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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员。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从“零”开始在北京生活。如今，他已然成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以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谈判人等身份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我永远不会自称“我是中国通”，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仅此而已，但却足够。
★我做人的第一原则是与众不同，我必须是精英！
他有日本人的勤勉，中国人的智慧；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拥有重要话语权；他以活跃的姿态、敏锐的思考、流利的语言，试探着两国的底线；他激起过反对的声浪，却也迫使两国的政界和年轻人正视自己；他享有很高的人气，用独特的视野记录着中国变革的欣喜与阵痛。现在，他已经成了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其言论受到年轻一代的广泛关注。他就是——加藤嘉一。
没有童年的童年
记：我发现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总自嘲是“贫二代”？
加藤：19岁以前，我家里特别艰难，可以说是“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我13岁就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 ，我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可以说我没有童年和少年，没有好好享受过青春。
记：尽管你这样自嘲，可从你的身上看不出一点软弱的因子？
加藤：我从小喜欢跑步，尤其喜欢长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还拿到过日本国家队800米长跑的第二名。如果不是高中二年级放弃专业训练，现在有可能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呢。现在每天的10公里长跑是必修课，无论多忙都一直坚持。
长跑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项体力运动，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来中国改变了我的生活，但不管怎样，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发挥自己所有的潜能。像跑步一样，我不会停下，不会放慢速度，我愿意始终奔跑在人生的马拉松上。
记：放弃长跑，不觉得遗憾吗？
加藤：我从13岁开始长跑，14岁时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对我期望很高，结果我却受伤了。 这宣告我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我的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我知道自己在长跑上没前途了，所以当时就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我觉得人在作选择的时候，一是得对自己的现状、环境有深刻的认识；二是你得知道自己是谁、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如何做……当我认识到自己无法做到最好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别的路径，让自己不可被替代。选择了方向以后，我依旧可以同时做许多我爱做的事。你看，我未来的目标是从政，但是从政我也可以去跑步，也可以去学校讲课，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求学北大的得与失
记：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大学求学？
加藤：当时，由于我的英语成绩不错，有过去联合国工作的念头。不过我觉得，要到联合国工作光会门英语可不行。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有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我想，起码汉语和日语有相通的地方，学起来应该不会太吃力，而且我对中国一直很感兴趣。另外，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节约在东京大学的高昂学费，我就来到了中国。
记：你在北大的求学史似乎带着很多传奇的色彩，从“非典”那一年来到北大，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到现在成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在各大主流媒体开设专栏，这一路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加藤：我刚来中国时根本没有想过将来会用中文写作，给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在电视台做时政评论。这一切都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只是跟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顺势而为。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始终认真学习中文，努力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而我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更多是与当今中国的言论环境有关的，它越来越包容、开放、多元。于是，任务就到我身上了，它需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发表观点，提供不同的视角。因此，我走到今天，自身努力是一方面，外部环境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记：在北大学习期间，我听说你也打过工，并且你身边的一些同学还很不理解。
加藤：在东京大学时，我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我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在我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这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类型的客户打交道，遇上最挑剔的人你也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因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记：你觉得自己算是个好学生吗？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加藤：我应该说是非常不好的学生，我从来没有逃过课，都是旷课。我在北大唯一的后悔就是社会活动太多。我也曾经因此受过很多批评，很多老师不高兴，觉得毕竟你是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当然我会反驳说难道写文章不是学习吗？参与社会活动不是学习吗？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学习。
从高中起我就热衷社会活动。2002年世界杯，我当时读高三，觉得日韩世界杯这么重要的事情还上什么课，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日本加油。学校不批准，我开始请全校学生签名，把签好名的纸给校长看，所有人都不愿意上课。日本人做事很死板不灵活，后来我跟一些媒体联系，让他们也施加压力，还跟校长说你不批准这个我就把学校的小小丑闻透露给媒体，嘿嘿，校长后来就批准了。我小的时候跟黑道谈判过，我前面也有讲过，我家从小很困难，因为我爸爸公司破产遭人讨债，所以我也代表家庭跟追债的黑社会谈判。看来当年的这些事情对我现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经验锻炼人。
我的人生目标是过好每一天
记：不久前，你发表了《东京电力该国有化》一文，你提出了东电搞混数据、给福岛勇士待遇不足等等辛辣问题，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韩寒”之名随之风生水起，你喜欢这个称呼么？你是否看韩寒或者中国其他杂文作家的博客？
加藤：没有喜欢不喜欢，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日本韩寒”，但媒体或公众有说话的自由。我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关注韩寒先生是从了解当今中国舆论，尤其是年轻人价值观和生存环境的角度出发的。我也经常拜读他的博文。他既锋利又客气的文字打动了许多同龄人的心，也填补了当今中国意见市场的空白。中国有像韩寒先生那样的文化人，是令人欣慰的。
记：来中国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期让你觉得艰难，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你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加藤：没有最难，每天都是一样的，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而不是别的。如果要说最困难的，那应该说现在最难。因为现在，我经常没法抽出时间沉淀下来，好好看书，好好游走。总是被来自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左右，甚至淹没，我是不太会拒绝的人，既然有需要，就好好地去做，这是我的性格。这一性格与我长远的走向之间正在发生着尖锐的摩擦。
记：和日本的年轻人对比，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有什么特点？
加藤：在我看来中国的年轻人，不管他的沟通能力、语言能力、他的知识水平都是值得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当然中国的年轻人也有要向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青年很自立，从高中大学就开始经营自己，不靠父母，不着急买房，很冷静。站在中国年轻人的立场看，现在是泡沫时代，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泡沫——学历、岗位、金钱这些精神泡沫。生活实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过于功利和实用，那样的生活太盲目了。
记：在来北京留学之前和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的现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加藤：中国和中国人，越去了解、剖析，我就越不了解。我来中国之前以为中国很统一，什么都统一，后来发现错了，中国原来是非常多样化的社会。总之，中国和中国人的神秘性和多样性，才让我努力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过程将持续一辈子，我愿意接受这种命运。
记：这些年来，写日本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很多人想知道，写中国的书在日本也受欢迎吗？普通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什么印象？
加藤：这些年来，写中国的书在日本很受关注，正是因为日本国民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高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经济的复苏，何况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人文关系、社会关系已经走向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我感觉，在日本的图书市场，写中国的书在北京奥运前后是热卖高峰，那段时间日本人特别关心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另外一个高峰，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一历史性事件再次引发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我相信，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关注的局面至少持续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记：加藤，你说你以后要从政，那么你还会继续观察中国吗？
加藤：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整个人生当中所贯彻的原则，是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势而为。不管以后做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我都会观察中国，我都会用中文表达。我希望自己还是保持独立的风格。比如我的名片就是四个字“加藤嘉一”，我这个名片永远不会变化，它反映了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的风格、中立的姿态去参与这个社会。我一定会把观察中国、用中文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
★我永远不会自称“我是中国通”，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仅此而已，但却足够。
★我做人的第一原则是与众不同，我必须是精英！
他有日本人的勤勉，中国人的智慧；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拥有重要话语权；他以活跃的姿态、敏锐的思考、流利的语言，试探着两国的底线；他激起过反对的声浪，却也迫使两国的政界和年轻人正视自己；他享有很高的人气，用独特的视野记录着中国变革的欣喜与阵痛。现在，他已经成了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其言论受到年轻一代的广泛关注。他就是——加藤嘉一。
没有童年的童年
记：我发现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总自嘲是“贫二代”？
加藤：19岁以前，我家里特别艰难，可以说是“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我13岁就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 ，我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可以说我没有童年和少年，没有好好享受过青春。
记：尽管你这样自嘲，可从你的身上看不出一点软弱的因子？
加藤：我从小喜欢跑步，尤其喜欢长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还拿到过日本国家队800米长跑的第二名。如果不是高中二年级放弃专业训练，现在有可能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呢。现在每天的10公里长跑是必修课，无论多忙都一直坚持。
长跑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项体力运动，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来中国改变了我的生活，但不管怎样，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发挥自己所有的潜能。像跑步一样，我不会停下，不会放慢速度，我愿意始终奔跑在人生的马拉松上。
记：放弃长跑，不觉得遗憾吗？
加藤：我从13岁开始长跑，14岁时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对我期望很高，结果我却受伤了。 这宣告我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我的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我知道自己在长跑上没前途了，所以当时就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我觉得人在作选择的时候，一是得对自己的现状、环境有深刻的认识；二是你得知道自己是谁、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如何做……当我认识到自己无法做到最好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别的路径，让自己不可被替代。选择了方向以后，我依旧可以同时做许多我爱做的事。你看，我未来的目标是从政，但是从政我也可以去跑步，也可以去学校讲课，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求学北大的得与失
记：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大学求学？
加藤：当时，由于我的英语成绩不错，有过去联合国工作的念头。不过我觉得，要到联合国工作光会门英语可不行。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有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我想，起码汉语和日语有相通的地方，学起来应该不会太吃力，而且我对中国一直很感兴趣。另外，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节约在东京大学的高昂学费，我就来到了中国。
记：你在北大的求学史似乎带着很多传奇的色彩，从“非典”那一年来到北大，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到现在成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在各大主流媒体开设专栏，这一路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加藤：我刚来中国时根本没有想过将来会用中文写作，给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在电视台做时政评论。这一切都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只是跟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顺势而为。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始终认真学习中文，努力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而我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更多是与当今中国的言论环境有关的，它越来越包容、开放、多元。于是，任务就到我身上了，它需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发表观点，提供不同的视角。因此，我走到今天，自身努力是一方面，外部环境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记：在北大学习期间，我听说你也打过工，并且你身边的一些同学还很不理解。
加藤：在东京大学时，我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我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在我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这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类型的客户打交道，遇上最挑剔的人你也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因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记：你觉得自己算是个好学生吗？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加藤：我应该说是非常不好的学生，我从来没有逃过课，都是旷课。我在北大唯一的后悔就是社会活动太多。我也曾经因此受过很多批评，很多老师不高兴，觉得毕竟你是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当然我会反驳说难道写文章不是学习吗？参与社会活动不是学习吗？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学习。
从高中起我就热衷社会活动。2002年世界杯，我当时读高三，觉得日韩世界杯这么重要的事情还上什么课，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日本加油。学校不批准，我开始请全校学生签名，把签好名的纸给校长看，所有人都不愿意上课。日本人做事很死板不灵活，后来我跟一些媒体联系，让他们也施加压力，还跟校长说你不批准这个我就把学校的小小丑闻透露给媒体，嘿嘿，校长后来就批准了。我小的时候跟黑道谈判过，我前面也有讲过，我家从小很困难，因为我爸爸公司破产遭人讨债，所以我也代表家庭跟追债的黑社会谈判。看来当年的这些事情对我现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经验锻炼人。
我的人生目标是过好每一天
记：不久前，你发表了《东京电力该国有化》一文，你提出了东电搞混数据、给福岛勇士待遇不足等等辛辣问题，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韩寒”之名随之风生水起，你喜欢这个称呼么？你是否看韩寒或者中国其他杂文作家的博客？
加藤：没有喜欢不喜欢，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日本韩寒”，但媒体或公众有说话的自由。我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关注韩寒先生是从了解当今中国舆论，尤其是年轻人价值观和生存环境的角度出发的。我也经常拜读他的博文。他既锋利又客气的文字打动了许多同龄人的心，也填补了当今中国意见市场的空白。中国有像韩寒先生那样的文化人，是令人欣慰的。
记：来中国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期让你觉得艰难，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你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加藤：没有最难，每天都是一样的，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而不是别的。如果要说最困难的，那应该说现在最难。因为现在，我经常没法抽出时间沉淀下来，好好看书，好好游走。总是被来自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左右，甚至淹没，我是不太会拒绝的人，既然有需要，就好好地去做，这是我的性格。这一性格与我长远的走向之间正在发生着尖锐的摩擦。
记：和日本的年轻人对比，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有什么特点？
加藤：在我看来中国的年轻人，不管他的沟通能力、语言能力、他的知识水平都是值得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当然中国的年轻人也有要向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青年很自立，从高中大学就开始经营自己，不靠父母，不着急买房，很冷静。站在中国年轻人的立场看，现在是泡沫时代，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泡沫——学历、岗位、金钱这些精神泡沫。生活实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过于功利和实用，那样的生活太盲目了。
记：在来北京留学之前和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的现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加藤：中国和中国人，越去了解、剖析，我就越不了解。我来中国之前以为中国很统一，什么都统一，后来发现错了，中国原来是非常多样化的社会。总之，中国和中国人的神秘性和多样性，才让我努力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过程将持续一辈子，我愿意接受这种命运。
记：这些年来，写日本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很多人想知道，写中国的书在日本也受欢迎吗？普通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什么印象？
加藤：这些年来，写中国的书在日本很受关注，正是因为日本国民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高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经济的复苏，何况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人文关系、社会关系已经走向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我感觉，在日本的图书市场，写中国的书在北京奥运前后是热卖高峰，那段时间日本人特别关心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另外一个高峰，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一历史性事件再次引发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我相信，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关注的局面至少持续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记：加藤，你说你以后要从政，那么你还会继续观察中国吗？
加藤：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整个人生当中所贯彻的原则，是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势而为。不管以后做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我都会观察中国，我都会用中文表达。我希望自己还是保持独立的风格。比如我的名片就是四个字“加藤嘉一”，我这个名片永远不会变化，它反映了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的风格、中立的姿态去参与这个社会。我一定会把观察中国、用中文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