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高效的课堂，很难用固定的模式界定，但是，以自学为主的课堂教学，将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可以有各种课程资源开发和多姿多彩的途径，实现教学的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但当前教学遭遇的瓶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同一格局、机械的教学管理和整齐划一、教师完全失去评价权的考试评价体系。
　　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一线教师完全丧失自主权：早中晚一日数次考勤，听课不能不去，除了上课时间，教师没有任何主动权。无数的量化考核还要加上精细化管理，稍有违背领导的话，就会在年度考核上被扣分。管理者管教师，教师就管学生。可以想见，若干年后，未来的社会充斥的仍然是一批缺乏民主素质的、弱化了的国民。我们可以看到，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中小学教学中，潜藏着危险的因素：培植和养育文化、文明的学校，正野蛮地摧残着文化、文明。
　　基层教育为什么陷入像文革一样的“蛮荒”境地？因为激烈的竞争，撕去了教育的优雅和诗意，扼杀了原本应有的涵养教育；因为全社会的人，都需要学生的考分。全体学生被置身于同一考分下，塑造出同一的模型。
　　让我们来看看从前的考试，从中我们能体味出什么。
　　钱穆在常州中学读书时，历史老师是继清代赵翼后的常州籍史学大师吕思勉。有一次考历史时，钱穆信马由缰，下笔不能自收，考试结束时，四道题仅完成第一道。等到卷子发下来，他发现得了100分。而在未答的三道题的空白处，吕思勉用铅笔洋洋洒洒写的评语竟然比他答题的文字还要多。
　　吴晗、钱钟书、钱伟长数学都非常差，但国文特别好。那时的学校选才能够不拘一格，将他们录取了，日后成为佳话。
　　美国的斯泰因夫人年轻时参加詹姆斯的哲学考试，她答不上，在试卷上写道：亲爱的詹姆斯教授，我今天真的一点也不愿意回答这问题。詹姆斯看后，在试卷上写道：“我自己也常常如此。”并且给她打了个最高分。
　　张爱玲年轻时曾投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因国文不及格而落选。一个即将成为名作家的女青年，却栽在国文考试里。
　　旅居瑞士的著名的华裔作家赵叔侠投考台大国文系，因数学太差而两试不第。
　　毛泽东是诗人，长于文史，但数学、美术是短板。学校考画画，他只在纸上画了一个半圆，半圆下面画一条横线，题上“半璧见海日”，交了上去。
　　契诃夫在应该上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地理和数学不及格而留在二年级；在五年级，因为没有通过希腊文考试又留级了一年。
　　由此，考试并非只是检验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师生教学评价的一种工具，不应是师生命运的考核枷锁。如果承认学生的天资、遗传基因与个性的不同，如果承认因材施教是一个科学的教学规律，那么，我们的教育就必须给教师以相应的自主权。倘若在实施20多年的量化管理的基础上，再加上“精细化”，不知基础教育会被捆绑成什么样子！
　　当前教育不是要把课堂教学“煮沸”，而是应该冷静下来，在“涵养”上下工夫；当前教育除了改革，更应该开放；当前教育必须废除精细的量化管理，探索优雅和诗意的文化管理，让学校成为百花盛开的园圃。
　　（节选自《师道》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