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多年中日关系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特别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和曲折，引起了人们对两国关系的关注和忧虑，中日两国学者也加强了对当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日有幸读了史桂芳教授的《战后中日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6月版)一书，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该书从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中解析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向，具有较高的研究视野和角度；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中日文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注意批评和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第一，在世界格局中探究中日关系的演进，寻找其发展变化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显著的特征就是冷战体制的形成，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战后中日关系》一书充分研究了中日关系与世界格局演变的关系，认为：中日两国关系与其他双边关系相比，受冷战体制的影响更大。因为战后中国和日本都分别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中国倒向社会主义苏联，日本倒向资本主义美国。日本通过对美国“一边倒”来争取美国对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以图早日结束被占领状态，重返国际社会。《战后中日关系》一书的作者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到中日两国之外的因素，也就是跳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认识中日关系。
　　在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分歧。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表面化，两国关系恶化。美国继续采取敌视和封锁中国的政策。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岛，美国派第七舰队进人台湾海峡，并继续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毫不退让。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是甲级战犯，他对日本侵略罪行缺乏正确认识，加之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在对华关系上，追随美国，敌视中国。这样，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日“民间外交”出现倒退。1957年6月，岸信介以日本首相身份访问台湾，1958年出现长崎国旗事件，使不断发展的民间往来出现困难和曲折。如果我们不联系美、苏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仅就岸信介政府对华政策进行探讨，就不可能认识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中日关系的演进是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果也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提案。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它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尼克松的“越顶外交”，促使新一届日本政府加快了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步伐。而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也使中国从反对主要敌人的角度，加快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出现了很大波折，中日两国学者对中日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中日的有识之士为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作者在分析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时，同样注意国际格局变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指出中日关系与亚太地区稳定、世界和平有着密切关系。作者在分析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主客观原因后，支持中日关系进入友好合作与矛盾摩擦共存的时期，必须对中日关系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才能制定相应的政策，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为亚太地区和平作出贡献。
　　
　　第二，注重使用日文第一手资料，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者研究中日关系的著作中，一般使用中文资料较多，对日文第一手资料使用较少。《战后中日关系》一书，除使用大量的中文资料外，还尽可能地发掘和使用日文档案、回忆录、报刊等相关资料，并对日文资料进行分析、鉴别，使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学术价值。 作者在研究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影响时，除分析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内容外，还查阅了日本皇室、中央政府、地方颁布的有关谕令等，指出近代日本宣扬的“忠君”、“爱国”对国民毒害的程度。对于战后日本为何继续保留天皇制，作者通过调查当时日本报刊、日本政府人士、美军占领军领导者的回忆录、活动等，分析了日本朝野人士、不同党派对待天皇制的态度，尤其指出美国的态度在保留天皇制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反映了美国利用日本天皇制实现美国占领日本、称霸远东的目的。
　　作者在研究战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时，通过研究首相吉田茂的回忆录、国会答辩等，指出：“吉田路线”反映了日本是一个注重实利、务实的国家。它采取外交上倒向美国，以致一些日本学者一直讽刺日本战后外务省形同虚设，这是日本尽快结束被占领状态、重返国际社会的不得已选择。作者使用日本各届首相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在国会、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等，说明日本选择倒向美国时，始终注意在不违背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推进与中国的关系，重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如：1951年10月28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参议院回答对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说：“关于中共的问题，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应从现实外交着眼自主决定。现在与中共关系从通商贸易上考虑，根据中共的态度，可以考虑在上海设立驻外办事处。”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一波三折，我们可以从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中、从当事者的回忆录中有所了解。《战后中日关系》的作者为了体现谈判的全貌，使用了2002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日方的现场纪录，了解中日双方代表的所思所想所言，从中能够让读者了解谈判的艰苦，中日领导人当时求大同、存小异，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胆略和气魄，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一直影响着现在中日关系的发展。
　　作者在分析21世纪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同时，指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共同利益、经济互补等有利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既充满信心，又正视困难。在阐述中日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状时，使用了日本《经济新闻》、NHK舆论调查等媒体公布的调查结果，说明中日经济贸易等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两国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人们喜欢用“吃水不忘挖井人”来形容为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前人。《战后中日关系》一书研究了中日两国政界、民间为恢复中日关系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挖井人”，从而立体、多层面地展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 “民间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作用巨大，作者阐述了日本朝野在邦交正常化前为实现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如：1949年5月，日本就成立的中日贸易促进会，由日本改进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劳农党等党派议员发起组织了“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等民间和政界力量为促进日中贸易与合作所作的贡献。1950年10月日本成立“日中友好协会”、1963年10月中国成立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中日两国红十字会、日本三团体等民间组织在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促进中日贸易发展上功不可没。日中友好协会成为日本战后最广泛的民间团体。
　　两国民间往来离不开官方的推动，中国政府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为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作者还肯定了为中日恢复邦交奔走、作出贡献的人士，如：廖承志、孙平化、肖向前、高碕达之助、松村谦三等，当然，更肯定了毛泽东、周恩来、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国家领导人的功绩。“民间外交”在中日邦交恢复后，同样有巨大作用。在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时，更应该发挥中日“民间外交”的作用，加强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战后中日关系》一书充分肯定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努力，阐述了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等在邦交正常化前夕造访中国，为中日了解对方的立场打下了基础。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松本俊一1972年9月9日访问中国，中日双方交流意见，在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邦交正常化可谓“水到渠成”。
　　从邦交正常化前后中日各阶层、各党派的交流可以看出，中日友好合作是大局，只要两国人民加强了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认为中日之间尽管出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但是，两国在维护地区安全、促进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和平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采取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政策是顺应时代发展的。
　　总之，《战后中日关系》(1945m2003)从国际大视野、从多个层面和角度研究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复杂曲折的过程，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论断，有助于我们认清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实事求是地认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学术价值高的著作。当然，白玉微瑕，《战后中日关系》一书也有不足，如：对中日关系发展背景的论述有待加强，需要进一步挖掘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关系的资料，以增强学术分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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