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艺术，表面上十分宁静，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在宁静中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意大利画家基里科如是说。这也是朱文颖在《一个形而上的下午》（《十月》2020年第6期）开篇引用的话，那个下午我与几个朋友一起挑选易都办展的摄影作品，我们漫谈艺术家与艺术品、形而上与形而下，讨论塞尚试图本质化的苹果、谎言和言语装饰下的本真的“我”，企图寻找剥除所有表象后的某种生活的实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本质是晃动的，在不同的维度之间。若是如此，那么这个下午在某个平静的维度里接近了他们所探讨的形而上的艺术。但随之而来的疫情和封城打破了这种形而上的平静，几个月后的摄影展上，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包括杜尚的画像上都戴着有呼吸阀的口罩，一个一个隔开的戴着口罩的孤零零的个体，面目看上去竟十分相似。在这一疾病维度上，所有人似乎都被还原到某种模糊的一致性上，具有类似的狼狈和脆弱，笼罩着艺术与生活都难以摆脱的疾病的阴影。
　　突如其来的疾病最易毁坏平静的日常秩序，将人强行抛掷到身不由己的困局里，紧跟着就是对生死和别离的被动感受和被迫思考。《空房子》（梅驿，《十月》2020年第6期）讲述了“我”面对伴侣癌症和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心理接受史，王耒本是事业顺遂的年轻知识分子，但疾病轻易就让这一切毫无意义，我无论是失眠还是到空房间去睡觉其实都是在逃避这个事实，同时也是在适应这个事实，即对生死的无能为力和个体永恒的孤独。确诊以来，我俩从以前相拥而眠的习惯到默契地分开入眠，确证了我们本就是孤立个体，不过是有幸相爱相伴一段时间罢了。我也听过见过医院里许多像我一样寻找空房间就寝的人，我们都像夜里徘徊的幽灵，生命里来来去去的人也如同在空房间里互不干扰地拼房睡的陌生人，当我偶然发现王耒背着我也偷偷找空房间睡觉，更清楚地意识到，即便是恩爱二十年的另一半也可以只是邻床的一个陌生人。“我躺在355的一张床上，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恐慌过。我一直觉得，还有一种什么东西能赶走我们内心的荒凉，而现在，我确定，没有。”
　　疾病和死亡只是让个体的孤独和无助更为突出，刨除这种被动又无奈的情况，也不能改变个体本质孤独的事实。庞羽的《小一号的岛屿》（《花城》2020年第6期）以颇意识流的语言讲述了一对夫妻间的情感隔膜和难以对话，窦先生总觉得妻子丽华到海南去养病是因为有了外遇，她对他感情的消失是因为新感情的取而代之;但丽华只是纯粹的逃避，她感觉到某种东西正在不可控制地流失，爱情有多种面貌，婚姻只有一副琐屑而彼此厌倦的面具，婚姻固然令丽华厌倦，但内里对情欲和自我流失的不能自控才是最让丽华感到痛苦的，她对窦先生说她世界里的海南岛正在逐渐消失，海面下降、椰子减少，关于海南岛的一切资讯都是一团杂音，地图上的海南岛也在淡化，“它们都会消失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世界少了一块海南岛，并不是什么致命的事。但是，你明白的。你明白我的恐惧吗？”窦先生鬓角的胎记正像是小一号的海南岛，丽华关于海南岛的这段剖白显然是指向窦先生以及二人关系的。
　　这种流失和无力感是不可抗拒的，恐惧的源头是面临内在消逝的折磨却仍要维持现状，最终只能沦为一具具空壳，维持着表面风平浪静的形式。窦先生最后终于知道了“丽华没有离开他。是的，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他们依然在车里。但窦先生明白，她正在渐渐地、一点一滴地失去他的脸。”小说并不追究二人情感变化的所谓真正缘由，因为这种消逝不需要一个确凿的世俗理由，消逝正如发生一样是无理由且不可把握的，婚姻底下的隐形牵绊和自我的逐步消亡也是个体孤独本质逐渐暴露的过程，小说借此表现某种平静形式下蠢蠢欲动的精神危机和情感危机，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隔膜和恒久的孤独。
　　置身于更加具体的日常琐碎里，作家们笔下的个体除了孤独感还时常伴有微妙的异化，且异化常常指向城市。《方寸》（林为攀，《鸭绿江》2020年第11期）中的芳菲菲自矜为作家，看不起同为前台的其他年轻女白领的现代潮流生活，小说前半篇都是从她的视角居高临下地批判同事们的生活方式，但其实她才是格格不入、被忽视的那一个，后半篇揭露了她写作瓶颈，婚姻简陋，丈夫平庸，还因为房车和饮食问题频频与丈夫儿子起冲突，面临的处境与城市高压下的其他人并无不同，不过是作家这个精神身份给她提供了方寸虚构的清高傲慢的领地，而这一精神领地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面对丈夫和儿子离家出走，她惶然意识到自己的无助和孤独，意识到这方寸高傲对自己毫无帮助，她愿意立刻做出妥协只求维护当下的平静和体面。小说通过前后视角的转换和对比，更强烈地体现出当下城市人的主体危机，一边是高压高速的物质异化，一边是无处安置的精神净土，囿于方寸之间，进退两难，无所适从，所做的挣扎也不过是饮鸩止渴，这一方寸在现实的挤压下不断收缩变形，个中的人似乎只能逐渐窒息而死。
　　《当代小说》（2020年第12期）“新都市小说”栏目中的《纸醉》和《白手套》更為直白地表现了这种都市人异化的困境。《纸醉》中的丁默克是一个有着传奇般财富和权力的神秘人物，他呼风唤雨，身边权贵朋友数不胜数且都对他恭维有加，“我”是唯一一个不参与他权钱游戏的朋友，且因心理诊疗师的身份，能与他说心里话，知道他常怀念尚贫穷时死去的妹妹。老丁出事后，他身边的朋友马上变了脸，我梦见他被朋友们捆起来烧死，天上下的雨变成钞票淹没了他。“都市夜间的霓虹灯像将丁默克的身影幻化成一道道碎片，模糊且怪异。我瞪大眼睛，想要从这些碎片中还原一个真实的老丁。”尽管小说人物塑造较为平面化，还有些纯爱言情小说过度幻想的特征，但不妨碍表现老丁及其朋友们都是都市背景下被权钱所扭曲的人，借由“我”这个清白悲悯的旁观人表达对此的悲哀，并竭力寻找异化中一闪而逝的一点温情的光，而这种对温情碎片理想化的追索和怀念显见是作者愿望的投射。
　　《白手套》从反面进行异化困境的表现，银行职员潘全虽然因为天生六指而在工作中有着惊人的优势，但周围人以其六指为异样，领导利用他参加点钞比赛争荣誉，却仍称呼他为残疾人，也不让他参加赛后的颁奖和采访;妻子喜欢他的“抓钱手”只是因为这双手带来的收入，实则厌恶他的触摸，并且憎恨他把畸形遗传给了女儿;潘全自己也十分以此为耻，总是戴着手套遮掩，他只是想利用这双手入编升职后就手术切掉第六指。在最近的一次比赛中，他因为点钞赢了机器，砸了单位里努力打造的技术招牌，不被嘉奖反被批评为个人英雄主义。在都市集体化规训和均质化的大潮之下，异样与独特只能在短暂的利益目的下被认可，当集体利益目标发生变化时，它们被歧视和被排除的本质就会再次暴露再次被强调。普通人惶惶不安于异样，为了寻求安全感，愿意割舍所有异样之处，接受均质化的规训，成为复制黏贴的平庸一员。 　　后来，潘全在与某个泼皮客户的争执中，手指被砍，他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被授予特殊荣誉并破格提拔，顺势做了第六指切除手术，特殊的第六指完成了最后一次利益交换，他如愿以偿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正常人。丁默克浮沉于利益场，在扭曲的大环境下孤独地走向灭亡，潘全无法被他人认同，也无法达成自我认同，渴望顺服融入，这种接受异化的选择也不过是当下多数人可能会做的选择。
　　陈修平的《局里局外》（《莽原》2020年第6期）和程多宝的《城市中流行一种痛》（《星火》2020年第6期）都写了职场上复杂而微妙的人际纠缠，但最终指向两种不同的态度。《局里局外》的梁志淡泊名利，只想做好份内的工作，因为旧日一点同学交情不好拒绝，不慎卷入一场举报风波里，而后又遭受了老同学的职场排挤和冷暴力，最后他选择一退再退，抓准时机调职到清闲的区文化馆，放弃未来的副科级待遇，只求成为真正的局外人。小说以一件小事反映出官场的波诡云谲和明争暗斗，也映射出人际关系被权力和利益所异化的现实境况，但是只有这种乐呵呵的一再退避是唯一的出路吗？置身于繁杂的社会生活里，无处不是这种权与利的关系，难道不会有退无可退的一日？
　　《城市中流行一种痛》中的二梅有着过硬的权力关系并时常享受着因此得来的各种便利，长袖善舞，爱高调行事，事事攀比争先，大梅对此却似乎很温吞豁达，做事低调，不爱竞争，与二梅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同事关系，好似温顺地守在自己方寸格子间，摆出“这样也很好”的态度，周围人都替她打抱不平，实则她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直到儿子高考远远好于二梅的儿子，二梅却不得不为儿子的留学和未来工作花大把的钱和精力，她心里不免有些乐，觉得就冲着儿子优秀这点，自己终于把二梅“打翻在地”。这种竞争和倾轧显然已经溢出职场，职场外的一切也成为竞争的筹码，包括家庭的幸福和下一代的前途出路，大梅看起来冷静自持、淡泊名利，其实也已然迷失在这无休止的攀比纠缠里，并颇有些咬牙切齿地叮嘱儿子“别学没用的妈妈，什么都不争取，到头来白活一生”。
　　这种人际之间的扭曲异化蔓延得无孔不入，且常常是无声无息地渗透进生活的每一寸，看似平静的表面底下其实已经酝酿着风暴，退守与放弃竞争也难保始终如一的真正的宁静平和，正如《方寸》那样堪堪维持着方寸无用的高傲自矜，多数人被异化而不自知，維持着虚假的体面其实不过图个体面的“胜利”。这是一种城市流行的痛，是一种当代人的痛，也是一种时代变迁导致的异化之痛。
　　在这般踟蹰痛苦的进退两难之间，人们只能追忆不可返回的过去，从中寻找一种美化过的慰藉。吕先觉的《智能病》（《清明》2020年第6期）中的瘸腿区教授患有智能手机恐惧症，大谈智能有害，他徒步几百公里寻找年轻时待过的慢云村，他怀念那里慢悠悠的云、慢节奏的诗意生活和与慢云姑娘漫长而含蓄的书信传情，他描述的那个村庄很有木心所写的《从前慢》的氛围，作者借区教授的回忆之旅批驳了当下被智能操控的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毁灭了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也掏空了爱情的美好内涵，作者不无怅惘地怀念某种田园牧歌式的过去。
　　《世上再无黄鰟鲏》（王顺法，《清明》2020年第6期）写了一个木讷穷困但仍乐于帮助同样困苦人家的外乡捞鱼人，直到某次山洪以后，他们全家都消失了。
　　《念想如树》（常捍江，《山西文学》2020年第11期）中的母亲不停念叨着父亲生前如何帮衬邻居、战友和村民，母亲延续遗志，瘫痪了也不忘慷慨解囊帮助困难的友邻，这种慷慨无私、质朴热诚的邻里关系带有一种高尚而原始的田园牧歌色彩，沉重踏实得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我”不知不觉也受到一些影响，反省自己做了多年扶贫工作也从未如此慷慨无私过，归根到底当下每个小家都负担着沉重的压力，已无暇顾及他人，这棵精神巨树也许会随着一代人的逝去而枯亡，现在他们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将来也可能从我脑海里抹去，我察觉到了这种消亡的趋势而感到烦躁不安。
　　《清偿》（夏立楠，《山西文学》2020年第11期）和《羊倌老万》（侯发山，《莽原》2020年第6期）则表现了重情重义、善恶有报的朴素民间道德观和处事原则，《清偿》甚至还有转世投胎、结草衔环的传统神秘色彩。
　　这些小说大多落脚在“过去”和“乡村”，怀念从前乡村人与事的纯真质朴、朴素道德观和亲密真诚的人际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美好和谐没有丝毫龃龉不堪，俨然一个理想的乡村乌托邦，以此批判或逃避当下时代和城市异化扭曲之痛和孤独疏离之苦，而这些过去与乡村因其不可回返性和消亡趋势更显得异常珍贵美好。
　　相反的，郭海鸿的《不叫碰瓷那叫什么》（《当代小说》2020年第12期）表现了乡村人对城市的不理解和不适应，他们惯常以亲戚和人情关系办事，想当然地以这老一套进行道德绑架和人情绑架，不讲法律和道理，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虚无的面子，这一套在城市并不适用且处处令人陷入尴尬。作者以乡村的混沌和愚昧戳破了人们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选择性幻想，也让人不得不思考理想乡村乌托邦存在的合理性。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种种有机社会仅仅是用以谴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商品化生活的种种方便的神话。”彼时那群英国文学研究者无力为新的社会秩序提供一个政治替代物，只能给出一个“历史的”替代物，一如浪漫主义者以前之所为。当下面对来自城市的高压高速的异化和个体孤独感的极大突出，人们无所适从进退两难之际只能寄托于永逝不返的理想化乡村乌托邦，这种理想乌托邦经过了选择性表现和美化，是难以验证也不可验证的。
　　除了乡村，这种理想化和美化投射到爱情上也是许多作者热衷描写的主题，他们试图重现和歌颂某种坚贞纯洁、矢志不渝的情爱关系。《越界》（李苇子，《花城》2020年第6期）塑造了一个沉默深情的黄瘸子，他暗恋已婚的苏小慢，默默关心但从不越界，在苏小慢越界捕鱼被掳走后，他豁出一切纠集人马去救她，之后消失无踪。作者在创作谈中不无叹惋地说“在今天的现实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黄瘸子’，或者说，在这个浪漫性被功利主义替代、鸡零狗碎人人自保的时代，‘黄瘸子’早已被弃如敝履。”因此他只能将对浪漫深情和侠义精神的渴望寄托在小说里，这种沉默深情自然也如乡村乌托邦一样是理想化的。 　　更多作品在尝试描摹矢志不渝的理想情感关系模型时则往往漏洞百出、不合时宜。《陈渔的爱情》（娜彧，《作品》2020年第12期）写了一对特殊年代里的年轻爱侣，日本世家大小姐陈渔爱上移民日本的贫穷中国小子陈立恒，两人私奔回中国，被长江沿岸某个村庄的村民所接纳，几年后卷入政治运动中，陈立恒担下莫须有的日本特务罪名被抓走后一去不回，陈渔不愿相信他已被枪毙，痴心等待了近七十年直到死去。这期间她曾与年轻的周泉明陷入恋爱，在满足干涸已久的精神和肉体需求的同时又深为自己的“背叛行为”所折磨，她拒绝承认自己对周泉明的爱，不断强调自己是陈立恒的女人，永远只爱陈立恒一人。
　　作者似乎试图通过陈渔的忠贞和等待歌颂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但这也显然压抑了陈渔理应有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她的忠贞和自我告诫带有自觉的自我驯化，不断明示或暗示自己是陈立恒的附属品。这种忠诚和等待也带有强烈的男性凝视与幻想的色彩，在一些日本传统古典爱情小说里，流浪的男主角常常留情于某处，从而拥有短暂相爱却一生一世等待自己的恋人，在码头或山路上把自己眺望成望夫石，这不过是一种男性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其实质是用爱情和忠贞之类的名目掩盖的权力不对等。而小说特意设置的特殊年代也沒有更深刻的意涵，不过是在二人情感消退前截断二人关系的一种外力，置换成其他外力也并无太大差异。
　　陈小庆的《假如猫会写字》（《莽原》2020年第6期）讲述了一个充满传统神鬼文化神秘色彩的爱情故事，辛先生破译了隔壁过世老太太家门板上奇怪的猫抓痕信息，又顺藤摸瓜查看了她家的黄猫画像和旧日信件及旧照片，惊异得知自己与老太太前世今生的关系。辛先生前世是老太太的恋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抛下恋人独自乘船逃亡，却不幸沉船而死，灵魂附在她家黄猫身上留下了猫抓痕信件，告诉她自己下辈子转世会成为她的邻居;老太太初见辛先生认出是自己前世恋人，不由泪流满面，临死前留下信件愿把银饰留给他，来世投胎做他女儿，几年后辛先生果然得一女。
　　小说以猫抓痕信件和动物语言破译先垫定故事的虚构性，而后的展开则与古典小说各类人鬼情未了、转世投胎再续前缘等等桥段异曲同工，并无什么新意，只是为了表现生生世世恒久坚韧的爱情，但既然借用了神鬼轮回的传统文化，小说中的男人背弃恋人却没有得到天道轮回、善恶有报这种传统朴素道德观下应有的惩罚，只以其附身寻人的虚幻无用的深情对背弃行为进行掩盖和涂抹，老太太不仅不怨恨恋人的背叛，反而念念不忘了一生，转世投胎做女儿的桥段又正暗合了“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这种民间说法，个中除了强烈的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想象，细细想来，父权制还与前世今生的传统迷信相互交织，竟是有生生世世纠缠不休的意思，不由让人一阵恶寒。我们痛心于城市与时代异化下仓促空洞的性与爱，真情不再固然使人备觉孤独荒凉，但不合时宜、刻意为之的坚贞不渝模型不也是空洞苍白的？
　　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危机，过去的时代有过去的危机，当下的危机也正是从前一个时代中延宕而来，我们清楚过去不可回返，它们充当某种精神乌托邦的同时也是空虚无力的，因此要时常警惕这一乌托邦的迷惑性，“历史的”浪漫主义替代物可以聊以慰藉，却无法真正解决当下时代的危机。时代与城市酝酿出的静水流深式的孤独与异化，还需且行且感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