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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疗法在癌症治疗中的疗效已被充分证实，根据诸学者的临床实证研究，音乐疗法在帮助癌症患者缓解疼痛、安抚情绪、帮助睡眠中的疗效显著。“音乐疗法”的兴起和发展为缓解病痛，安抚情绪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这种音乐疗法的议程设置功效也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可以从挖掘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的精神价值角度来保护“非遗”，使“非遗”中的各种艺术形式从外部保护到内部盘活，激发艺术原有的生命力。
【关键词】议程设置；音乐疗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议程设置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起源自政论家李普曼（Lippman，1922年），这位被多位总统接见的专栏作家，在舆论引导方面有独特见解。在其所著《舆论学》中，他主张精英主导控制舆论，提出媒体给公众制造了“拟态环境”，并可以对公众进行议题的设置，将公众视为“幻影”。1968年，麦库姆斯（McMombs）和肖（Shaw）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大众媒体在对公众进行“议程设置”方面的作用，1972年，麦库姆斯（McMombs）和肖（Shaw）在《民意》（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季刊上发表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详细阐述了“议程设置”的论证过程和基本观点，其研究结论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即议程流向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该理论提出后，经过不断调整和修正，已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近几年，议程设置理论的倡导者在多次国际学术讲座中诠释了该理论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应用和意义，他们集中探讨了该理论发展的前沿观点，分别将“第三级议程设置”（麦库姆斯McMombs）、“导向需求”（韦弗Weaver）和“议程熔合”（肖Shaw）置于原本理论基础之上。
二、 “音乐疗法”在癌症治疗方案中的使用
尼采在其经典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将艺术分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两类，并且将艺术的最高境界看作一种“酒神精神”，即一种充满激情、生命热情和令人陶醉的审美过程。尼采认为，音乐艺术是“酒神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人的精神抚慰和心灵满足具有超乎其他艺术形式外形美的审美价值。我国古代典籍《春秋》、《乐记》上也曾记载音乐的“净化”作用，有助于人体健康，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乐行而伦清，耳聪目明，血气平和……”等都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音乐对心灵及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音乐疗法”即是对音乐艺术审美价值的挖掘和应用，它是一种对生理、心理疾病和现象进行干预、排除的治疗技术。近代高校“音乐疗法”专业的兴起和发展体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全新价值，“音乐疗法”专业是一门涉及艺术学、医学、心理学、康复学等多专业的交叉学科，美国于上世纪中期设置“音乐疗法”专业，后传播至世界各地。音乐疗法在癌症治疗中的疗效已被充分证实，根据诸学者的临床实证研究，音乐疗法在帮助癌症患者缓解疼痛、安抚情绪、帮助睡眠中的疗效显著。癌症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由于其特殊性使得病人心理压力巨大，加上放疗、化疗的介入治疗，使患者生活质量急剧下降，而对癌症患者来说，面临最大的痛苦即是心理抑郁和癌痛。音乐疗法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这种心理压力和身体病痛，根据多家医院临床上的统计，介入音乐疗法的干预组和对照组疗效数值变化明显。在临床“音乐疗法”的实施过程中，音乐治疗师通过运用一切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形式作为手段，如听、唱、演奏、音乐创作、音乐与其他艺术等等各种活动，在与被治疗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通过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引导被治疗者实现身心的放松，感受的转移与控制。在中国的音乐治疗过程中，中国古典音乐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被治疗者在欣赏传统音乐艺术过程中，无形中唤起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形式中的琴、筝、箫、笛、二胡、琵琶、丝竹、鼓等代表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乐器，加上意蕴悠长的传统诗歌作词，使得被治疗者沉浸于特定的艺术场景中，在美的体验和感受中，达到心境的升华，实现与音乐创作主体的心灵对话，继而自觉参与到音乐艺术的创作和演绎过程中，将音乐艺术形式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化，甚至由音乐美的感受移情到其他艺术美的品鉴过程中，将音乐艺术与茶艺、舞蹈艺术、手工艺术、民俗艺术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达到美感拓展的最大化。
“音乐疗法”的兴起和发展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可以从挖掘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的精神价值角度来保护“非遗”，使“非遗”中的各种艺术形式从外部保护到内部盘活，激发艺术原有的生命力。
三、议程设置视角下“音乐疗法”对传统音乐的传播
在我国临床应用中，通过音乐进行患者心理抚慰和治疗过程中主要强调的是音乐的“舒缓情绪”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音乐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本真、简單、朴素的音乐艺术形式能带给患者更宁静的心理感受。通过对“音乐疗法”的传播，使癌症患者家属在辅助治疗时能通过音乐减轻患者的痛苦，这对传统民族音乐的价值挖掘意义重大。“议程设置”主张议程的设置中不仅要注意“关注哪条信息”，而且还要形成“如何看待它”以及结合框架理论“将事件联系起来”的认知模式；设置议程时要关注哪些是“公众需求导向高”的议程，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设置；要深入社区，使媒体服务于社区，在服务中发现受众的兴趣和需求，进行综合性“议程熔合”。可见，议程设置的最新落脚点在于：媒体要根植于社区中，才能有效的发现议程、引导议程和设置议程。
在“议程设置”及最新理论补充的视域下，“音乐疗法”不应该仅仅通过媒体传播、医生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渠道告知患者及家属，还应该使这一议题能和患者的治疗需求结合起来，另外深入社区了解社区的需求情况，将“音乐疗法”普及到社区其他疾病的辅助康复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思想瑰宝，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许多“非遗”趋于失传和消亡，另一方面，面对琳琅满目的“泛娱乐化”文化产品，群众对于“本根性”的精神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却逐渐回归。这就出现一对矛盾：传统文化供给的匮乏和群众审美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临床治疗中的价值开发和艺术回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视角，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最具艺术内涵和人文价值的文化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辈们在日常生活运作中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血脉。在临床治疗中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对文化艺术本源的回归，凝聚了民众的感情和集体记忆，产生对传统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综上所述，传统音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和传承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学术界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刻不容缓。随着后工业时代民众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娱乐至上”等价值观的盛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审美旨趣正在减少，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传承人缺失、产业化程度低、年轻一代的文化心理转变等原因，众多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危机。所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逻辑”中跳出来，探求和挖掘“非遗”的“精神价值”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而音乐疗法的临床应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传统音乐的优势，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魁立.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J]. 民间文化论坛，2004，04：51-54.
[2]郭海霞.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对策[J]. 特区经济，2010，06：239-240.
【关键词】议程设置；音乐疗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议程设置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起源自政论家李普曼（Lippman，1922年），这位被多位总统接见的专栏作家，在舆论引导方面有独特见解。在其所著《舆论学》中，他主张精英主导控制舆论，提出媒体给公众制造了“拟态环境”，并可以对公众进行议题的设置，将公众视为“幻影”。1968年，麦库姆斯（McMombs）和肖（Shaw）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大众媒体在对公众进行“议程设置”方面的作用，1972年，麦库姆斯（McMombs）和肖（Shaw）在《民意》（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季刊上发表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详细阐述了“议程设置”的论证过程和基本观点，其研究结论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即议程流向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该理论提出后，经过不断调整和修正，已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近几年，议程设置理论的倡导者在多次国际学术讲座中诠释了该理论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应用和意义，他们集中探讨了该理论发展的前沿观点，分别将“第三级议程设置”（麦库姆斯McMombs）、“导向需求”（韦弗Weaver）和“议程熔合”（肖Shaw）置于原本理论基础之上。
二、 “音乐疗法”在癌症治疗方案中的使用
尼采在其经典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将艺术分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两类，并且将艺术的最高境界看作一种“酒神精神”，即一种充满激情、生命热情和令人陶醉的审美过程。尼采认为，音乐艺术是“酒神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人的精神抚慰和心灵满足具有超乎其他艺术形式外形美的审美价值。我国古代典籍《春秋》、《乐记》上也曾记载音乐的“净化”作用，有助于人体健康，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乐行而伦清，耳聪目明，血气平和……”等都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音乐对心灵及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音乐疗法”即是对音乐艺术审美价值的挖掘和应用，它是一种对生理、心理疾病和现象进行干预、排除的治疗技术。近代高校“音乐疗法”专业的兴起和发展体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全新价值，“音乐疗法”专业是一门涉及艺术学、医学、心理学、康复学等多专业的交叉学科，美国于上世纪中期设置“音乐疗法”专业，后传播至世界各地。音乐疗法在癌症治疗中的疗效已被充分证实，根据诸学者的临床实证研究，音乐疗法在帮助癌症患者缓解疼痛、安抚情绪、帮助睡眠中的疗效显著。癌症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由于其特殊性使得病人心理压力巨大，加上放疗、化疗的介入治疗，使患者生活质量急剧下降，而对癌症患者来说，面临最大的痛苦即是心理抑郁和癌痛。音乐疗法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这种心理压力和身体病痛，根据多家医院临床上的统计，介入音乐疗法的干预组和对照组疗效数值变化明显。在临床“音乐疗法”的实施过程中，音乐治疗师通过运用一切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形式作为手段，如听、唱、演奏、音乐创作、音乐与其他艺术等等各种活动，在与被治疗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通过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引导被治疗者实现身心的放松，感受的转移与控制。在中国的音乐治疗过程中，中国古典音乐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被治疗者在欣赏传统音乐艺术过程中，无形中唤起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形式中的琴、筝、箫、笛、二胡、琵琶、丝竹、鼓等代表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乐器，加上意蕴悠长的传统诗歌作词，使得被治疗者沉浸于特定的艺术场景中，在美的体验和感受中，达到心境的升华，实现与音乐创作主体的心灵对话，继而自觉参与到音乐艺术的创作和演绎过程中，将音乐艺术形式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化，甚至由音乐美的感受移情到其他艺术美的品鉴过程中，将音乐艺术与茶艺、舞蹈艺术、手工艺术、民俗艺术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达到美感拓展的最大化。
“音乐疗法”的兴起和发展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可以从挖掘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的精神价值角度来保护“非遗”，使“非遗”中的各种艺术形式从外部保护到内部盘活，激发艺术原有的生命力。
三、议程设置视角下“音乐疗法”对传统音乐的传播
在我国临床应用中，通过音乐进行患者心理抚慰和治疗过程中主要强调的是音乐的“舒缓情绪”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音乐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本真、简單、朴素的音乐艺术形式能带给患者更宁静的心理感受。通过对“音乐疗法”的传播，使癌症患者家属在辅助治疗时能通过音乐减轻患者的痛苦，这对传统民族音乐的价值挖掘意义重大。“议程设置”主张议程的设置中不仅要注意“关注哪条信息”，而且还要形成“如何看待它”以及结合框架理论“将事件联系起来”的认知模式；设置议程时要关注哪些是“公众需求导向高”的议程，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设置；要深入社区，使媒体服务于社区，在服务中发现受众的兴趣和需求，进行综合性“议程熔合”。可见，议程设置的最新落脚点在于：媒体要根植于社区中，才能有效的发现议程、引导议程和设置议程。
在“议程设置”及最新理论补充的视域下，“音乐疗法”不应该仅仅通过媒体传播、医生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渠道告知患者及家属，还应该使这一议题能和患者的治疗需求结合起来，另外深入社区了解社区的需求情况，将“音乐疗法”普及到社区其他疾病的辅助康复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思想瑰宝，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许多“非遗”趋于失传和消亡，另一方面，面对琳琅满目的“泛娱乐化”文化产品，群众对于“本根性”的精神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却逐渐回归。这就出现一对矛盾：传统文化供给的匮乏和群众审美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临床治疗中的价值开发和艺术回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视角，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最具艺术内涵和人文价值的文化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辈们在日常生活运作中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血脉。在临床治疗中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对文化艺术本源的回归，凝聚了民众的感情和集体记忆，产生对传统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综上所述，传统音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和传承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学术界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刻不容缓。随着后工业时代民众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娱乐至上”等价值观的盛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审美旨趣正在减少，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传承人缺失、产业化程度低、年轻一代的文化心理转变等原因，众多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危机。所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逻辑”中跳出来，探求和挖掘“非遗”的“精神价值”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而音乐疗法的临床应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传统音乐的优势，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魁立.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J]. 民间文化论坛，2004，04：51-54.
[2]郭海霞.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对策[J]. 特区经济，2010，06：239-240.