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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之前，他在欧洲一流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16年生活在瑞士。归国之后，他开始普通教师的生活，从此只拿在欧洲时1/20的薪水
初到欧洲，离开了父母和祖国，以往的监督荡然无存，再加上西方教育的宽松，爱玩的天性开始强烈反弹。在巴黎求学的5年半时光，他没去看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虽然住在巴黎圣心教堂附近，从家中就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美景，但最吸引他的是不远处的电子游戏厅。每天早上一开厅他就一头扎进去，在几个主要的游戏机上创纪录。放学回家，他会进去看看他那些纪录有没有被破掉，如果被人破了，他就全神贯注地刷新得分。
同时他还迷上了美食。巴黎历来是欧洲美食之都，这里的移民多而杂，能寻觅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可口菜肴。他白天黑夜地走街串巷，吃遍了风味各异的餐馆。
6张单程票和239个箱子
1987年，朱亦兵以大提琴一等奖成绩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毕业， 成为继马思聪、冼星海之后第3位获此学位的中国音乐家。两年之后，23岁的他进入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是当时欧洲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
他选择瑞士定居，“拿着欧洲交响乐团的第二高薪”，玩起了汽车。最高峰时车库里有4辆车，他最喜欢的是一辆12缸的老款敞篷捷豹，不时开着它在地中海海岸线上兜风，还在德国不限速的公路上超过时速240公里的保时捷和奥迪。
他的中国护照有常人的3倍厚，密密麻麻盖满了各国的签证印章。因为频繁往返各个国家，他只得一次又一次奔波于各国领事馆之间。古典音乐演出经常有演奏人员或指挥临时缺席，需要人顶替的情况，这往往能成为一些人事业再上台阶的机会。由于没有外国护照，无法随时过境，朱亦兵只得一次次拒绝。
2003年9月，他回国探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学深深触动了他，他发现，大学的教学理念和年轻人的追求之间存在极大反差。
父亲去世前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可能我要离开人世了，你会继续在音乐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但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你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这会儿，朱亦兵对自己说，瑞士的生活过于安逸，“我总不能就这么再活30年等退休吧！”
在国外的根扎得太深：一个家庭、两个儿女、一处湖边小屋、半生的事业和朋友，所以，必须当机立断。2003年12月初决定回国，2004年2月21日踏上行程。过了21年悠闲的生活之后，他买了6张单程机票给4个人和两个大提琴，把一半的家具处理掉，其他的生活记忆放进一个40英尺长、装有239个大箱子的集装箱。7周之后，集装箱从鹿特丹运到了天津。现在除了灯和窗帘，北京家里的一切都是从瑞士带来的。
我在培养能养活艺术家的人
人物周刊：你对巡演的效果满意吗？
朱亦兵：我觉得意义非凡，并不是我想把自己说得多么重要，个人无所谓，我在跟观众的交流当中发现中国人在精神交流方面的需求太大了，真的是一种饥渴状态。问题恰恰在于连我们搞音乐的、推销梦想的人都缺乏表达能力。
这是普及型音乐会，免费的，拖家带口就往里涌，可开演之后我只看见两个出去上厕所的。所以，说中国人素质低，可能是片面的。素质难道就是老老实实，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接受什么？我要跟观众沟通。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饮食生活方式不太一样，人家吃一大菜，我们要吃一圈菜，还要转盘。所以我每首曲子就5分钟，5分钟还受不了吗？我不是骗你，这部歌剧的精华就这5分钟。
我是把西方欣赏方式中国化了，我们在每个盘里尝尝鲜，难说观众听下来哪天就想听听完整的呢。我在培养观众啊，我在培养将来能养活我们艺术家的人啊。
人物周刊：目前主要就是在普及古典乐？
朱亦兵：每天都在干这事。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又成了一个爱好者。别人奇怪，说你是个专业的，怎么成了个爱好者，这不是业余的意思吗？“爱好者”的拉丁文amateur，被中国人翻成“业余”的意思，但它是爱好者的意思，爱是多美好的词，比专业神圣多了。
人物周刊：出国那么多年，回来有不适应感吗？
朱亦兵：什么叫适应？人家剧场灯黑黑的你就黑黑的？不！我就叫师傅把灯打亮一点，我一定要看着大家的脸和眼睛。
人物周刊：那离开欧洲是因为厌倦了过于专业的演出？
朱亦兵：我说我前半辈子是在做我能做的，后半辈子是在做我想做的。
人物周刊：在西方乐团时竞争很激烈吧？
朱亦兵：所以要不断挑战自己啊，等别人来挑战你不就晚了吗？我缓解压力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要给自己施加更大的压力。
把太阳画成绿的招谁惹谁了
人物周刊：你很看重个人表达，可人总要面临妥协。
朱亦兵：那要妥协的东西多啦！明天天冷我多穿一点衣服，这就是一种妥协。妥协有时候也挺美好。但只要我们都多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社会就会幸福很多。我经常跟学生说，希望你们成为光明正大、抬头挺胸自私的人。
人物周刊：自私的人？
朱亦兵：当然！自私有那么难听吗？这跟社会不冲突。如果我们自己真的足够好，这个社会就需要我们，就像一个大钟表需要零件一样。不是说小零件为了大齿轮的利益就要牺牲，不必这么想，再小的零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必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艺术上的成就是不能靠勤奋得来的？
朱亦兵：我们中国人讲熟能生巧，我硬碰硬地说，音乐就永远不能熟，永远得是活生生的。我们演出前排练有很多东西就是有出入的。我不相信手头上的熟练。所有艺术都是传播理念和情感的方式，如果里面没有理念、没有情感，就是模式。艺术一定得是生的、鲜活的、即兴的，而不是熟练地模仿。
很多中国人觉得熟到一定程度他就不用动脑子了，而不动脑子，这玩意不可能是艺术，就成流水线了。
人物周刊：国内的人会觉得你狂妄吧？
朱亦兵：什么叫狂妄啊？树林里有个长得高点的，那叫狂妄吗？如果说不一样就是狂妄，那我们民族的意识落后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挺狂妄的，每一个新生儿从娘肚子里出来都是天下最狂妄的人，饿了就哭、难受就闹、冷了就折腾。这是狂妄？那狂妄好了。你说我的狂妄损害谁了？我把太阳画成绿的，我招谁惹谁了？“狂妄”这两个字本身就很无聊，其实就是敢讲敢想啊，没有别的意思。
初到欧洲，离开了父母和祖国，以往的监督荡然无存，再加上西方教育的宽松，爱玩的天性开始强烈反弹。在巴黎求学的5年半时光，他没去看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虽然住在巴黎圣心教堂附近，从家中就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美景，但最吸引他的是不远处的电子游戏厅。每天早上一开厅他就一头扎进去，在几个主要的游戏机上创纪录。放学回家，他会进去看看他那些纪录有没有被破掉，如果被人破了，他就全神贯注地刷新得分。
同时他还迷上了美食。巴黎历来是欧洲美食之都，这里的移民多而杂，能寻觅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可口菜肴。他白天黑夜地走街串巷，吃遍了风味各异的餐馆。
6张单程票和239个箱子
1987年，朱亦兵以大提琴一等奖成绩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毕业， 成为继马思聪、冼星海之后第3位获此学位的中国音乐家。两年之后，23岁的他进入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是当时欧洲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
他选择瑞士定居，“拿着欧洲交响乐团的第二高薪”，玩起了汽车。最高峰时车库里有4辆车，他最喜欢的是一辆12缸的老款敞篷捷豹，不时开着它在地中海海岸线上兜风，还在德国不限速的公路上超过时速240公里的保时捷和奥迪。
他的中国护照有常人的3倍厚，密密麻麻盖满了各国的签证印章。因为频繁往返各个国家，他只得一次又一次奔波于各国领事馆之间。古典音乐演出经常有演奏人员或指挥临时缺席，需要人顶替的情况，这往往能成为一些人事业再上台阶的机会。由于没有外国护照，无法随时过境，朱亦兵只得一次次拒绝。
2003年9月，他回国探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学深深触动了他，他发现，大学的教学理念和年轻人的追求之间存在极大反差。
父亲去世前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可能我要离开人世了，你会继续在音乐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但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你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这会儿，朱亦兵对自己说，瑞士的生活过于安逸，“我总不能就这么再活30年等退休吧！”
在国外的根扎得太深：一个家庭、两个儿女、一处湖边小屋、半生的事业和朋友，所以，必须当机立断。2003年12月初决定回国，2004年2月21日踏上行程。过了21年悠闲的生活之后，他买了6张单程机票给4个人和两个大提琴，把一半的家具处理掉，其他的生活记忆放进一个40英尺长、装有239个大箱子的集装箱。7周之后，集装箱从鹿特丹运到了天津。现在除了灯和窗帘，北京家里的一切都是从瑞士带来的。
我在培养能养活艺术家的人
人物周刊：你对巡演的效果满意吗？
朱亦兵：我觉得意义非凡，并不是我想把自己说得多么重要，个人无所谓，我在跟观众的交流当中发现中国人在精神交流方面的需求太大了，真的是一种饥渴状态。问题恰恰在于连我们搞音乐的、推销梦想的人都缺乏表达能力。
这是普及型音乐会，免费的，拖家带口就往里涌，可开演之后我只看见两个出去上厕所的。所以，说中国人素质低，可能是片面的。素质难道就是老老实实，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接受什么？我要跟观众沟通。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饮食生活方式不太一样，人家吃一大菜，我们要吃一圈菜，还要转盘。所以我每首曲子就5分钟，5分钟还受不了吗？我不是骗你，这部歌剧的精华就这5分钟。
我是把西方欣赏方式中国化了，我们在每个盘里尝尝鲜，难说观众听下来哪天就想听听完整的呢。我在培养观众啊，我在培养将来能养活我们艺术家的人啊。
人物周刊：目前主要就是在普及古典乐？
朱亦兵：每天都在干这事。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又成了一个爱好者。别人奇怪，说你是个专业的，怎么成了个爱好者，这不是业余的意思吗？“爱好者”的拉丁文amateur，被中国人翻成“业余”的意思，但它是爱好者的意思，爱是多美好的词，比专业神圣多了。
人物周刊：出国那么多年，回来有不适应感吗？
朱亦兵：什么叫适应？人家剧场灯黑黑的你就黑黑的？不！我就叫师傅把灯打亮一点，我一定要看着大家的脸和眼睛。
人物周刊：那离开欧洲是因为厌倦了过于专业的演出？
朱亦兵：我说我前半辈子是在做我能做的，后半辈子是在做我想做的。
人物周刊：在西方乐团时竞争很激烈吧？
朱亦兵：所以要不断挑战自己啊，等别人来挑战你不就晚了吗？我缓解压力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要给自己施加更大的压力。
把太阳画成绿的招谁惹谁了
人物周刊：你很看重个人表达，可人总要面临妥协。
朱亦兵：那要妥协的东西多啦！明天天冷我多穿一点衣服，这就是一种妥协。妥协有时候也挺美好。但只要我们都多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社会就会幸福很多。我经常跟学生说，希望你们成为光明正大、抬头挺胸自私的人。
人物周刊：自私的人？
朱亦兵：当然！自私有那么难听吗？这跟社会不冲突。如果我们自己真的足够好，这个社会就需要我们，就像一个大钟表需要零件一样。不是说小零件为了大齿轮的利益就要牺牲，不必这么想，再小的零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必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艺术上的成就是不能靠勤奋得来的？
朱亦兵：我们中国人讲熟能生巧，我硬碰硬地说，音乐就永远不能熟，永远得是活生生的。我们演出前排练有很多东西就是有出入的。我不相信手头上的熟练。所有艺术都是传播理念和情感的方式，如果里面没有理念、没有情感，就是模式。艺术一定得是生的、鲜活的、即兴的，而不是熟练地模仿。
很多中国人觉得熟到一定程度他就不用动脑子了，而不动脑子，这玩意不可能是艺术，就成流水线了。
人物周刊：国内的人会觉得你狂妄吧？
朱亦兵：什么叫狂妄啊？树林里有个长得高点的，那叫狂妄吗？如果说不一样就是狂妄，那我们民族的意识落后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挺狂妄的，每一个新生儿从娘肚子里出来都是天下最狂妄的人，饿了就哭、难受就闹、冷了就折腾。这是狂妄？那狂妄好了。你说我的狂妄损害谁了？我把太阳画成绿的，我招谁惹谁了？“狂妄”这两个字本身就很无聊，其实就是敢讲敢想啊，没有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