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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藏于国于民的益处，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彬先生有段精辟的话：“收藏，首先是一种具有知识性、怡情性、趣味性的群众文化活动。通过对藏品的收集、整理、展示，不仅可以增长历史、文化、科技知识，激励追求新知的更大兴趣，提高美学欣赏水平；而且在收藏不断发现的过程中会给人们新的启迪和乐趣，对陶冶情操、怡情养性、激发爱国情怀、追求更高生活品位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礼貌与教养
对于收藏者来说，他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或汉代的陶罐，或唐代的三彩；他拥有的是一部分汉代或唐代的文化。这才是收藏者引以为傲的。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搞收藏，伴随着收藏，你的历史文化知识一定会在提高。我见过的古玩商，中国历史年表背得利落着呢。明代的十七帝是“洪建永洪宣；正景天；成弘正嘉隆；万泰天崇”。清十二帝是“天天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
年表对收藏者来说非常重要。有一回有人拿来一件所谓的元青花让我看，先别说胎釉文饰，一看那款识就不对。它写的是“至正二十九年”。虽然在年表上有“至正二十九年”和“三十年”，但是实际上，那时的元惠宗已经跑回草原去了。在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就灭元在应天（南京）称帝了。至正二十九年应该是洪武二年，没有谁敢写“至正二十九年”的年款。
所以文博前辈史树青老先生，生前用手杖点着地对搞文博的工作人员说：“要背年表！”
一般情况下，收藏瓷器的买回一件瓷器，都要反复地看，生怕打了眼。那上面的文化信息不期然地就在不知不觉中浸淫着他。比如买了张扬州八怪的画，紧着查资料，起码扬州八怪都有谁，他算是门儿清了。玩古玩确有陶冶情操的作用，最起码可以使你安静些，有教养些、懂规矩些。陈丹青说他以前没教养，是因为在罗马古董店的一次际遇“点醒”了他——陈丹青出国就爱逛古董店。他到罗马旅游时，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他就一家一家地进去看。有一家店，他进去后，就埋头看那些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店主问价钱。店主是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陈丹青一连问了好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陈丹青问：“为什么不卖呢？你开店不就是要卖的吗？”
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陈丹青说：“我很少脸红的，当时脸红到了脖子，非常难为情。”陈丹青感慨地说：“我相信很多人没礼貌，并不是这个人不好，实际上是不懂事。”换言之，“所谓没礼貌，不是你不尊敬人，是你不知道尊敬的方式。”
陈丹青说：“素质，也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老的字，叫作‘教养’。很多有地位的人，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
去年，我给社区讲收藏，有个法学博士喜欢收藏，非要拜我为师。可巧第二天，我们在一个地摊上又碰面了。当时我想买一个小玩意儿，正在跟摊贩讨价还价。小贩要200元，我说给150元，小贩不干，让我再加点，我说不加。这博士掏出160元来，说：“你卖我吧。”结果小贩把东西卖他了。看着这位博士喜滋滋的样子，我二话没说，走开了。
这就叫不懂规矩。行里人管这种行为叫“截和”，在别人正在交易的时候，第三者不能上去。
其实，北京的许多传统行业都是讲规矩的。比如梨园行，你拜师学戏，师父首先要问你“孝顺不孝顺父母”，不孝顺的，坚决不要，为什么？旧社会有这么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师父把浑身的本事都教给了你，回头你把师父踢到一边去。师父就怕这个。你连你的父母都不孝顺，将来能管师父吗？
再有就是古玩行。一提古玩行，大家脑海里出现的就是奸商的形象。那是电视剧给闹的。其实古玩行是最讲信用最讲规矩的行业之一。
古玩行中有一种叫打硬鼓的。新中国成立前，在西城有个打硬鼓的叫大个刘。他收了个翠镯，要在怀里揣一个月后，才把镯子卖掉。为什么？万一卖镯子的人后悔了，他就拿出来退给人家，说：“我还给您留着呢。”
开店的也如是，对顾客客气着呢！顾客来了您得恭敬地请顾客，问顾客不能说：“您买什么？”得说：“您用点什么？”顾客买也不能说买，得说：“匀”，“这东西您匀我得了。”
当人们对物质功能性的基本需求特别满足时，就会本能地将意志转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这个时候，人们对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要求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
美国的《读者文摘》曾经公布一个全球礼貌城市的调查。在他们调查的35个城市当中，纽约排第一。亚洲城市的排名多半不好。香港排第25名，台北排28名，新加坡30名，首尔32名，倒数第一是孟买。北京排第几它没写，看得出它是给北京留了面子。“今天中国富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自己告诉自己，在公共场所可以小声一点说话；坐轿车的时候不必那么用力摔门；做老板的，如果你的员工打碎了东西，先问有没有人受伤，而别急着骂人，因为人比东西重要。”
礼仪与收藏
上述所提及的问题，只要我们稍加注意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我国是个礼仪之邦，从《周礼》到孔子的“仁者爱人”自不屑说，我这里拿两个收藏品中的小物件说一说礼仪与收藏。
先说女同志佩戴的戒指与耳环。女子为什么要佩戴戒指，戒指是为了“戒”：女子把戒指戴在左手的中指或无名指上，表示自己已经订婚或结婚，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戴在右手的中指或无名指上，表示自己未婚。
佩戴耳环是为了端庄、稳重，走路不致打脸。
古代男子佩玉既是标志又是德操。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富贵人家的公子腰间都要佩戴好多玉件，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高兴就把佩戴的小玉件送下人，下人们还主动抢呢。身上这些玉器做什么用的？当然首先是从玉德上考虑，其次是礼仪，这些玉件可以提醒和规范你要稳重，不能动作太大，否则玉件会碰响的。我记得“文革”时期，两派造反派辩论，一派说自己是“叮当响”的造反派，另一派反讥他们是“叮当乱响”的造反派。这“叮当响”和“叮当乱响”形容造反派最恰切不过了。只有不安分的人，才会“叮当乱响”。
我国明代有个叫陈继儒的文人，写了本《小窗幽记》，他在书中标榜“读义理书，学法帖字；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煮茶；泛舟观山，寓意弈棋。虽有他神。物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情感是幸福的依靠，精神是幸福的支柱。其实茶乐，吾不易也。”为我们描绘了明末文人的闲情逸致。
白岩松在给于丹《趣品人生》作的《序》中说：“有人说，想要幸福，三个词很重要——物质、情感与精神。物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情感是幸福的依靠，精神是幸福的支柱。”其实茶、酒、琴棋书画包括收藏都是手段，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让心静下来。心不静，幸福来不了；人没有更多与内心对话的机会，生命就活不起来。
总要有个机会和忙乱告别，把更好的人生拿起来。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礼貌与教养
对于收藏者来说，他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或汉代的陶罐，或唐代的三彩；他拥有的是一部分汉代或唐代的文化。这才是收藏者引以为傲的。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搞收藏，伴随着收藏，你的历史文化知识一定会在提高。我见过的古玩商，中国历史年表背得利落着呢。明代的十七帝是“洪建永洪宣；正景天；成弘正嘉隆；万泰天崇”。清十二帝是“天天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
年表对收藏者来说非常重要。有一回有人拿来一件所谓的元青花让我看，先别说胎釉文饰，一看那款识就不对。它写的是“至正二十九年”。虽然在年表上有“至正二十九年”和“三十年”，但是实际上，那时的元惠宗已经跑回草原去了。在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就灭元在应天（南京）称帝了。至正二十九年应该是洪武二年，没有谁敢写“至正二十九年”的年款。
所以文博前辈史树青老先生，生前用手杖点着地对搞文博的工作人员说：“要背年表！”
一般情况下，收藏瓷器的买回一件瓷器，都要反复地看，生怕打了眼。那上面的文化信息不期然地就在不知不觉中浸淫着他。比如买了张扬州八怪的画，紧着查资料，起码扬州八怪都有谁，他算是门儿清了。玩古玩确有陶冶情操的作用，最起码可以使你安静些，有教养些、懂规矩些。陈丹青说他以前没教养，是因为在罗马古董店的一次际遇“点醒”了他——陈丹青出国就爱逛古董店。他到罗马旅游时，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他就一家一家地进去看。有一家店，他进去后，就埋头看那些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店主问价钱。店主是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陈丹青一连问了好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陈丹青问：“为什么不卖呢？你开店不就是要卖的吗？”
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陈丹青说：“我很少脸红的，当时脸红到了脖子，非常难为情。”陈丹青感慨地说：“我相信很多人没礼貌，并不是这个人不好，实际上是不懂事。”换言之，“所谓没礼貌，不是你不尊敬人，是你不知道尊敬的方式。”
陈丹青说：“素质，也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老的字，叫作‘教养’。很多有地位的人，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
去年，我给社区讲收藏，有个法学博士喜欢收藏，非要拜我为师。可巧第二天，我们在一个地摊上又碰面了。当时我想买一个小玩意儿，正在跟摊贩讨价还价。小贩要200元，我说给150元，小贩不干，让我再加点，我说不加。这博士掏出160元来，说：“你卖我吧。”结果小贩把东西卖他了。看着这位博士喜滋滋的样子，我二话没说，走开了。
这就叫不懂规矩。行里人管这种行为叫“截和”，在别人正在交易的时候，第三者不能上去。
其实，北京的许多传统行业都是讲规矩的。比如梨园行，你拜师学戏，师父首先要问你“孝顺不孝顺父母”，不孝顺的，坚决不要，为什么？旧社会有这么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师父把浑身的本事都教给了你，回头你把师父踢到一边去。师父就怕这个。你连你的父母都不孝顺，将来能管师父吗？
再有就是古玩行。一提古玩行，大家脑海里出现的就是奸商的形象。那是电视剧给闹的。其实古玩行是最讲信用最讲规矩的行业之一。
古玩行中有一种叫打硬鼓的。新中国成立前，在西城有个打硬鼓的叫大个刘。他收了个翠镯，要在怀里揣一个月后，才把镯子卖掉。为什么？万一卖镯子的人后悔了，他就拿出来退给人家，说：“我还给您留着呢。”
开店的也如是，对顾客客气着呢！顾客来了您得恭敬地请顾客，问顾客不能说：“您买什么？”得说：“您用点什么？”顾客买也不能说买，得说：“匀”，“这东西您匀我得了。”
当人们对物质功能性的基本需求特别满足时，就会本能地将意志转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这个时候，人们对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要求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
美国的《读者文摘》曾经公布一个全球礼貌城市的调查。在他们调查的35个城市当中，纽约排第一。亚洲城市的排名多半不好。香港排第25名，台北排28名，新加坡30名，首尔32名，倒数第一是孟买。北京排第几它没写，看得出它是给北京留了面子。“今天中国富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自己告诉自己，在公共场所可以小声一点说话；坐轿车的时候不必那么用力摔门；做老板的，如果你的员工打碎了东西，先问有没有人受伤，而别急着骂人，因为人比东西重要。”
礼仪与收藏
上述所提及的问题，只要我们稍加注意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我国是个礼仪之邦，从《周礼》到孔子的“仁者爱人”自不屑说，我这里拿两个收藏品中的小物件说一说礼仪与收藏。
先说女同志佩戴的戒指与耳环。女子为什么要佩戴戒指，戒指是为了“戒”：女子把戒指戴在左手的中指或无名指上，表示自己已经订婚或结婚，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戴在右手的中指或无名指上，表示自己未婚。
佩戴耳环是为了端庄、稳重，走路不致打脸。
古代男子佩玉既是标志又是德操。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富贵人家的公子腰间都要佩戴好多玉件，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高兴就把佩戴的小玉件送下人，下人们还主动抢呢。身上这些玉器做什么用的？当然首先是从玉德上考虑，其次是礼仪，这些玉件可以提醒和规范你要稳重，不能动作太大，否则玉件会碰响的。我记得“文革”时期，两派造反派辩论，一派说自己是“叮当响”的造反派，另一派反讥他们是“叮当乱响”的造反派。这“叮当响”和“叮当乱响”形容造反派最恰切不过了。只有不安分的人，才会“叮当乱响”。
我国明代有个叫陈继儒的文人，写了本《小窗幽记》，他在书中标榜“读义理书，学法帖字；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煮茶；泛舟观山，寓意弈棋。虽有他神。物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情感是幸福的依靠，精神是幸福的支柱。其实茶乐，吾不易也。”为我们描绘了明末文人的闲情逸致。
白岩松在给于丹《趣品人生》作的《序》中说：“有人说，想要幸福，三个词很重要——物质、情感与精神。物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情感是幸福的依靠，精神是幸福的支柱。”其实茶、酒、琴棋书画包括收藏都是手段，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让心静下来。心不静，幸福来不了；人没有更多与内心对话的机会，生命就活不起来。
总要有个机会和忙乱告别，把更好的人生拿起来。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