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如巨龙般蜿蜒奔腾，横贯于中国辽阔的北方大地。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出成就，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不屈精神的象征。长城在从战国到明代的2000年中服务于单一战略用途，其建造史表明了防御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对政治背景变化的适应性。依托长城而出现的人口迁徙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基于以上价值，19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居延遗址等25处长城遗迹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城的诞生

　　人们常说的“万里长城”主要指代秦、汉、明三个朝代修筑的长城。这三个朝代是长城建设的高峰期，留下了绵延万里以上的最壮观、最有代表性的长城遗存。实际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如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等，也不同程度修筑过长城，或在局部地区新建了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长有几千千米，短有几百千米。
　　最早的长城出现在东周（目前推定为春秋战国之交，距今2500年），而国家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可见，长城在国家形成之后很久才出现，这是有原因的。
　　围绕国界线产生的争端在今天是一件牵动全国的外交大事，然而在3000多年前，国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商周时期国家统治依靠的是同心圆式的臣服、归顺、同盟关系，此类关系主要通过朝聘盟会制度来维持。西周时期的族群往往聚居于城市或大型聚落。当时的城市影响范围有限，各个都邑、聚落之间存在大量的空白地带。从宏观来看，各族群呈点状分布，国土不过是城邑的集合。游牧、畜牧或者半农半牧的族群栖息在城邑之间的空白地带，如老牛坡戎人墓地距离周人的大本营——周原只有两个小时车程。在这种华夷杂处的状态下，只要游牧部族不侵犯城邑的势力范围，两者就相安无事。
　　寸土必争观念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比如秦王以15城求和氏璧、荆轲献督亢地图获得刺杀机会。春秋战国时期人口大幅增长，原来点状城邑之间的空隙渐次被迅速增加的人口填充，这使得各国疆域内土地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强盛的诸侯国吞并了周边的小国以及杂处于华夏之间的戎狄，比如秦并14国，灭骊戎；楚并58国，灭卢戎、蛮氏。也有部分戎狄在文化认同上趋近于华夏，如中山国本属于白狄，竟将自己的祖先归于姬姓。诸侯国的疆域逐渐扩大，城邑间的旷野越来越少，直接统治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多，最终疆域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整体。而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最终被摈除在华夏各国疆域之外。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于气候转凉、转干，草原与农耕区域的界限向南推进，以游牧或畜牧为生的戎狄南下，对中原诸侯国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长城由此应运而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正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面临威胁的燕、赵、秦三国选择了同样的防御策略——置边郡、起长城。
　　燕王派遣秦开击退东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边郡，燕国的疆域达到历史最大范围。燕国为了巩固既往的战果，在其北部边疆（今天的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辽宁北部）构筑长城与驻防城堡。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东胡、林胡和楼烦后，赵国在阴山以南设置了代、云中、雁门三郡，并且修筑了赵北长城。现在考古调查探明赵北长城东起张家口市张北县，延伸至万全、尚义县，经尚义县南槽碾村南，伸入内蒙古兴和县，后随山势弯曲西行，进入呼和浩特市，最后终于巴彦淖尔市的乌拉山山麓。
　　秦国长城修筑的背景也与燕、赵相似。秦昭王灭义渠后，秦国在义渠故地置陇西、北地、上郡，并且在这三个边郡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秦长城横亘在今天的甘肃中部、东北部，宁夏东南部，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秦长城的东段主要依照黄河走势修建，长城在陕北靖边出现分支，秦长城西起甘肃岷县，东止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长城：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

　　现代意义上的长城一般指代位于中国北方游牧与农耕交界地带、为抵御游牧部族侵扰而修建的长城。实际上，为了防御邻国，战国长城修建于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战国时期的长城主要是秦、赵、燕三国砌筑，现存墙壕1795段，单体建筑1367座，关、堡160座，相关遗存33处，长度3080.14千米。

　　秦、汉都是大一统王朝，中央举全国之力在北部边疆修建长城，是长城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期。秦汉长城遗迹至今还能清楚地看到，秦汉长城现存墙壕2143段，单体建筑2575座，关、堡271座，相关遗存10处，长度3680.26千米。
　　明代是長城修建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现存墙壕5209段，单体建筑17449座，关、堡1272座，相关遗存142处，长度8851.8千米。
　　秦汉长城一般就地取材，以减少整体工程量作为首要原则。长城墙体多为夯土筑造，也有石砌、石土混筑墙体，甚至直接将自然屏障作为墙体。
　　位于山地的长城多采用石头与夯土混砌，如果山脉比较贫瘠，则采石砌筑墙体。有的石长城以山体基岩为基础，其上垒砌毛石作为墙体。这种长城墙体较为规整，轮廓清晰，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化匠沟长城、田家沟长城、苟家沟长城；也有以自然山体为基础，两侧用较大的石块逐层垒筑，间杂以碎石块或土块，如赤峰市敖汉旗陈家杖子长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烧锅营子长城。长城还借山形水势减少工程量，比如赤峰市敖汉旗的兰家窝铺长城1段，山体远观似城墙，十分险峻，仅在山坳处用短石墙连接；辽宁建平县小五家子长城1段将蹦河纳入长城的防御线。 　　位于平原的长城多用夯土砌筑，就地取土，土质有黄土、褐沙土、黄褐土等。在戈壁周边的长城，则使用芦苇、红柳等植物作为土质长城加强筋。河西地区因地制宜，使用土坯砌筑长城墙体。从秦汉至唐宋，砖的成本一直都比较高，所以砖砌长城直到明朝才出现。早期长城的构筑方式多为后世长城所继承，前一朝代的长城也常为后世所沿用。
　　作为军事防线的主体，长城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蜿蜒墙体之外，还需要与烽燧、障城联动，才能起到切实的防御作用，同时为了补给、管理和调整长城防线，在靠近中原的一侧往往还筑有等级较高的侯城。

　　烽燧一般位于长城附近视野开阔的地方，或依附于长城构筑，或距离长城不远，能够与长城、哨所通视。烽燧的建筑方式同长城类似，常见夯土或土石混构，平面形状有圆形、正方形、长方形、不规则形，以圆形烽燧为主流，高度一般为五六米。
　　障城一般位于长城内侧，距离长城1千米以内，四面有城墙，城墙为土筑或石砌。障城规模不大，一般呈方形或近方形，也有圆形。大型障城边长在200米左右，规模较大的障城被称为堡，比如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的冷水塘堡。小型障城边长或者直径不到50米，也有小型障城依靠长城墙体砌筑，如赤峰市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姜家村湾1号障城。有的障城是一大一小并列分布，比如赤峰市元宝山区山前镇砖瓦窑障与砖瓦窑堡。

　　相比燕、赵两国，秦国修建长城更加善于借助自然地势。秦国长城大部分位于黄河上游，因河流下切，多发育陡峭险峻的河谷，秦人便只修建短的墙体将河沟山崖这种天险连缀起来，并且出现了一种“堑削为墙”的作法，即将河沟突出的地方削成近似垂直的陡壁，再在其上夯筑墙体。从整体走势上来看，秦长城虽走向曲折，却始终修筑在分水地带，即区域内视野最为广阔、地势最为险峻的地点。而且在长城转折处修建高大的瞭望墩台，墩台建筑规模较大，面积约20～40平方米，从周围发现的生活陶器碎片、瓦片来看，可能还有屯居的功能。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用了一种新的防线建筑方式——“城河上为塞”，即在甘肃兰州至宁夏中卫一线，依地势建造了44座县城作为边境的堡垒。

长城：军事防御的前沿

　　长城是防御设施，要达成守卫边疆的效用，离不开人的驱动。秦汉是大一统王朝，边疆行政区的建制服从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戍边的人力主要来源于各郡县的徭役制度。
　　汉代的戍边部队由边郡兵、属国兵和屯田兵构成。边郡兵有内郡征发的每年轮防的戍卒，也有来自当地边郡的两年服役期的戍卒。边郡兵又分化为以守备作战为主的将屯兵、以侦察警戒为主的侯望兵以及保障后勤供应的军需兵三种。
　　属国兵多数来自内附的游牧部族所定居的“某属国”行政区。在这些属国栖居的部族多为鲜卑、乌丸，也有少部分南迁的匈奴，游牧部族往往善于骑射，服兵役也是整个部族对朝廷的义务，属国兵由属国都尉统辖。
　　屯田兵主要从内郡正卒材官（步兵）中征调，少部分来源于驰刑徒（解除枷锁的刑徒）和应募士，主要任务包括负责开通道路，建设水利，垦种土地，修缮邮亭、防御工事、戍守军事、农业设施等，屯田兵由农都尉、护田校尉等专官统辖。
　　边郡兵不仅需要防卫边疆，而且是边郡的治安力量，还是镇压诸侯王异动的有生力量。掌管边郡军队的是太守。这是边郡的最高长官，如遇紧急情况，无需合虎符即可发兵，保障了作战的机动性。长史、司马是太守的助手，相当于军队中的文职。太守下设郡都尉，辅佐太守治理军政。
　　边郡下划分多个防区，称为“部”。“部”设置部都尉分治具体军务，下属有侯统领的侯望系统以及千人、司马统领的屯兵系统和城尉统领的都尉府守卫系统。治所在重要关城的称为“关都尉”，职级与部都尉相当，比如居延都尉、肩水都尉。
　　与长城关系最为紧密的是隶属部都尉的侯望系统，每个“侯”负责一段边塞的侦察预警工作，管理几百里长城墙体、要塞城址以及数十座烽燧，治所为地理位置重要的障城。“侯”在辖区内每隔百里设置障、塞，率领戍卒驻守障城的分别为障候、塞尉。同时，每一侯官的塞段下分若干“部”，每部设“侯长”管辖。部吏7～11人，部卒18～100人不等。塞下所置部之数量、规模与塞所处地位直接相关。例如，甲渠候官塞地处居延中枢，下置甲渠、吞远、饼庭、万岁、毋伤、临木、城北、莫山、武贤、万年、俱起、收虏、止害等 28 部。
　　隧是侯望系统的基层单位，负责人为“隧长”。每隧的人数不多，少者一二人，多者近 30人，一般在10人左右。隧长、戍卒等均驻于烽燧中，随时监视军事动向、传递消息。
　　太守、部都尉、城尉的驻地都可以算作邊城，边城即边郡的县城。边城负责落实徙民实边的具体政策，容纳了相当多的平民，故而边城的规模远大于侯和侯长所驻扎的障城。
　　烽燧形制一般是以高墩台做基座，顶部设望楼和配套的小屋，即汉简中的“堠”“候楼”等。部分烽燧上有半露的遮阳草棚，供负责侯望执勤的戍卒居住，也常见借烽燧作为墙体筑坞，以供戍卒居住。烽燧建有各类用于举烽火的设施，如台顶设烽架（桔皋）用于举布烽或燃草烽；台下有施烟灶，台上出烟囱。不同于唐以后空心烽燧的登燧方式，西汉烽燧由于内部是实心夯土，需要借助外部工具登燧。 　　汉武帝时期河套平原长城系统和边城的建设基本阻塞了匈奴南下的通道。漠北战役之后，匈奴王廷西移，兴建长城的地点转移至河西走廊的居延海。弱水（今额济纳河）南流穿过合黎山和马鬃山的缺口，其北端为水草丰茂的居延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屯军居延海，修建居延塞为西征大宛、北征匈奴打基础。
　　居延塞由长城墙体、烽燧、列障（障城的一种）、亭障、边城组成。居延塞最著名的障城莫过于甲渠候官障城。甲渠候官出土的汉简后来被称为居延汉简，绝大部分居延汉简属于公文档案，记载了汉代边关的日常军事事务，折射汉代日常生活、人口迁徙、司法诉讼流程等。其中一则《塞上烽火品约》详细规定了如何对不同的敌情发出对应的预警，以便后方大部队及时、得当地应对。《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如果敌人在白天进犯就点燃烽火，晚上则点燃芦苇扎成的苣火，五百人以下点一堆火，一千人以上点两堆火，两千人以上点三堆火，因为敌情无法点火，旁边的烽燧看到了必须点火。

　　守望烽燧是戍卒的主要任务，除了日夜登高瞭望外，驻守在长城的戍卒还通过“天田”侦察敌踪。天田是一条分布于交通要道的细沙带，一旦有敌人夜间潜入，就会留下痕迹，根据居延汉简，戍卒每晚需要铺平沙地，称为“画天田”，每天早晨巡查天田，巡视后填写“日迹簿”备案。
　　历史学家金应熙提出：“长城并不单只是一条防御线，而是形成一个防御网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网的结构逐渐变得更为复杂、完整。”历朝历代为了控制边疆，还铺设了从都城到边郡的邮驿系统，为了保证前线物资和讯息畅通，建设了的道路交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秦直道。

　　根据《史记》，秦直道以秦别宫云阳甘泉宫（今陕西省淳化县梁武帝村）作为起点，沿着子午岭山脊（古称桥山，山脉走向大体为南北向）铺设，终点设在九原郡治所（今内蒙古包头市麻池古城）。秦始皇巡游天下，归途便是从九原南下秦直道抵甘泉。秦汉时期尚未出现穿山架桥的技术，难以按照直线距离最短的原则设计路线，考虑安全、稳定、效率多方位因素，路线设计需要避免通过河谷和横向的山脉，故而秦直道选择了沿着子午岭这一南北向山脉山脊铺设，并且在沿线构筑烽燧和障城。秦直道效能突出，沿用至汉代。司马迁曾跟随汉武帝巡游天下，也经由秦直道回到长安。现代考古调查发现，秦直道两侧分布有多座汉代城址，如红庆河古城（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红庆河村）。
　　长城是一项國家战略，能否有效发挥防御功效取决于国家内部的稳定。西晋八王之乱使得长城形同虚设，匈奴长驱直下，最终酿成五胡乱华，游牧民族站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从南北朝到北宋的近千年内，军事制度发生较大的改变，由于割据，边疆的行政制度也有别于内地，所以朝廷也并不热衷于修建长城。从边疆防御战略的历史演变来看，北朝到残唐五代边疆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形势，而宋代又过于防范割据，多重权力制约和监督使得边疆军事作战实力大幅下降。直到明代才出现较合理的战略部署，边疆安全继而得到保障。
　　明长城是中国历代长城中最为宏伟的。明朝统治者前后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增筑了万里长城，西起甘肃嘉峪关，经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到达渤海之滨的河北山海关。
　　明朝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而且疆域空前广阔。明代的地方政区三权分立，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布政使司掌民政，按察使司掌监察。在通盘考量历代军政得失的基础上，明太祖朱元璋创立“都司卫所”制度，都司为地方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军事要地设卫，驻扎卫城，次要位置设所，驻扎所城，所又分为千户和百户两级别。在北部边疆，则特意设置了九个兵镇，从东到西分别是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这种制度也称九边总兵镇守制度。
　　其中，镇由总兵统辖，驻镇城，总掌全镇兵马和防区内的战守行动。镇下分路，每个军镇下分三路到八路不等，各路分设路城，内驻参将，负责本路地段的战守。路下分堡，每路辖几个至十几个军堡，内驻守备，负责本地段的战守；各路之间有游击堡，内设游击将军，领3000游兵，往来策应，既分段防守又互相连结、各负其责。明朝的边境后来演变为卫所制与九边总兵镇守制并行的局面。总体来看，边境的镇城、路城规格比卫城、所城要高，这种防御体系的基层是沿长城修建的大小堡城，负责长城防御设施的修缮、守备和戍卫。

从烽烟长城到丝绸之路

　　长城由驻边将士的血肉铸就，以朝廷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回馈边疆以安宁稳定。“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沙多。”边境苦寒，不仅戍卒思乡，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也在远眺长城之内灯火千家明的景象。长城不仅是一道墙，也是北方民族关系的纽带。

　　在匈奴崛起之前，长城地带分布着许多半农半牧的部族，这些部族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戎”“狄”“胡”，这是中原文化对周边非农耕民族的概称。从北京延庆军都山、河北宣化小白阳、内蒙古毛庆沟与杭锦旗桃红巴拉、宁夏固原杨郎、甘肃宁县袁家村发现的戎狄墓葬来看，文献记载的白狄、楼烦、东胡、义渠的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共性：墓葬中殉牲多为牛、猪，代表其重视畜牧业，棺内外随葬弓弭、铜镞和马具，说明其善于骑射。
　　长城地带半农半牧部族在经历气候干冷化后，生产生活方式向游牧转化，并且压迫到了靠南的农耕区域。与此同时，中国中原诸国出现华夏一体化的观念转变，各国致力于维护华夏和夷狄之间的界限，在边境筑起长城。原先游荡于华夏诸国间的戎、狄、胡或被吞并而逐渐同化，或被驱逐而远走塞外。长城以外的广袤草原，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和融合，文化面貌重组，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原的游牧世界，并且在秦以后的七个世纪里塑造着中国历史的脉络，也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
　　继承了燕、赵长城的秦朝对匈奴作战首战告捷，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匈奴第一代单于头曼北徙阴山以北。秦朝崩坏，匈奴再度回到河套地区，收回蒙恬所辟地，时而南侵至陕西中部、山西南部。为了解决匈奴南侵问题，刘邦率军亲征，落入白登之围，定下和亲加互市的对匈政策。汉武帝时稳步推进对匈奴作战的大小战役，将汉匈疆界再次北推到蒙恬所筑长城。漠北战役封狼居胥，匈奴远遁。原本依附匈奴的各族和匈奴浑邪、休屠部归附汉朝，被安置于边郡塞外的属国（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
　　内附的游牧部族在边郡安定下来后，逐渐接受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将长城之外的文化通过社会生活传导到内地。边境的民族融合根植于深远的文化传统，即在必要情况下，夷夏之别可以屈从于大一统的重要性，《汉书·王吉》有：“《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孔子也曾言“有教无类”，这个“类”也包括族类，即不区分华夏与戎狄蛮夷，都能够进行教化，异族也能学习中原的政教典章，通过耳濡目染中原的文化习俗，使得四夷归化。
　　稳定的边境是开放关市的前提，通过关市，游牧部族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补充，建立了一种互补的和平发展模式。在贸易过程中，游牧和农耕民族交换了承载着各自文化的商品和珍宝。汉武帝后期遣李广利伐大宛，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大宛归降，汉朝廷以河西长城为桥头堡，经营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丝绸之路开通后，河西走廊的驿道与长城相伴而行，某些地段的驿站和障城合二为一，在长城防御体系的护卫下，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