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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集新旧思想于一身，兼容中西方两种文化，既有对儒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深受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中西文化对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从大学职能、大学教育目的、办学原则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阐述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
【关键词】中西文化；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7-0000-00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所处时代的教育具有特殊性，纵的方面是封建教育向近代资产阶级教育转变，而横的方面是中西文化教育的交融。蔡元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新旧思想于一身，兼容中西方两种文化。蔡元培曾中进士点翰林，深谙国学，而他五次出国，前后累计长达十一年之久，足迹遍及欧美，有很深的西方文化造诣。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他推进的教育改革，既有对儒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深受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对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反思和求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值得后人深思。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不仅要从事教学，而且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强调“立人”思想，重视中国古代“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和塑造完美人格的教育目的；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各种学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就让其自由发展；他提倡教育独立，要求实行教授治校，依靠既懂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建立民主管理体制。
1 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大学职能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研究高深学问”是大学理想的价值取向，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大学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蔡元培《大学令》的第一条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之需要为宗旨”。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向学生们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因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他批评当时北大学生入学，“仍然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1918年北大开学仪式上，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基于这种观念，大学教员要“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扭转学生的学习观念和态度，引导他们培养“研究学问之兴趣”。同时，学生“不是熬资格”，“硬记教员讲义”，而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蔡元培主张学术的非功利性，认为大学应研究纯粹的学问，要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以实用为目的。大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学理，即所谓“治学”。也就是说，这里的学问是超功利的学理研究，也就是洪堡德所指的纯粹的科学和哲学。
蔡元培的这一思想明显受到德国大学观念的影响。自洪堡德以后，德国大学在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原则下一直被看成是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科学研究受到特别的重视。蔡元培翻译的包尔生的文章说，德国大学的特色在于“研究教授，融合为一”。
但是，蔡元培的“纯粹”学术思想显然是建立在对中国有关传统文化的反思基础上。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缺乏纯学术的观念：首先，从思想文化看，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着整个封建时代；其次，从社会结构看，由于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尤其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后，社会结构呈现开放性，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上下运动降低了独立学者群体稳定存在的可能性；再次，从教育机构看，中央政府所设的高等教育机构，从汉代太学到清代的国子监，追求更多的在于官职而不是学问。在此背景下，学术带有着强烈的功利性，蔡元培称之为科举时代的遗毒。他的纯学术观念针对的正是科举的遗毒及对学术的功利主义态度。
2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
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认为“兼容并包”是大学之大的一个重要内涵，而“兼容并包”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思想自由”。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各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因此，允许不同学派并存，百家爭鸣，依据优胜劣汰原则，各种学说都应听其自然发展，外界不能强加干预。“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强调“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 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因此，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同时也有政治上保守而在学术上有造诣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旧派人物。对待学生，蔡元培主张让他们广泛接触各种学说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让各种学说并存，会“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 即学习自由。学生通过对不同学说的鉴别、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不仅有助于培养他们独立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力，而且有助于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以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为蓝本的。洪堡德的学术自由原则强调“自由”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必然自由”和“不受干扰”是从事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保证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所谓学术自由，一是指教学自由，即学者有自由探究的权利；二是指学习自由，即学生有听课选科的自由，在此原则指导下，柏林大学的教师有自由确定自己研究课题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也可以自由讲授他们总想讲的科目。学生可以自由地听课，选修各种课程。可见二人在学术自由方面的思想非常相似。但是蔡元培却没有使用德国的术语来阐述这一思想，而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德国大学的精神。
从词源上考察“兼容并包”一词，出自《史记司马相如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其意为广采博收，兼取并蓄。此后历代论述也基本采用《史记》之义，未有大变。至近代，梁启超在《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总纲中也曾提及:“今当于大学堂中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 蔡元培的重新诠释使“兼容并包”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得以真正彰显。他提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并引用《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形容。可见，蔡元培的“自由”思想融汇了东西文化，包含着容忍的精神。
3 塑造完美人格的大学教育目的
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并强调受教育者本位。他强调，教育不应把受教育者当作“何等他人或何等社会之器械而準——他人或社会之需要以为标准”，而“当以受教育者全体能力之发达为标准”。蔡元培的意思就是教育也应完全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把人看作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对教育者，他谆谆告诫：“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对受教育者，他要求：1）抱定宗旨，以求学为惟一目的；2）砥砺德行；3）敬爱师友。“此三事都事关人格道德的完善。而国民人格的完善与否，则事关国家的隆盛。”中国传统的专制教育下学生们完全没有自我而言，“教育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在这种“旧教育”下，教育是扭曲的，是违反自然、束缚个性的。与之相对的“新教育”是反其道行之的。他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认为“守成法”同“尚自然”、“求划一”同“展个性”是新旧教育之歧点。可见蔡元培所指的“个性”仅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使学生刚刚摆脱专制教育后有些许生气，在程度上远不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与蔡元培所说的“完人”的教育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在探讨民国教育和君主时代的教育时，他批评君主时代的教育不允许受教育者从其本体出发，发展其个性，所以“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
蔡元培与洪堡德的教育思想有共同的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说，蔡元培与洪堡德的教育思想的源头都是卢梭、裴斯泰洛齐为代表的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传统。这个思想传统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应以受教育者为本位，通过教育时受教育者个性与能力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等。这正是蔡元培与洪堡德一直强调的。另外，在哲学思想上，他们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纯粹的思想、观念、科学、真理等这些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具有主要地位和崇高价值的概念，在他们二人那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全面发展的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具有行而上意味的科学观与真理观与人本主义的观念相结合，必然将人性与人格培养的教育置于职业教育与培训之上。而大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在具有上述思想背景的蔡元培和洪堡德那里肯定是纯粹追求学问与真理之所在。
因此，蔡元培将大学中的科目分为“学”与“术”两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与洪堡德一样，蔡元培丝毫为忽视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培养的重要性。相反，鉴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他一直认为“养成专门的人材更是目前的急务”，“必须各方面都有人材，方可以振兴我们的国家”。但相比较而言，他还是更重视“学”字。在相似的大学理念下，实际上隐含着蔡元培与洪堡德的共同考虑：在非功利的追求学问和真理中，个性得到发展，人性将会得到升华。
蔡元培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除了重视个性的内在发展外，还强调“群性”，“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儒家学说中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内圣指的是“独善其身”，标志着个体人格有一种摆脱外在环境的独立追求，而外王即“兼济天下”，指的是社会存在，社会理想和政治伦常等。所以内圣外王之道，在梁启超看来，“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而外足以经世”。因此从儒家思想来看待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来看，蔡元培的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中始终是强调群性和个性并重的。蔡元培是提倡个性与群性均衡发展的，他认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他的本性中就有个性和群性两个方面，“固不得有离绝社会关系之各人，而要亦不容有消尽各人价值之社会”。他进而指出：“群性之发展，自人道主义而达于动物之爱护；个性之发展，由居住身体而达于思想之自由”。所以群之义务和己之权利应该并行不悖。但是，蔡元培则强调教育要达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境界，强调的是群体性。
儒家文化对蔡元培的另一影响在于“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他在1925年7月25日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即将此点归结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第一个优点。他认为民国教育方针应以养德为根本。
此外，蔡元培还认为美感教育属德育范畴，在他的完全人格的教育中，美育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我在教育界之经验》一文中认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1912年，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宣布：“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虽然，蔡元培的“美感教育”翻译自德文，但是在文化气质方面，它恰恰来源于中国古代“诗教”、“乐教”传统美育思想。
4 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在教育独立问题上，蔡元培说:“独立不惧之精神。夫教育之业，既致力于将来之文化，则凡抱陈死之思想、扭目前之功利、而干涉教育为其前途之障碍者，虽临以教会之势力，劫以政府之权威，亦当孤行其是，而无为所屈。”教育要独立于政党和教会，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教育独立思潮中最深刻的内容。诚如著名学者舒新城说：“十一、二年间教育思想正盛之时，有从理论上主张教育应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者，以蔡元培为最彻底。”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教育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
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论是对当时严重的教育危机反思的结果，和当时的教育思潮息息相关，反映了当时广大师生和教育界人士的愿望，是有积极意义的。舒新城对蔡元培教育独立论的彻底性及其理论高度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十一、二年间教育思想正盛之时，有从理论上主张教育应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者，以蔡元培为最彻底。数年来，倡教育独立的，在理论上无有出其范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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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文化；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7-0000-00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所处时代的教育具有特殊性，纵的方面是封建教育向近代资产阶级教育转变，而横的方面是中西文化教育的交融。蔡元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新旧思想于一身，兼容中西方两种文化。蔡元培曾中进士点翰林，深谙国学，而他五次出国，前后累计长达十一年之久，足迹遍及欧美，有很深的西方文化造诣。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他推进的教育改革，既有对儒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深受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对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反思和求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值得后人深思。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不仅要从事教学，而且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强调“立人”思想，重视中国古代“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和塑造完美人格的教育目的；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各种学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就让其自由发展；他提倡教育独立，要求实行教授治校，依靠既懂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建立民主管理体制。
1 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大学职能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研究高深学问”是大学理想的价值取向，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大学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蔡元培《大学令》的第一条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之需要为宗旨”。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向学生们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因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他批评当时北大学生入学，“仍然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1918年北大开学仪式上，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基于这种观念，大学教员要“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扭转学生的学习观念和态度，引导他们培养“研究学问之兴趣”。同时，学生“不是熬资格”，“硬记教员讲义”，而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蔡元培主张学术的非功利性，认为大学应研究纯粹的学问，要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以实用为目的。大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学理，即所谓“治学”。也就是说，这里的学问是超功利的学理研究，也就是洪堡德所指的纯粹的科学和哲学。
蔡元培的这一思想明显受到德国大学观念的影响。自洪堡德以后，德国大学在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原则下一直被看成是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科学研究受到特别的重视。蔡元培翻译的包尔生的文章说，德国大学的特色在于“研究教授，融合为一”。
但是，蔡元培的“纯粹”学术思想显然是建立在对中国有关传统文化的反思基础上。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缺乏纯学术的观念：首先，从思想文化看，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着整个封建时代；其次，从社会结构看，由于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尤其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后，社会结构呈现开放性，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上下运动降低了独立学者群体稳定存在的可能性；再次，从教育机构看，中央政府所设的高等教育机构，从汉代太学到清代的国子监，追求更多的在于官职而不是学问。在此背景下，学术带有着强烈的功利性，蔡元培称之为科举时代的遗毒。他的纯学术观念针对的正是科举的遗毒及对学术的功利主义态度。
2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
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认为“兼容并包”是大学之大的一个重要内涵，而“兼容并包”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思想自由”。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各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因此，允许不同学派并存，百家爭鸣，依据优胜劣汰原则，各种学说都应听其自然发展，外界不能强加干预。“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强调“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 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因此，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同时也有政治上保守而在学术上有造诣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旧派人物。对待学生，蔡元培主张让他们广泛接触各种学说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让各种学说并存，会“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 即学习自由。学生通过对不同学说的鉴别、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不仅有助于培养他们独立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力，而且有助于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以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为蓝本的。洪堡德的学术自由原则强调“自由”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必然自由”和“不受干扰”是从事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保证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所谓学术自由，一是指教学自由，即学者有自由探究的权利；二是指学习自由，即学生有听课选科的自由，在此原则指导下，柏林大学的教师有自由确定自己研究课题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也可以自由讲授他们总想讲的科目。学生可以自由地听课，选修各种课程。可见二人在学术自由方面的思想非常相似。但是蔡元培却没有使用德国的术语来阐述这一思想，而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德国大学的精神。
从词源上考察“兼容并包”一词，出自《史记司马相如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其意为广采博收，兼取并蓄。此后历代论述也基本采用《史记》之义，未有大变。至近代，梁启超在《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总纲中也曾提及:“今当于大学堂中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 蔡元培的重新诠释使“兼容并包”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得以真正彰显。他提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并引用《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形容。可见，蔡元培的“自由”思想融汇了东西文化，包含着容忍的精神。
3 塑造完美人格的大学教育目的
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并强调受教育者本位。他强调，教育不应把受教育者当作“何等他人或何等社会之器械而準——他人或社会之需要以为标准”，而“当以受教育者全体能力之发达为标准”。蔡元培的意思就是教育也应完全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把人看作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对教育者，他谆谆告诫：“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对受教育者，他要求：1）抱定宗旨，以求学为惟一目的；2）砥砺德行；3）敬爱师友。“此三事都事关人格道德的完善。而国民人格的完善与否，则事关国家的隆盛。”中国传统的专制教育下学生们完全没有自我而言，“教育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在这种“旧教育”下，教育是扭曲的，是违反自然、束缚个性的。与之相对的“新教育”是反其道行之的。他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认为“守成法”同“尚自然”、“求划一”同“展个性”是新旧教育之歧点。可见蔡元培所指的“个性”仅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使学生刚刚摆脱专制教育后有些许生气，在程度上远不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与蔡元培所说的“完人”的教育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在探讨民国教育和君主时代的教育时，他批评君主时代的教育不允许受教育者从其本体出发，发展其个性，所以“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
蔡元培与洪堡德的教育思想有共同的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说，蔡元培与洪堡德的教育思想的源头都是卢梭、裴斯泰洛齐为代表的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传统。这个思想传统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应以受教育者为本位，通过教育时受教育者个性与能力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等。这正是蔡元培与洪堡德一直强调的。另外，在哲学思想上，他们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纯粹的思想、观念、科学、真理等这些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具有主要地位和崇高价值的概念，在他们二人那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全面发展的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具有行而上意味的科学观与真理观与人本主义的观念相结合，必然将人性与人格培养的教育置于职业教育与培训之上。而大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在具有上述思想背景的蔡元培和洪堡德那里肯定是纯粹追求学问与真理之所在。
因此，蔡元培将大学中的科目分为“学”与“术”两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与洪堡德一样，蔡元培丝毫为忽视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培养的重要性。相反，鉴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他一直认为“养成专门的人材更是目前的急务”，“必须各方面都有人材，方可以振兴我们的国家”。但相比较而言，他还是更重视“学”字。在相似的大学理念下，实际上隐含着蔡元培与洪堡德的共同考虑：在非功利的追求学问和真理中，个性得到发展，人性将会得到升华。
蔡元培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除了重视个性的内在发展外，还强调“群性”，“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儒家学说中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内圣指的是“独善其身”，标志着个体人格有一种摆脱外在环境的独立追求，而外王即“兼济天下”，指的是社会存在，社会理想和政治伦常等。所以内圣外王之道，在梁启超看来，“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而外足以经世”。因此从儒家思想来看待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来看，蔡元培的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中始终是强调群性和个性并重的。蔡元培是提倡个性与群性均衡发展的，他认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他的本性中就有个性和群性两个方面，“固不得有离绝社会关系之各人，而要亦不容有消尽各人价值之社会”。他进而指出：“群性之发展，自人道主义而达于动物之爱护；个性之发展，由居住身体而达于思想之自由”。所以群之义务和己之权利应该并行不悖。但是，蔡元培则强调教育要达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境界，强调的是群体性。
儒家文化对蔡元培的另一影响在于“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他在1925年7月25日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即将此点归结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第一个优点。他认为民国教育方针应以养德为根本。
此外，蔡元培还认为美感教育属德育范畴，在他的完全人格的教育中，美育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我在教育界之经验》一文中认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1912年，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宣布：“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虽然，蔡元培的“美感教育”翻译自德文，但是在文化气质方面，它恰恰来源于中国古代“诗教”、“乐教”传统美育思想。
4 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在教育独立问题上，蔡元培说:“独立不惧之精神。夫教育之业，既致力于将来之文化，则凡抱陈死之思想、扭目前之功利、而干涉教育为其前途之障碍者，虽临以教会之势力，劫以政府之权威，亦当孤行其是，而无为所屈。”教育要独立于政党和教会，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教育独立思潮中最深刻的内容。诚如著名学者舒新城说：“十一、二年间教育思想正盛之时，有从理论上主张教育应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者，以蔡元培为最彻底。”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教育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
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论是对当时严重的教育危机反思的结果，和当时的教育思潮息息相关，反映了当时广大师生和教育界人士的愿望，是有积极意义的。舒新城对蔡元培教育独立论的彻底性及其理论高度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十一、二年间教育思想正盛之时，有从理论上主张教育应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者，以蔡元培为最彻底。数年来，倡教育独立的，在理论上无有出其范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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