寝室公约”，布置大家每天轮流做值日，负责寝室的卫生和督促大家遵守“寝室公约”。
　　那时，大家对读书都是非常认真刻苦。白天在教室上课，夜晚就到图书馆自习，如果图书馆没有抢到位置，就在寝室里自习。在考试复习的时候，我们的任课老师，如秦曾复教授、欧阳光中教授、高汝熹老师和陈增荣老师等会到学生的寝室走访，解答问题。刚入大学时，同学还不太懂复旦教师有这样平易近人的作风。有一回下午放学回寝室，几位同学放松一下，在寝室外的阳台上玩上海弄堂游戏“打弹子”，正好被巡视的苏步青校长看到。他很和善，没有批评大家，而是说，大家去打打篮球更好。
　　宿舍楼层中间有一间公共的活动房，放着一台19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吃好晚饭去看看新闻，然后就回各自寝室自修去了，平日看电视的人不多。只有到周末看美国电视剧《来自大西洋的客人》和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时，才会里三层外三层将活动房围得严严实实。当然最多人看的还是中国女排比赛，欢呼加油声此起彼伏，一大群年轻力壮的男生的吼声足以将房顶掀翻。当女排获得冠军时，大家激动不已，“中国必胜，女排万岁”的呼声响彻复旦上空，大家还自发地到寝室外的平地上点起篝火庆祝，好些同学将自己的被褥都放到篝火里燃烧。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每天夜晚10点半校园会统一熄灯，寝室瞬时暗了下来。许多好学的同学会端着书到宿舍走廊和厕所借灯光继续看书，也有的在蚊帐里打起手电筒“挑灯夜读”。而睡觉前的“卧谈会”是寝室全体成员的交流时间。那时没有微信微博，也不敢对政治或国家领导人大放厥词，因为我们这代人还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政治运动还是心有余悸的。“卧谈会”谈论最多的还是吉米多维奇难题、中国女排和中国男足，还有上海译制片厂的新的外国电影《冷酷的心》《叶赛尼亚》《简爱》等。
　　寒暑假回校时，“老杨”会带一些山东煎饼，而小李世康会带一铁皮箱炒米花，立昕带一些新鲜的广东水果给寝室同学分享。上海同学每周末从家里带回来好吃的菜肴，也会在周一的午餐晚餐时与大家分食。大家一起听课做作业，一起打球赛跑，一起下乡学农干活，一起打牌下棋。有一回与“老杨”搭档做同伙一起下“四国大战”棋，他连出“臭棋”，我急得大声训斥，尽然将山东大汉“老杨”说哭了，吓得我赶快赔礼道歉，他一会儿又笑了。
　　总之，七位同学住在同一个寝室四年，像大家庭一样。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同窗之情就是兄弟情。三十年过去，大家最急切想相聚的人，就是当年的同寝室的好友——老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