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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之一，刘震云用近乎冷漠的笔调、戏谑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展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小说。作家笔下的人物似乎都被困在一张无处不在的大网之中，焦虑、孤独、痛苦、死亡在作家笔下看似荒诞令人发笑，充满喜剧色彩，但如果仔细品读，我们会发现在喜剧的写作姿态下，蕴含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这一切与作家所崇尚的道家思想有关。
关键词：刘震云 生存困境 喜剧姿态 悲悯情怀 道家思想
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刘震云从《塔铺》开始，就用近乎冷漠的笔调、戏谑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展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普通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始终是他书写的重点。刘震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小人物生存困境书写的目的，并非简单追求小说的喜剧效果，而是要通过这些看似荒诞充满喜剧色彩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生活是个圈套：刘震云小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
人的存在主要分为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两种。总体上看，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两种存在上都面临挑战。刘震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通过对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生存困境的描写，揭示出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却又常常被人所忽视的生存困境。在作家的笔下，“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世界中，构成了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1]
首先，是对小人物物质生存困境所带来的人性扭曲的揭示。在刘震云的笔下，小人物普遍面临着物质生存的困境，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导致了自我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塔铺》里的学生由于身处教育水平低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他們希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学习目的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如小说里的王全说他高考是为了考中以后惩治当地欺压他们的贪官污吏，磨桌学习的动机只是不想割麦子，耗子学习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喜爱的姑娘在这里。生存困境所带来的人性扭曲不仅表现在文化程度低的普通人身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化程度高的大学生身上。《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整日担忧的是家里衣食住行等琐碎小事，妻子的工作、孩子的上学、保姆的辞退，甚至一斤豆腐也会引起一场家庭风波。小林本是一个大学刚毕业，学生气十足，对争名夺利满不在乎的人，但最终在现实和家庭的压力下，他开始变得世故，小心谨慎，为改变自身的物质生存条件开始改变自己。虽然此后小林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小林夫妇却在此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为生存而泯灭自我的小市民。
其次，是科技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电子媒体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便利，但同时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日益冷漠。在电子媒体时代，虚拟的网络交流逐步取代了真实的人际交往，人们宁愿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中也不愿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与此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文明的便利，隐藏的人性之恶开始借助科技文明的便利表现出来。《手机》里的严守一原本是一个“有一说一”的老实人，但自从他接触到手机后，他逐渐由一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变成了一个巧舌如簧、八面玲珑的人，他同时与好几个女子周旋，最终造成了于文娟、伍月、沈雪以及自己的家庭悲剧。严守一的转变折射出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电子屏幕所展现的虚拟世界中，现代人已经逐渐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人性之恶也借助科技文明的便利日益膨胀，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悲哀。
其三，是对小人物由抗争到最后妥协过程的揭示。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当那些觉醒了的小人物开始与现实抗争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时候，在经过长时间的徒劳抗争后，这些人最终选择了妥协。《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人公李雪莲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上访之路。在此过程中，李雪莲不断与各级不作为的政府官员斗智斗勇，虽然持续的上访使众多官员丢掉了乌纱帽，但她最终无法为自己正名，反而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最终只能放弃。李雪莲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个别官员的不作为，而是整个官员群体思想上的明哲保身思想。在此情况下，李雪莲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究其原因在于李雪莲最终认识到生活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圈套，正如作家所说言：“我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愁死我了。”[2]对李雪莲来说，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个人的抗争显得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二.喜剧姿态下的悲悯情怀
从词义上看，悲悯含有同情的意义，但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同情，其主要区别在于悲悯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指向的并不是个别人的不幸而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与对现实中遇到的某些痛苦或灾难而引起的同情心相区别，我们将这种由对人类的悲剧性生存困境的存在感悟所引发的情感体验称之为悲悯”[3]，在刘震云的笔下，其悲悯情怀主要隐藏在喜剧姿态下，这就使得作家的悲悯情怀很容易被读者忽视。小说《我叫刘跃进》的扉页上印着刘震云充满哲理意味的一句话：“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在刘震云的笔下，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焦虑、无奈，还是人生浩劫的悲苦、惨痛，都透露出一种幽默、荒诞的意味，让人时不时产生忍俊不禁的喜感。
首先，表现在作家的叙述方式上。从总体上看，作家在叙述过程中，常常从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出发，用冷漠、残酷甚至是戏谑的笔调揭示生活中大到死亡，小到买豆腐这样的生活琐事。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作者以一个类似记者的身份回到饿殍遍野的一九四二，以客观而冷静的态度向他的老娘、范克俭舅舅以及白修德等人进行“访问”。在此过程中，作家把他的所见所闻用写实的、甚至带有某种戏谑色彩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使得本来悲惨无比的逃荒显示出某种喜剧性。如对灾民大逃荒时灾民穿戴的叙述：“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4]对灾民逃荒时死亡的描写更是让读者触目惊心：“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5]作家把惨痛的逃荒过程以类似记者调查之类的社会新闻表现出来，战争的残酷被淡化了，惨痛的逃荒在作家笔下变成了冷静的社会新闻报道，作家的零度情感达到了极致。但仔细阅读，读者还是可以发现作家在貌似无情的背后所流露出的愤怒和同情。作家的目的在于用这种冷漠的叙述方式来再现战争的残酷，让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去触摸那段残酷的历史。也就是说，此时试刘震云的零度情感并不纯粹，只是以一种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刘震云 生存困境 喜剧姿态 悲悯情怀 道家思想
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刘震云从《塔铺》开始，就用近乎冷漠的笔调、戏谑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展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普通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始终是他书写的重点。刘震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小人物生存困境书写的目的，并非简单追求小说的喜剧效果，而是要通过这些看似荒诞充满喜剧色彩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生活是个圈套：刘震云小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
人的存在主要分为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两种。总体上看，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两种存在上都面临挑战。刘震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通过对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生存困境的描写，揭示出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却又常常被人所忽视的生存困境。在作家的笔下，“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世界中，构成了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1]
首先，是对小人物物质生存困境所带来的人性扭曲的揭示。在刘震云的笔下，小人物普遍面临着物质生存的困境，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导致了自我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塔铺》里的学生由于身处教育水平低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他們希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学习目的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如小说里的王全说他高考是为了考中以后惩治当地欺压他们的贪官污吏，磨桌学习的动机只是不想割麦子，耗子学习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喜爱的姑娘在这里。生存困境所带来的人性扭曲不仅表现在文化程度低的普通人身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化程度高的大学生身上。《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整日担忧的是家里衣食住行等琐碎小事，妻子的工作、孩子的上学、保姆的辞退，甚至一斤豆腐也会引起一场家庭风波。小林本是一个大学刚毕业，学生气十足，对争名夺利满不在乎的人，但最终在现实和家庭的压力下，他开始变得世故，小心谨慎，为改变自身的物质生存条件开始改变自己。虽然此后小林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小林夫妇却在此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为生存而泯灭自我的小市民。
其次，是科技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电子媒体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便利，但同时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日益冷漠。在电子媒体时代，虚拟的网络交流逐步取代了真实的人际交往，人们宁愿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中也不愿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与此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文明的便利，隐藏的人性之恶开始借助科技文明的便利表现出来。《手机》里的严守一原本是一个“有一说一”的老实人，但自从他接触到手机后，他逐渐由一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变成了一个巧舌如簧、八面玲珑的人，他同时与好几个女子周旋，最终造成了于文娟、伍月、沈雪以及自己的家庭悲剧。严守一的转变折射出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电子屏幕所展现的虚拟世界中，现代人已经逐渐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人性之恶也借助科技文明的便利日益膨胀，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悲哀。
其三，是对小人物由抗争到最后妥协过程的揭示。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当那些觉醒了的小人物开始与现实抗争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时候，在经过长时间的徒劳抗争后，这些人最终选择了妥协。《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人公李雪莲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上访之路。在此过程中，李雪莲不断与各级不作为的政府官员斗智斗勇，虽然持续的上访使众多官员丢掉了乌纱帽，但她最终无法为自己正名，反而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最终只能放弃。李雪莲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个别官员的不作为，而是整个官员群体思想上的明哲保身思想。在此情况下，李雪莲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究其原因在于李雪莲最终认识到生活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圈套，正如作家所说言：“我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愁死我了。”[2]对李雪莲来说，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个人的抗争显得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二.喜剧姿态下的悲悯情怀
从词义上看，悲悯含有同情的意义，但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同情，其主要区别在于悲悯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指向的并不是个别人的不幸而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与对现实中遇到的某些痛苦或灾难而引起的同情心相区别，我们将这种由对人类的悲剧性生存困境的存在感悟所引发的情感体验称之为悲悯”[3]，在刘震云的笔下，其悲悯情怀主要隐藏在喜剧姿态下，这就使得作家的悲悯情怀很容易被读者忽视。小说《我叫刘跃进》的扉页上印着刘震云充满哲理意味的一句话：“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在刘震云的笔下，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焦虑、无奈，还是人生浩劫的悲苦、惨痛，都透露出一种幽默、荒诞的意味，让人时不时产生忍俊不禁的喜感。
首先，表现在作家的叙述方式上。从总体上看，作家在叙述过程中，常常从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出发，用冷漠、残酷甚至是戏谑的笔调揭示生活中大到死亡，小到买豆腐这样的生活琐事。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作者以一个类似记者的身份回到饿殍遍野的一九四二，以客观而冷静的态度向他的老娘、范克俭舅舅以及白修德等人进行“访问”。在此过程中，作家把他的所见所闻用写实的、甚至带有某种戏谑色彩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使得本来悲惨无比的逃荒显示出某种喜剧性。如对灾民大逃荒时灾民穿戴的叙述：“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4]对灾民逃荒时死亡的描写更是让读者触目惊心：“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5]作家把惨痛的逃荒过程以类似记者调查之类的社会新闻表现出来，战争的残酷被淡化了，惨痛的逃荒在作家笔下变成了冷静的社会新闻报道，作家的零度情感达到了极致。但仔细阅读，读者还是可以发现作家在貌似无情的背后所流露出的愤怒和同情。作家的目的在于用这种冷漠的叙述方式来再现战争的残酷，让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去触摸那段残酷的历史。也就是说，此时试刘震云的零度情感并不纯粹，只是以一种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